当年苏美尔文明定居地区的土壤是肥沃的冲积粘土，宜于谷物种植。但由于气候干旱少雨，苏美尔人必须以灌溉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然而，土壤和河水中都含有可交换的钠离子和盐。通常情况下，钠离子和盐被水带到地下水层中，只要地下水位与地表层保持一定的正常距离，含钠和盐的地下水对农田并不构成危害。但是，古苏美尔人只知道浇灌而不知道土壤中的盐分必须用充足的水加以过滤并完全排泄出去，结果是当地地下水的盐分逐年加重。当过度的积水渗入地下水时，含盐的地下水水位上升，在土壤的毛细管作用下侵入地表层，使土壤盐碱化。从苏美尔人吉尔苏城的遗址中，法国考古队发现了书写时间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4年之间的大批农业泥板文书。这些文献表明：随古代灌溉农业而来的土地盐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苏美尔的农民和贵族。很可能正是这一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在古巴比伦晚期(约公元前1700年)以吉尔苏为代表的大批苏美尔城市被永久放弃。写于公元前2027年的一份文件显示：库阿腊城里一块259公顷的农田竟带有162公顷的盐水池。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中巴比伦时期，苏美尔故地的土地盐碱化给国王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被认为是诸神对人类罪行最严厉的报复之一。在巴比伦一位国王奖给大臣的石刻地契中，对背约者的诅咒就是：“使碱土围其田，令大麦饥渴，绿色永绝！”远在北方的亚述地区因为雨水充足而不存在浇灌问题，因此农田盐碱化的情况不算严重。但考古发现证明，即便是亚述王也知道盐碱地的可怕，而且曾经以此为手段惩罚反叛的城市。阿达德尼腊瑞(公元前1307～前1275年)和其子沙勒马那沙尔(公元前1274～前1245年)都曾经在铭文中声称：我征服并摧毁了敌城后，把盐碱液播撒于其上。

    生态考古学对当地作物品种和单位面积产量的考察也证实了苏美尔地区农田盐碱化的存在。在苏美尔文明刚出现时的乌鲁克文化遗物中，装小麦的容器和装大麦的容器的出土数量基本相等。当苏美尔地区的土地开始盐化后，不耐盐的小麦开始逐年减少。公元前2400年时，吉尔苏城的小麦占16%，其余则是大麦。到约100年后的阿卡德时，小麦已经降到了3%。根据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份文件，此时在吉尔苏的一块地中小麦仅占1.86%。此后不久，苏美尔地区小麦几乎都已无法存活。尽管大麦相形之下比较耐盐，但土地的盐化也会减少它的产量。吉尔苏出土文献表明：公元前2400年，大麦每公顷收2537升，到公元前2100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1460升。约公元前1600年，吉尔苏城已经由于土地严重盐化而被放弃。此时吉尔苏邻近的拉尔萨城的大麦产量也仅为每公顷897升。

    古代人类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庞杂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从理论上来讲，他们成功或失败的范例仍能给今天的人类某些启示。这种观念使生态考古学越来越多地和今天的环境保护话题联系在一起，成为最有价值的新兴学科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