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提出这一重要思想之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四个“紧密结合”，既是我们党思考这个问题的自我要求，也是我们党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同志对此作了更为鲜明的概括：“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在时代进步潮流中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来临之际再次以“先锋队”的光辉形象屹立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

    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探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进一步结合，坚持并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的进步潮流。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不懈奋斗的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为巨大历史杠杆，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由毛泽东等人所开始探索的但没有成功解决的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航道，由邓小平打通了。始于毛，成于邓。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地继承由邓小平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着力把这条道路向前推进。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国内面临严峻挑战的转折关头，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在党的十四大上，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重要标志，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引导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高高举起，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当人类来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看到，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许多情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客观环境给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如何继续把邓小平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锻造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引领全党从而引领中国现代化建设，才能在新的重大挑战面前加强执政党建设从而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实践表明：在继续推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认识的同时，我们必须联系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一个基本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制肘，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关于党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尤为重要。不把党的事情办好，不能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解放全党思想、提升全党思想、推进全党思想，需要继续解决的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方面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便无从解决，如中国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问题等等，事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积少成多，积时成久，一旦遇到重大挑战，如洪水中的长江大堤，某一个细微环节、某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决堤于千里，酿成大祸。党的基本问题的解决，对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继续解决至关重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邓小平开辟的始于毛泽东所探索的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三个代表”为标志向前大大地推进了。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三个重大的理论成果，共同围绕着一个时代主题，共同解决一个时代课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一脉相承，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为深切、成熟的认识，有了更加客观、准确的把握。中国人对解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三个要害的关系问题，更加冷静、理性，更加游刃有余。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和主张，也是判断衡量其一切政策优劣好坏的根本标准。在对生产力的认识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关系的认识上，几代领导人之间呈现出一个逐渐深入、逐步发展的思想轨迹。毛泽东曾过多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意义，甚至在一定时期过分夸大生产关系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脱离生产力盲目变更生产关系、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代替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最终束缚了生产力发展。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揭示了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前提性、决定性作用，告诫全党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党的根本任务，必须依照生产力的根本标准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至全部社会上层建筑的关系，必须依照生产力的标准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同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洞察到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趋势和新的特征，更加注重从生产力的内在动力、内在发展要求方面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把关于生产力的认识，把生产力标准的认识从两元回归一元，同时，进一步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这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生产力的高度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明确的时代精神，赋予党与时俱进、永葆生机和活力的不懈动力。

    在经济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刚刚从战争硝烟中走来的第一代领导人，极容易受革命的习惯、革命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认识和处理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上更偏重于政治的因素，一是革命的枪杆子，一是革命的笔杆子，以为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社会主义就巩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几乎成为社会发展的单一向度。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地实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统领各项工作。经过20多年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奋斗，当我们迎来21世纪第一缕曙光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春江放舟。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规划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同时强调社会的整体进步，强调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趋成熟，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更加全面。

    在中国与世界、封闭与开放的关系上。能否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封闭的心态还是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教训，尤其是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不看世界的大变化，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拒绝开放和交流，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一切变化，西方社会之一切变化，共同述说着一个道理：开放才有活力；面向现代化，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孙中山先生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中国，改造中国。由于各种原因，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直面世界大势，以特有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挑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积极地面对世界，而且勇敢地接受世界，接受了现代世界的文明潮流。我们积极地引进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资金、人才、经验、体制和先进理念，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我们几乎全都拿过来了。国门洞开，面向世界，现代世界的文明潮流在中国大地奔腾激荡，中国社会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江泽民同志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未来，明确提出“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党的十六大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做出新部署，使中国社会在接受、引进世界文明潮流的同时，全面融入、全面走进世界潮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竞争，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从面对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到接受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再到走进并全面融入世界发展进步潮流，中国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真正成为一个有分量的大国而在世界文明潮流中作出独特的贡献。

    我们看到，“三个代表”应时而生，应运而生，它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成就和全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地吸收了现时代的时代精华，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深刻地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指导解决中国现阶段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过程中的重大创新。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三个代表”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性”的新的思维框架重新解读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逻辑，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困扰我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新的回答，扫清了继续发展的思想的制度的障碍，并为进一步清除障碍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实践舞台

    改革开放，当邓小平举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就是要求我们以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为座标系，重新审视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新建构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体制。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过之前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酝酿、争论和探索，我们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那时，人们已经预见到这个新的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将会给中国社会及其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带来深刻的革命性的改造。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变了，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对于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无论人们的想法如何，是积极、是消极，是兴奋，是抵触，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经济的必然性无情地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及至上个世纪末，无情的必然性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日益明显，特别是有些问题缠绕着我们，根本无法绕开。当然，暂时回避一下也无不可，但是如果回避，中国现代化的未来目标就将大打折扣；如果回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回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逻辑就将面临新的考验。世纪之交，面对新的情况、新的实际、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出新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她不是偏狭顽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随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停止实践的脚步，也没有停止理论创新的脚步，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先进性”的思维框架重新解读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逻辑，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困扰我们的妨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新的富于创意的回答，为继续发展扫清了障碍。

    按照“三个代表”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来自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三大力量的严峻挑战，站在时代的高度思考执政党建设的正确方向。进入20世纪末叶，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各个国家的发展范式与发展路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的政党政治，无一例外地经受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和考验。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个重要的冲击和考验，就是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活形态和传统的政治治理模式。传统的政治体制中的公民、国家、政党的力量对比、各自的定位空间以及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外在力量推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场作为中国社会新崛起的现代化因素而迅速地积累和膨胀自身的力量，并且以其与生俱来的扩张倾向，向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趋向于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格局，改变传统的力量框架。例如资本在文化市场的不断发展，不仅有效地改变和左右着文化的产生、传播及价值取向，而且挑战党对文化的某些领导权；市场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的削弱自然是大刀阔斧毫不留情，就是对现代国家权力的限定、制约甚至嘲弄，也让世人有目共睹。与市场化几乎同时崛起的又一大力量是社会化。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是在相互作用中确立和发展的。在市场化动力的推动下，愈来愈多的个人、团体逐渐地从传统的国家体制限制中解放出来，形成一支支自主发展、自我管理、开放性的社会力量，如各种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同业组织等等。这些社会力量不断吸纳社会领域中原来由政府执行的职能，开辟出一个个具有独立作用能力的自主空间和自主领域。市场化和社会化两大新型力量的崛起，正在打破国家万能的神话，很显然，这对担负着全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党与公民、党与市场的关系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治理体系以进一步整合社会力量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如何改变传统的领导方式而形成新的执政方式、活动方式、组织方式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要求、新挑战，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的价值体系而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价值体系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等等，许多问题都需要在“三个代表”的思想框架下重新思考，都要按照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做新的解读。

    以“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批判性的实践品格，重新解读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的客观状态，才能不断开创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更新而更新的开放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我们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善于以批判性革命性的要求，不断反思现实的存在状态，重新解读我们对现状的认识、对现状的做法和关于现状的体制。党的十六大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思想武器，重新解读我们的现实社会状况、现实客观要求和现实的发展任务，成功地做出一系列新的判断、新的概括、新的总结，有力地清除了前进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障碍，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民群众干社会主义、奔全面小康的昂扬斗志和奋斗激情，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获得海外社会的广泛赞誉，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从思想上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条件。以“三个代表”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批判的实践品格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在我们习惯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可以说仍有许多方面是不能够适应“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要求的，因而必须改变，必须摒弃，必须更新，必须形成符合“三个代表”先进性要求的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和新的体制。譬如，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宗旨，根本目标，也是我们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来源。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保证做好执政为民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即党群关系的变化，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对基本的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存在、党的发展就意味着人民利益的存在、人民利益的发展，党与人民群众在生死与共的共同奋斗的历史中培育出一种血融于水、鱼与水的亲密联系。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转变的实现，决定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必然发生转变。党获得领导权、获得人民群众信任感、支持率的途径，不再来源于战场上血与火的见证（党为人民打天下流血牺牲，人民自然要拥戴你），也不再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使党获得领导权的途径高度刚性化），按照现代国家治理形态和政治活动形态的要求，选举程序、社区空间和议会空间是党获得领导权的基本合法性渠道。因此，我们的党要长期执政，要执政为民，要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感、支持率，就不能简单地照搬传统的观念、做法和体制，而必须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适应执政党的两大转变，按照现代政治生活形态的要求，按照现代政党的运作要素和运作程序，培养执政意识，规范执政行为，加强执政党建设。我们不仅要依靠教育的方法、提高思想认识觉悟的方法，来加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服务人民、执政为民的自觉性，而且要诉诸于机制，学会用选举、社区空间、人民代表大会空间等基本手段去培养、强制和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亲民、为民、恤民的执政行为和执政意识。

    “三个代表”所具有的普适价值，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表明我们党对人类文明的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对于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的基本规律、基本潮流的关系，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在我们有些同志头脑中，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例如，强调一元化，忽视多样化；强调安全，忽视自由；强调稳定，忽视发展；强调义务，忽视权利；强调整体、一致，忽视个体、独立；强调社会，忽视家庭；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个性，忽视文化的普适性；强调社会主义文明的特殊性，忽视社会主义文明对人类各种文明成果的广泛吸纳和共存等等。经济全球化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既是不同社会文明的对抗和冲突，也是不同社会文明的交汇和融合。经济全球化虽然没有改变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所形成的基本价值体系，但是却给传统价值体系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全球民主、全球治理、全球合作、全球秩序、网络民主、网络安全、人权与公民权、多元化与一体化、人与自然、单边与多边、一体化与分散化、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等等。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形态、不同价值体系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普适价值，推动着不同社会文明在相互交往和深入比较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对生产力规律及其所决定的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依存性，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同社会文明的广泛吸纳性和共存性，强调人民利益包括民情、民意、民权、民生、民主对执政党建设的先在性和前提性，为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登上时代的制高点，负责任地承担起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国的国家责任，负责任地承担起新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党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建立了更宽广的基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以更多的符合人性、人的发展和人类共同需要的普适价值、共同价值去分析、解读经济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对人类文明基本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思维重心，是“什么是，什么不是”，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维重心，则是“如何认识，如何应对”，无论是在理论视野、实践广度上，还是在理论高度、实践深度上，都大大向前了一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党方略和治国方略

    未来，是一个充满希冀、赋予美好遐想和追求的时间概念。

    中国的未来，是一幅凝聚占世界人口1/5的亿万炎黄子孙美丽梦想的壮丽画卷，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灿烂前景：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设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面对激动人心的未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联系建党以来80年丰富历史经验而形成的政治智慧，而且是我们面向未来、应对未来、创造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积极顺应和自觉回应时代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的思维框架。

    在思想实质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直接贯通，一脉相承，同时两者在视角和思维特点方面又有所差异。邓小平理论以其“什么是，什么不是”的判断风格，为指导全党的实践“如何认识、如何应对”，提供正确的规范和导向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以其“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求索风格，在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不是”的前提下和过程中，为党的实践提供一个思维的框架、思想的空间和思维的朝向，提供一个评价问题、认识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世界胸襟，把全党的认识、全民族的认识引领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上。

    在这个认识的制高点上，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能够更加冷静、更加客观、更加辩证地洞察世界风云变化和天下大势所趋，能够更加理智、更加周全、更加现实地把握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未来，我们有了更加广阔的思维创造空间和更加恢宏的实践回旋余地。一个拥有创新思维的政党和民族，是拥有美好未来的，不可战胜的。（徐伟新 执笔）

    学习时报 200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