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5日，巴老再一次来到创作之家时，恰巧世纪老人夏衍在国庆节前夕也到了杭州。阔别家乡多年的夏公得知巴老到杭州后，心里尤感高兴。

第二天下午，夏公在女儿沈宁的陪伴下坐车从汪庄驰往创作之家。这时，通往创作之家的那条小土路正在挖路铺设管道，汽车无法直接到达门口，而夏公腿脚有疾不便行走，怎么办呢？员工们急中生智，找来了一把藤椅，用两根碗口粗的毛竹捆扎在藤椅的扶手上，扎成了一把“滑杆”。当小刘和小吴一前一后抬着夏公在茶园的小埂上一颠一晃地向创作之家走来时，端坐在藤椅上的夏公那副笑容可掬的模样把大家给逗乐了。

夏公在家人的搀扶下笑吟吟地走进了客厅。巴老得知夏公要来看他，午睡早起后就坐在藤椅上等候了。两位老人见面了，紧紧握着手，都显得有些激动。时已92岁高龄的夏公，思维仍十分敏捷，谈吐也清晰，听觉更为灵敏。当听到有人在议论文坛三老的年龄时，他马上转过脸说：“我同冰心大姐都是1900年出生的，我比冰心大姐小26天，昨天冰心在家里刚过完92岁生日。”巴老听了，马上接口说：“是啊！”

巴老与夏公分别已有7年之久。夏公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87年。那次，他在上海与许多老朋友相会晤谈。可是，巴老正巧返回家乡成都去了，虽然没能相聚，但彼此都惦记着。夏公十分关心巴老的身体，他对巴老说：“听说你还在看全集的稿子。”巴老微微点头说：“是啊！要做的事情很多，手抖得厉害，所以写得不多，用眼看得多些。”其实，巴老何止看稿，他还在为全集的每一卷写“后记”，工作量是不小的。夏公关切地对巴老说：“要多保重身体啊！”

谈话间，服务员小刘为他们端来了点心。两位老人见到盘子里的浙江特产“山楂糕”，都会心地笑了，因为两位老人平时都偏爱吃甜食，这是创作之家特意为他们精心准备的。夏公用浓重的杭州“官话”同巴老边吃边聊，巴老则以一口正宗的四川话相对。两老的女儿沈宁和小林在边上不时地介绍着老人各自的近况，使他们的谈话更增添了家庭式的热闹气氛。

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夏公起身向巴老告辞时，创作之家的员工已备好了文房四宝，想请夏公在那本巴老为创作之家题过词的签名册上留个言。夏公高兴地答应了，俯身写下了“宾至如归”四个大字。

随后，巴老在护理人员的搀扶下一直把夏公送到大门口，望着坐在“滑杆”上的夏公渐渐地消失在暮色之中。

过后，巴老应我之请，谈起了他与夏公的友谊。巴老说：“我与夏公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了。解放初，我们曾在上海作协一起工作。1953年夏公被调到北京，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巴老如数家珍似的叙述着。1961年，巴老把自己194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憩园》寄给了夏衍。夏衍读后征得巴金的同意，把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后来被香港电影公司摄制成电影《憩园春梦》。过了两年，在茅盾、夏衍、陈荒煤的关心下，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被改编成了电影《英雄儿女》。1965年10月，夏衍遭到了公开的批判。这时，有人趁机落井下石，也有人怕受到牵连避而远之，而当时正在越南战场上体验生活的巴金一回到北京，就同夫人萧珊到夏衍家去看望老朋友。这在“阶级斗争”声浪滚滚的年月里，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过了两天（即1992年10月8日），当巴老得悉夏公要回北京出席党的“十四大”时，就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坐车前往汪庄与夏公话别。

那天，夏公身穿一套深藏青西服，头戴咖啡色灯芯绒小礼帽，神采奕奕，潇洒自如。巴老一下车就问夏公：“你要回去啦？”夏公答道：“是啊，明天回北京参加会议。”

两位老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来到离西湖最近的一块大草坪上。当巴老问起他与夏公彼此都熟悉的日本友人时，夏公说：“我由于体力不支，一般都谢绝与外宾见面，但有些日本外宾来访时，常会说‘巴老、冰心我们都见到了’。我听后，情面难却，也只好同他们见面了。事后我问了冰心，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们也学会了钻空子，真拿他们没办法。”一席话把巴老给说乐了，大家听了也都止不住笑了起来。

巴老要告辞了，坐在轮椅上的夏公一直把巴老送到了汽车旁。当汽车缓缓地离去时，夏公深情地望着车窗里的巴老，远远地还在招着手哩。

两位老人南北相隔，但都牵挂着彼此的健康。从杭州回到上海不久，巴老在自己的寓所中度过了88岁华诞。北京的夏公托中国作协的殿熙送来了红玫瑰大花篮以示祝贺。他知道巴老和冰心都喜欢玫瑰花，因为它具有耐旱、喜爱阳光、适应能力强、有风骨等特性。当巴老看到这篮鲜花时，高兴地对殿熙说：“我与夏公已多年未曾见面了，这次在杭州能相见很好，他身体好，虽然瘦些，但没什么大病。”1995年2月6日当巴老得如夏公仙逝，心情格外悲痛。当天，巴老在医院中用颤抖不已的手提笔给夏公的女儿写下了一封唁函。不久，夏公的亲属按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入了钱塘江，这位钱塘江的儿子又回到了故乡。在以后的几年里，只要巴老到杭州，总要在汪庄的西湖边静静地坐上一会，望着微起涟漪的湖面，缅怀驾鹤西去的夏公，重温与老友相逢时的欢乐。

  《文学报》2003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