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金不合群但和佣人混得极熟

记者：巴金老人今年百岁，他的童年怎样，一定有许多人想知道，能告诉我们小时候的巴金是怎样的吗？

李济生：我习惯叫他（巴金）四哥，因为按照族里的大排行，他排老四。四哥小的时候，非常内向，那时候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庭，同辈和长辈都极多，可是四哥见了人就躲，喜欢一个人呆着。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年过年吃年夜饭，这是一年中族里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可是四哥偏不，他不喜欢这样的场合，躲到了当时还被称为“下人”的房间里，谁都没想到他会躲在轿夫房里，长辈找了几次都没找到，只好作罢。

记者：那么同辈的兄弟姐妹呢，通常巴金喜欢什么游戏？

李济生：不仅四哥对长辈内向，对同辈也是一样。那时同龄的兄弟姐妹多，玩的时候，就唱歌跳舞。在我的记忆中，四哥从来没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不和大家一起玩。听族里的长辈说，四哥原本不是这样，可有一次放鞭炮，有种叫“地钻子”，一点火会在地上飞快地转，竟然钻到了四哥的裤子里，结果衣服都烧起来，搞得四哥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以后，四哥就变得不合群起来，该是那件事留下的阴影所致吧。

记者：少年巴金一个人都在干什么呢？

李济生：说也奇怪，四哥虽然不和家人合群，但却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他除了闷头看书之外，还和当时家里的佣人们混得极熟，马夫啊轿夫啊，没事就都往他们那儿钻。这对四哥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四哥喜欢听故事，佣人们就给他讲穷人的故事，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真正是什么样子的，也使他第一次有了“革命”这个念头。此外，佣人的一些话也对四哥的做人准则产生影响，比如轿夫老周就对四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被四哥牢牢记在心里。和这些穷苦人接触多了，四哥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这个社会，不能只是少数人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得好，应该所有人好，才行。”

父亲巴金不讲大道理

记者：巴金的子女都是十分出色的人才，巴金是如何教育他们的？

李济生：四哥在家里，不管是对待兄弟，还是对待子女，都是一样的民主。许多人对孩子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四哥很喜欢孩子，从前一到过春节的时候，他就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孩子，他对孩子从没什么大规矩，就是对儿子小棠和女儿小林也是如此。读书怎么样，今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四哥从来就不加以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四哥变得很忙，常常出国，也没有多少时候管孩子，对子女采用的是顺其自然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自己锻练和学习。

四哥是从来不讲大道理的，对兄弟不讲，对子女也不讲，就是文艺理论都从来不讲。他的儿子李小棠小时候和四哥一样，不太讲话，很内向，而他自己写小说，四哥根本就不知道，等到小说发表在《上海文学》以后，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而且小说的风格和四哥的小说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四哥家庭教育环境的宽松程度。不过，虽然四哥从来不对孩子讲怎么写文章，但他有时却会听听孩子的意见，比如说《随想录》，在写的时候，女儿李小林常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得对，四哥就会改。

记者：对于一般人，看巴金都是仰视，可是这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想知道，光环背后的巴金，在家人眼中是怎样的？

李济生：普通人看这样一个大作家，仰视也很正常。可是，四哥自己，可从来都不曾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甚至，他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文学家。他只是在说想说的话，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对旧社会的不满。他发表讲话，都是事先写好讲稿，然后照着稿子读，从来都不高谈阔论，他不想，也不会。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同时又极其普通的人。

朋友巴金内向但乐善好施

记者：听说巴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常说话？

李济生：四哥的内向出了名，他连拍照都不喜欢，所以年轻的时候照片很少，碰到拍照都会想方设法地躲过去，建国之后社会活动多了，没办法，拍照才渐渐多起来。而对朋友，如果是比较陌生的朋友，那么可能一句话都不讲，挺生份的。但熟了之后，朋友之间没得说，关系好得不得了。

记者：是否有许多人接受过巴金老人的接济？

李济生：是的。四哥第一篇小说《灭亡》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随后又在开明书店出版，当时的稿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可是这平生第一笔稿费收入，四哥一分钱都没留下，全都送给朋友了，他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他就没法写出这部小说来。而朋友要是有困难，四哥知道了，一定会帮忙，从没有过例外。

当初，四哥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么多年里，四哥从还没有在这个出版社里领过钱，不但如此，社里困难的时候，四哥还会贴钱出来，给社里的员工们发工资。由此可以看出，四哥是如何对待朋友、下属的。

记者：巴金出名之后，生活较之前有什么变化吗？

李济生：完全没有，他成名和不成名，都是一样的。当时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出来后，流传很广，家里许多人都看了。因为这部小说是以自己家族为大背景写的，四哥本来就是“叛家”，要革命不要家，这一下以《灭亡》出名，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家里的人对得上号，许多人还很不高兴呢，所以那时家里恐怕还不觉得他这样出名，对家里有什么值得荣耀的。不过1943年话剧《家》在成都首演时，家里的许多人却都托我买票，看了这部戏都说啊，因为真的太精彩了。

兄长巴金没架子兄弟间决不算账记者：能说说兄弟间相处，让你记忆尤深的事吗？

李济生：我们家是传统的封建大家庭，规矩多得很。大哥、二哥和三哥很早就去世了，剩下的三兄弟，四哥最大，按从前的说法，“长兄如父”，是有着绝对的权威的。可是四哥却极少摆兄长的架子，他一贯信奉民主，兄弟之间当然也讲民主，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商量着办，也不会责怪什么。可是兄弟们还是十分尊敬他。

唯一的一次看到四哥拿出兄长的样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四哥把我和十四哥李尧椽叫到他在武康路的房子里，为的是当时身份是出版社社长的十四哥给作家稿费的事。四哥认为十四哥给的稿费太少，不应该这个样子，他让我也在旁边听着，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明白他的意思，并且记住。

记者：中国有句俗话“亲兄弟明算账”，巴金是如何做的？

李济生：在三哥还在的时候，四哥已经是一个出名的作家了，有一些稿费，而三哥的境况却不好，身体又差。四哥从自己的稿费中拿了一笔钱给三哥，却又把我叫去，也塞给我一笔。我说我又不生病，不要这钱，他说不行，要给就大家都给，不搞区别对待。

四哥这个人啊，书生气重得很，稿费拿了许多，从来不讲究金钱，一点都无所谓。可是作为兄弟，我却从来不敢问他借钱，为什么，因为一借他就不让还。有一次我一个四川的亲戚来了，没路费回去，我也没有，不得已向四哥借了200元，后来怎么都不让我还啊。

《青年报》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