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清华大学主楼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克林顿，不过他此次发表演讲的身份不是美国前总统，而是以世界艾滋病基金会主席的身份来参加清华大学艾滋病国际研讨会。不久前，他代表该基金会与世界四大医药巨头谈判，促使以葛兰素、瑞士罗氏为代表的抗艾药物生产商大幅降低药物价格。据鸡尾酒发明人何大一介绍，降价后每个病人每年所需费用将降至150美元，除了非洲极个别落后国家外，这个价格对于其余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艾滋病蔓延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威胁，有的国家已越过知识产权保护屏障，实行强制许可大量生产仿制药，如南非、巴西等国。我国也于去年开始，指定厂家生产已过保护期的几种药物。“仿制药确实让众多艾滋病患者得到治疗，但光盯着药是远远不够的，防治艾滋病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演讲中发表了以上看法。

仿制药杯水车薪

上海迪赛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国内生产抗艾仿制药的企业之一，其董事长徐胜平也参加了清华大学艾滋病国际研讨会。他对记者说，基于资金及研发能力的有限，中国国内企业在防治艾滋病市场上的定位，应是抗艾原料药供应商及为国内患者生产仿制药上。他还介绍说，上海迪赛诺生产的去羟肌苷、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组成的三联片已能满足40万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用药。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研制出70多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其中通过美国FDA审批进入国际市场的有17种。但大多价格昂贵，以瑞士罗氏新上市的艾滋病药物Fuzeon为例，一年的用药费用竟高达2万美元，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无法服用。中国现已引进7种治疗艾滋病药品，同时有4种国产仿制药品，这些仿制药为数量可观的患者带来生存的希望。

“但现在的问题很多，我国生产的这几种仿制药并非所有患者都适应，只有50%左右的人能用，其余50%服药后反应极大，几乎不能持续用药。”著名社会学家景军这样告诉记者。同时，由于国产药种类有限和进口药昂贵，部分服药后反应太大的患者一时也无法改换其它药物。

中国于1994年以后进入艾滋病传播流行快速增长期，现在很多人已开始出现症状。从今年起，我国政府对农村艾滋病毒感染者及通过输血感染的患者实行免费治疗。河南部分感染者每月坐车来到北京佑安、地坛等医院领取国产抗艾药物回家服用。“这时又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因为缺乏指导，农村中的不规则服药使药物治疗事倍功半，有的患者甚至出现病情恶化。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情况又助长了耐药株的出现。”邵一鸣表达了他的担忧。

服用药物并不能清除艾滋病毒，效果相对较好的新药由于天价的费用只能给极少数人带来微薄希望，绝大多数人依然被抛在这希望之外。另外，新药上市的步伐已赶不上耐药性出现的速度。有关专家指出，从一定角度讲，药物对于防治艾滋病是无能为力的。

转向疫苗研发

何大一博士在演讲中透露，戴蒙艾滋病研究中心在过去的4年中，已经将重点转向疫苗开发，一种以天花疫苗为载体的艾滋病疫苗将在明年初进入人体试验阶段。

这不仅是戴蒙实验室的研发趋势，也成为业界共识。各大制药业巨头在研发抗艾新药的同时，也开始花大气力研发疫苗。“现在来看，艾滋病疫苗研发还过于分散，规模偏小。如果联合全球力量，进行南北合作，更有效的疫苗才有可能更快诞生，并造福于更多人。”邵一鸣指出，艾滋病疫苗不能再重蹈药物覆辙：抗艾滋病药物在出现15年后，艾滋病患者中占最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病人才开始药物治疗，这时有些国家的艾滋病疫情已相当严重了。

《中华工商时报》   200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