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应对温室效应作为今年G-8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英国首相布莱尔下的一个大赌注。”布鲁金斯学会环境和能源项目主任戴维·桑德洛（David B. Sandalow）说，“通常，G-8能在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期待重大的成功，但是布莱尔要想劝服布什加入全球首脑共同治理温室效应的机会并不大。”

以往的G-8峰会通常走两条路线：商议全球长期的政治、经济议题，然后在最后关头顺带讨论时下的紧急事务。然而，2005年G-8峰会的东道主布莱尔却要独辟蹊径，他为7月6日至8日在苏格兰举行的新一轮峰会准备了两个务实的议题：经济援助非洲和全球环境保护。可以说，这是自2001年以来，G-8第一次将全球化作为讨论的“主菜”。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边割开布什与布莱尔的政治联盟；另一边加重了中国和印度这些经济增长大国在峰会上的分量。于是，“反调”与“新调”在年度政治合唱中一起奏响。

“全球变暖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也是发展的机遇。”桑德洛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出席今年G-8峰会的中、印、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全球65%。如果这些国家下定决心，他们就会在保护环境中有所作为。至少，我希望他们之间能在峰会上展开有一些建设性的对话。”

布莱尔与布什的政治分野

桑德洛在6月30日布鲁金斯学会关于G-8峰会的前瞻研讨会上说，“目前在G-8成员国中，有两个国家已经采取了强制性措施治理温室效应。只剩下美国和俄罗斯没有任何表态。”

一方面他看到了美国在最近几个月中对温室效应做出的巨大政治举措。上到参议院，下到美国两个人口大州――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共和党州长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温室效应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布什却在6月29日的公开场合仍不愿拥抱这一科学共识。布什在采访中说：“我知道温室气体在制造问题。这是长期的问题，我们应该对付它。”

“因此，如果布什会在这次峰会上积极配合环境问题的解决，我会感到十分惊讶。”桑德洛不无遗憾地说，“峰会留给布莱尔的难题将是，要么接受一个意义不大的共同协定，要么承认自己没能取得预定的目标。对于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大恐惧是，此次峰会恐怕不会取得多大的成果。但是布莱尔会站出来为仅有的小成就欢呼。”

桑德洛的同事，专研美欧事务的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从政治语境分析了布莱尔的动机：“作为工党领袖，布莱尔两次连任英国首相，如果他还能将这第三届总理任期做满，那么他将超过撒切尔夫人长达12年的执政记录。因此，表面看起来他在政坛地位十分巩固。”

“但实际上，由于跟随美国出兵伊拉克，和布什走得过于亲密，他在英国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反感（Huge unpopularity）。”他说，“这次主持G-8峰会，对他而言将是绝好的政治翻身机会。如果布什愿在他提出的对非经济援助和保护全球环境中合作，他自然让自己加了分；即使他无法说服布什，他也可以向工党，向民众宣布，‘看，我托尼·布莱尔有自己的计划，这并不同于布什的计划。英国有了自己的声音。’”

相反，布莱尔在大西洋彼岸的“铁杆”盟友布什却不认为环境问题真值得全球首脑如此认真。

“据我观察，领导人之间的私下交谈和他们的公开宣言不同。”桑德洛深入剖析说，“大家还记得，2001年布什拒绝了《京都议定书》时，遭到了欧洲政界和媒体的一片讨伐。到2001年6月，布什去欧洲参加美欧首脑会谈和当年的G-8峰会时，他却发现，欧洲领袖们私下里并没有那么关心环境问题。通过与这些首脑的私人交流，布什发现，无论公开的舆论喧嚣有多大，也没有将政治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心提到太高的程度。因此，本届G-8峰会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领袖们的私人对话与其公开宣言一致。”

G-8峰会上的发展之星

“没有中国和印度在场，我们如何讨论环保问题？”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认为，既然中印作为增长迅速的经济体，就应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桑德洛看来，中国人已经感受到温室效应带来的威胁：“全球变暖让庄稼生长更困难，导致更多的大风暴，水平面上升，沙漠被吞噬。”

“但是，现代化的、清洁的能源技术正在帮助中国更富裕，增强对温室效应的抵抗力。”他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现在，从中国的工厂里冒出的温室气体越来越少，中国正从环保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未来几年中，这种益处会更加明显。许多国家的能源建设走上了环保之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能让它踏上这条路。”

桑德洛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国现在的汽车燃料能效标准问题比美国还要严格。因为人们说，很多美国公司无法在中国卖汽车，就是因为它们的尾气排放不达标。”

除了环保以外，经济实力的扩充是以中印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能走上G-8舞台的决定因素。

“G-8最终能邀请中国和印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巴西）参加会议，是因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它们在GDP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巴西第九。”佐之亚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姜书（Chul Chung，音译）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当人们在讨论联合国安理会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扩充G-8的呼声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被人们挂在嘴边。斯坦伯格认为，改变总是很难的。但是在G-8的既有框架下，将成员国扩充到G-12, G-20，可能还要比安理会增选容易些。因为这并不涉及否决权的利益分争。

“实际上，在讨论纯金融和经济问题时，我们已经有了G20的概念，这样的体系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姜书说，“G-20在经济概念上是非常有效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加入拓宽了首脑峰会的交流面。”

当G-8舞台上发言的角色越来越多时，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声音相对会变得弱起来。按戈登的说法，今日的G-8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场合：“美国无法在首脑峰会上争辩自己多么强大，或是主导峰会讨论的话题。比如，它所关心的台海关系就不会成为主要议题。”

“布什在这次峰会中承担的政治风险要比他的收获大，那就是他将如何扭转世界人民心目中关于他‘国际坏蛋’（international bad guy）的不良形象。”戈登以最新的民意调查举例说，“佩尤中心最近的调查刚刚揭示，美国在全球的声望正不断下降。一两年前，G-8成员国的民众中还有60%～80%支持美国，如今，这个比例降到40%～50%。19%的加拿大人，32%的英国人，18%的法国人，38%的德国人，和21%的加拿大人都认为，美国没有对他国的国家利益给予更多的重视。” 李焰，《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4期，2005/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