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院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签定的提供智力支持的协议，我院组成智力支持服务小组，为年会撰写了17份单元综述报告。现将主要内容综合，作为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的综述。
2004年4月24-25日，以“亚洲寻求共赢：一个开放的亚洲”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在中国海南省博鳌水城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会议，并以“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包括捷克总统克劳斯、柬埔寨首相云升、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美国前总统布什、巴基斯坦前总统莱加里、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内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政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探讨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大计。
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举行了1次政要峰会、2次全体大会、1次贸易部长论坛、2次分会、2次圆桌会议、1次企业家峰会、1次企业家座谈会，围绕9个专题，就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提高亚洲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广泛共识。
一、合则两利、合则共赢，本届年会就加强亚洲区域合作，寻求亚洲共赢，达成广泛共识，并提出了具体的思路和建议
1、加强亚洲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寻求亚洲共赢，是亚洲各国的普遍愿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世界发展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和平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亚洲形势总体稳定，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亚洲前进的主流。亚洲区域合作发展很快，谋求区域合作是普遍愿望，要加强沟通协调，中国对亚洲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柬埔寨首相云升认为，21世纪将继续给东南亚和东亚带来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是机遇，也是挑战。必须正视并积极应对这些挑战，进行广泛、深入和大胆的改革，在“共赢”理念下建立一个和睦的地区大家庭，确保和平、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指出，凡是有冲突的地方，经济就倒退。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美好理想，也是亚洲人民的共同期望。
韩国贸易部长黄斗渊说，今天的亚洲是世界经济当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中国和印度已经重新成为全球重要市场。从2003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日本经济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去年亚洲出口增长10%，进口增长12%，基本上都是亚洲区内增长动力驱动的结果，亚洲经济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动力。要保持亚洲的经济活力，必须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对加强亚洲区域合作、寻求亚洲共赢的具体建议：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要实现共赢，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亚洲有些发达国家倾向于与欧洲发达国家为伍，这将明显削弱亚洲的声音。亚洲应团结起来，一起寻求共赢的方案。亚洲区内穷国必须得到发言权。亚洲价值观有资格成为全世界的价值观。亚洲应该坚持亚洲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由，而亚洲强调的是大多数人的自由。
马哈蒂尔指出，贸易应该是公平的，应该导致共赢的局面，应该使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财富。如果亚洲想避免再次失利，必须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协调立场，发挥重要作用。另外一个值得亚洲国家考虑的，是贸易货币问题，现在应该考虑创立一个独特的亚洲贸易货币。
马哈蒂尔呼吁亚洲国家忘记过去，规划未来。他指出，欧盟的诞生与发展，是因为法国和德国不再纠缠过去的历史。亚洲不少国家仍然念念不忘过去发生的战争。亚洲国家要忘记过去，着眼现在，规划未来，尽最大的努力寻求共赢。这样，亚洲一定会比欧洲发展得更快，比美国发展得更快。富国和穷国都应该从全球化和区域化中受益。仅仅用货款方式支持穷国是不行的，要建立世界贸易税制度，对穷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云升首相指出，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真诚的伙伴关系；要以一种分享利益和相互信任的精神一起前进，这是东亚和东南亚共赢战略的原则。
贾迈利总理认为，消除区内贫富两极分化对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亚洲要实现共赢，必须强调和睦相处。中国强调协调、和谐的增长模式，是良好的榜样。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应有亚洲的特色，就是良性发展，通过区域、次区域合作，实现和谐、发展和繁荣。
捷克总统克劳斯建议亚欧区域之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他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水平要远远高于亚洲，亚洲现在所讨论的一体化只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水平。现在欧盟在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一体化值得亚洲学习。一体化会给那些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带来好处。区域一体化并不一定都能取得共赢的结局，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不能保证在一体化中获得相同的预期利益。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一个国家进入一体化也要付出巨大成本，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欧盟不仅仅是自贸区，而是一个全面的超级架构，包括国内社会经济、外交等很多问题。亚洲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概念不同，意义不同。
日本信息技术担当大臣茂木敏充认为，亚洲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共同体，参与的所有伙伴共同分享共同体带来的好处，这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现实，前提是充分理解和考虑多样性。亚洲国家应通过APEC、东盟10＋1、10＋3等等形式，开展多样性、多层次合作。亚洲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创新、开放和坚持多样性，在结构性改革上取得突破。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亚洲地区的发展战略。结构性改革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亚洲区内经济合作伙伴应该在相互开放、保持亚洲国家一致性的同时，也向其它地区开放，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新亚洲的诞生。
黄斗渊认为，亚洲地区实现共赢和经济一体化的步骤是：第一，加强政策协调，建立有活力的高级别对话机制；第二，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鼓励亚洲区内经济合作伙伴之间的各种贸易和投资；第三，亚洲区内经济合作伙伴共同承诺，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贡献。
3、关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锦涛主席认为，亚太地区既有大国，也有许多中小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都是亚洲区域合作平等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大国对地区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责任，欢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希望本地区大国加强沟通和协调，通过区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促进亚洲的稳定和繁荣。
胡锦涛主席分析了中国在亚洲寻求共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申了中国与亚洲各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真诚愿望，他希望通过增进睦邻友好和政治互信、拓展和深化双边经济合作、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与亚洲各国发展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实现亚洲的振兴。
贾迈利总理指出，中国在亚洲扮演着和平与共赢的领导作用，因为中国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政策。
云升首相认为，在共赢理念下，亚洲地区大国的崛起有利于地区稳定。对东盟来讲，最大的挑战不是中国、印度或者其它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带来的相互竞争。相反，这些大国的稳定和发展，将对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关于博鳌亚洲论坛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胡锦涛主席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唯一的泛亚非官方组织，旨在推动亚洲各国之间及亚洲与其它地区的合作，希望论坛能调动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献计献策。同时，中国政府也将一如既往支持论坛的发展。
克劳斯总统认为，博鳌亚洲论坛的作用类似于瑞士的达沃斯论坛，论坛可以使大家相聚一堂，讨论一些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听到一些不同的观点，进行交流，共享信息，这对参与者都有好处。希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能为全球企业家提供一个商贸洽谈的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指出，亚洲国家之间有着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差异，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作为目前唯一的非政府泛亚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已经成为亚洲加速融合、走向一体化的“加速器”，成为东西方广泛开展交流与对话、寻求亚洲共赢及亚洲与世界共赢的新舞台。
贾迈利总理希望博鳌亚洲论坛在加强亚洲团结，合作解决就业问题，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促进次区域合作，推进结构性改革，改善商业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球竞争力等领域发挥先导作用。
茂木敏充谈到，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川汇海。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很重要，政界、商界、学术界精英汇集一堂，可以汇海。通过博鳌亚洲论坛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思想会变成智慧，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二、本届年会的贸易部长论坛，就“坎昆后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达成以下基本共识
1、贸易部长论坛呼吁多哈回合尽快取得预期成果。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马克·维尔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应该尽快取得预期成果。国际社会不应丧失这个改革全球贸易体系的机会。澳大利亚愿意积极参与谈判，推动多哈回合尽快取得成果。农业是发达国家保护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农业往往是从业人数最多的领域、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难处理的农业问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加以解决，对农业给予高额补贴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采取积极而灵活的措施。
马克·维尔说，在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中，坎昆会议并不是失败的先例，多边贸易体系并没有因为坎昆会议的失败而改变朝着多哈回合进程前进的目标，对澳大利亚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来说，这个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仍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关键。
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坂本刚二表示，日本重视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日本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成员今年７月底就农产品问题和非农产品问题达成框架协议，并将继续为多哈谈判取得成功作出努力。要避免类似于去年９月坎昆会议的失败，各方需要以灵活的态度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充分考虑发展中成员的需求。
新西兰贸易谈判部长吉姆·萨顿说，新西兰渴望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果。对于一个小国来讲，没有什么比一个成功结束的多哈回合更为重要。农产品和纺织品不能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找到解决方案。
菲律宾贸易部长普里斯玛指出，菲律宾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多哈议程和坎昆会议的一贯立场。打破僵局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不是不能打破的。许多国家目前都忙于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由此解决各自的贸易和发展需求。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多边贸易体系，因为它必须提供区域安排应该遵循的标准和原则。
中国商务部常务副部长于广州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更加开放和富有活力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亚洲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必需的外部条件。应当认真吸取坎昆会议受挫的教训，加强合作，突出共赢，增加共识，减少分歧，高度重视发展中成员的合理关切，使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更加平衡的成果。
于广州重申，中国将继续高度重视并全面参与未来的多边谈判，努力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为了使谈判早日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建议把握以下原则：
（1）发展中成员的关注和利益必须得到充分考虑并最终体现在谈判的结果中。
（2）农业领域的高补贴、高支持和高关税等问题应当得到合理解决。
（3）遵循“非完全互惠”的原则，大幅削减非农产品的峰值关税，杜绝关税升级。
（4）尊重大多数成员的意愿，妥善权衡付诸谈判的新议题。
（5）应充分考虑新成员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要求，在减让幅度和减让时间方面给予特殊安排。
（6）发达成员承担更多的市场开放义务。
2、贸易部长论坛评估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呼吁利用双边机制，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于广洲认为，近年亚洲经济一体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东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安排就有14个，更多的正在磋商和谈判中，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些国家对外还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有了良好开端；亚洲国家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共识进一步增加。由于自贸区谈判预期效应的作用，中国和东盟贸易额已经大幅度增长。2003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31.2%，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则增长了51.8%。亚洲经济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亚洲经济一体化前景光明，因为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步伐，符合亚洲和世界的共同利益，存在巨大的市场推动力量。
马克·维尔指出，在过去几年，澳大利亚和其它一些本地区的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但澳大利亚努力的目标不只是建立自由贸易区，还包括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能够比WTO更快地让各国受益，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补充。
吉姆·萨顿认为，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和泰国是两个走在FTA前沿的国家。日本、韩国一直认为多边贸易体系非常重要，但现在两国开始进行双边谈判。亚洲对新西兰来讲意义十分重大，新西兰不应该被亚洲边缘化。
普里斯玛认为，在地区性的合作框架形成之前，双边合作机制将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菲律宾已经开始与日本谈判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两国都希望达到一个让双方都受惠的结果。菲律宾与东盟和中国之间也有这样的安排，最终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如果多哈回合陷入停滞，菲律宾需要平衡地区和双边活动。在不损害地区合作的前提下，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双边努力。
3、贸易部长论坛还认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不应该被动等待和依赖多哈回合的进展，而是应该以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为目标，尽快建立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机制。
吉姆·萨顿说，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时候，区域贸易安排和双边自由贸易区可以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前进的步伐。他说：“区域贸易安排和双边自由贸易区是多边贸易体系的砖瓦，而不是绊脚石。”
普里斯玛表示，希望各方能缓解对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可能难以如期结束的紧张情绪。他认为，不堪重负的多边贸易体系应该寻求必要的“避难所”。“我们仍要前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选择包括区域贸易安排在内的其它贸易形式。”
马克·维尔说，坎昆会议失败后，很多国家、地区已在寻求更务实的紧密经济合作。他说：“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自由贸易区，这样的一体化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进程中的谈判可能会比世贸组织的大范围协调更快地取得成果。”
黄斗渊说，要保持亚洲经济的活力，不能只依靠多边贸易体制来追求贸易自由化，亚洲需要建立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韩国希望建设亚洲的自由贸易区，然后联结全球其它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安排。
三、本届年会新辟了企业家峰会，吸引了包括一批跨国公司企业领袖在内的企业家参加。企业家们就亚洲区域合作与外来投资、企业品牌与经济全球化、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家精神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1、亚洲区域合作与外来投资。
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慈雷指出，飞利浦在亚洲的发展超过了80年，在中国的发展也近20年。亚洲的未来将远远不只是一个制造基地，在近年经济增长的作用之下，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亚洲市场毋庸置疑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宝马集团董事长赫穆特·庞克认为，吸引国际公司是亚洲市场所特有的优势。亚洲从个人到整个社会都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不断进步的高等教育，已提升了亚洲的竞争力。
台湾积体电路公司董事长张忠谋认为，在积体电路（集成电路）方面，大陆除了人才优势之外，还有比台湾更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大陆的内需市场非常庞大。巨大的内需市场使大陆可以走一条新路，不需要用先进国家和地区已经做过的这种集成电路的系统架构。大陆与台湾优势整合起来，10年内两岸半导体将全面领先世界。
印度YKM控股公司董事长、印度工商联主席穆迪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
2、企业品牌和经济全球化。
韩国三星电子社长李基泰认为，三星电子品牌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采取了品牌管理战略。品牌是对一个公司及其产品价值的最终概述。品牌不仅与产品的质量和满意度相关，也涉及到如何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品牌对企业管理很重要，品牌通过企业各项战略建立起来。品牌管理体系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产品领导，这是品牌战略架构的第一要素，产品领导要有热门的产品，即选择战略性的旗舰产品。二是有体系的管理。三是有别具一格的营销活动和策略。品牌的创立一定要有做世界第一的勇气。品牌是企业跨入世界市场的准入证。
张忠谋认为，企业品牌、企业家精神包括价值观、诚信、客户至上、承诺和创新。
赫穆特·庞克认为，一个公司都有其特定的、可以贡献的强项，尤其是在专有的流程、产品、策略和整体运营等方面。把全球化企业和亚洲国家的内在优势相结合，以争取共同的成功，这将是实现共赢的坚实基础。
3、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家精神。
柯慈雷认为：第一，迫切需要可持续性发展的教育，对此，跨国公司有责任扮演领导角色。第二，亚洲未来的经济发展要绝对依靠对“绿色GDP”概念的支持，才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支持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成熟企业家精神的关键。2001年，飞利浦开始了“生态远景（EcoVision）2002—2005”计划，旨在减少企业的能源使用、包装耗材、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要求五个业务部门各自每年至少开发出一个“绿色旗舰”（GreenFlagship）产品。
穆迪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弥补缺口，也可以带来新的产品。这就需要更多的革新和创造力出现。企业家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不是政府使企业全球化，而是企业家抓住机会，使企业全球化。
4、建议将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企业家对话、交流的平台。
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理事长萧万长认为，台湾的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走出去首先选择文化背景相近的地方。台湾来大陆的企业每年都增加，两岸经贸关系一直在增强，两岸对经贸合作关系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建议将博鳌亚洲论坛作为平台，让两岸华人企业家坐在一起，对经贸合作中的经验、问题、看法交换意见。企业家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和市场调查来选择投资领域和地区，使博鳌亚洲论坛成为招商的媒介，推动两岸贸易一体化进程。
台湾电子资讯企业代表许胜雄指出，华商企业要立足中国，全球布局，才能引领市场。希望博鳌亚洲论坛有效运作，组织企业投资、技术、标准等各方面论坛，促进两岸企业的交流合作。
印度工商联合会驻中国执行董事阿杜尔提出，希望利用博鳌亚洲论坛为中印企业合作搭建平台。中印贸易额去年为76亿美元，今年预计100亿美元，争取2008年能达到200亿美元。提出将与博鳌亚洲论坛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争取9月份在印度召开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印CEO论坛，希望这种形式每年固定下来，以推动中印企业间的合作。
四、本届年会以“供应链与亚洲”为议题的分会，讨论了亚洲各国在制造业密切合作的必要性，以及通过优化亚洲制造供应链对提高亚洲制造全球竞争力、对亚洲寻求共赢的重要作用
香港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指出，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亚洲制造”风行世界。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和石油化工制造商，已经将其生产重心转移到亚洲，其中包括微软、摩托罗拉、通用汽车等世界大牌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都在优化和整合供应链，以寻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整个供应链中选择适合自己的节点，发挥比较竞争优势。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认为，遍布全球的供应链，把各个国家和企业通过不同等级的生产分工联在一起，使其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实现合理竞争和共赢。
美国UPS亚太地区总裁肯·托洛认为，亚洲许多国家都在全球同一生产链的不同节点上，它们不仅需要相互合作，而且要强化国际参与意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亚洲转移是全球生产要素优化整合的结果，最终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跨国公司投资加速了亚洲经济发展，增加了亚洲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又为世界各地创造了巨大的商机，形成了良性循环。
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董事局成员玛利·庞格苏认为，全球供应链的出现，有利于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为适应不同客户群的要求，还出现了产品外包和服务外包。这是一个良机，不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有利，可以借此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对亚洲国家而言，供应链以市场的手段实现了资源和优势的优化配置，有利于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比亚迪集团董事长王传福认为，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中国不仅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在吸纳众多的中低端产品、半成品和元部件。以手机为例，中国每年生产量占全球总量很大比例，而这些手机的元部件相当一部分要依靠国外进口。中国处在整个生产链条靠近终端产品的末端，尚不拥有核心技术，但其制造业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提供了大规模产业化的机遇，大量吸纳周边国家生产的元部件，推动着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优化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企业还处于中低端，从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看，与世界经济史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有很大差距。中国制造业是世界制造生产链中的重要一环，是“制造车间”而非“世界工厂”。
印度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坎瓦指出，承接了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的亚洲各国，不要互相孤立，背靠广阔的市场，要充分利用本地优势，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逐步巩固竞争地位，实现共赢。
五、本届年会以圆桌会议的方式，就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建议
伊朗对外经济事务部副部长阿德里指出，2000-2010年之间，世界能源的消费增长率超过1%，2010-2020年之间超过2%。能源消费增长欧盟最低，发展中国家较高。中国能源增长前一个10年为4%，后一个10年将达到4.3%，远远高于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率。保证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需要大量的投资。OPEC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仅石油投资就需要3万亿美元，而OPEC现在的实际投资是每年200亿美元，与实际需要的每年2000亿美元相去甚远。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必须与能源生产国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满足能源投资需求。油、气运输线路太长，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合作，由大型公司管理能源运输路线。
德国德固赛公司董事长费溪德指出，80%的能源来自石化，不但不可再生，其消耗还不可避免地对全球气候造成影响。各国都应该在节约能源的同时，积极寻找新型能源。企业应该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法。企业和政府之间要对话，共同制订政策，促进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专门部门，负责组织讨论能源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日本石油公司总经理佐谷信认为，能源安全问题，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国都很重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寻求共赢模式。稳定的供应必须使供应源多元化，同时建立石油储备。
剑桥国际能源研究所高级总监朱利安·维斯特认为，管道运输与海路或陆路运输相比风险更大，应该建立国际合作，以减少损失。供应方与购买方应建立一种合同关系。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指出，随着中国政府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逐步到位，刺激中国能源需求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将会大为改观，石油消费的增长将趋于正常。中国石油产品需求增长和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0.5左右，考虑汽车进入家庭这个趋势，这个弹性系数放大一点也就是0.6到0.7左右，经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身的调节，中国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不像有些人形容的“胃口很大的油老虎”。尽管如此，中国将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能源安全。一是加强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二是通过挖潜和综合治理，实现东部老油田增产；三是提高企业对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感。
六、本届年会举行了2次以“亚洲IT产业及其标准”为题的分会，就亚洲IT产业的发展趋势，亚洲区内IT产业合作的必要性和方式，亚洲IT产业标准化的方向达成以下共识
1、亚洲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信息技术市场。
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认为，亚洲人口众多，市场大，适合互联网发展，是信息技术发展快的基础。
茂木敏充认为，亚洲市场增长潜力大，具有吸引力，但区内发展不平衡，电脑和因特网的普及率不高。
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指出，中国每年新增电话用户都在9000万户以上，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已达5.57亿，互联网户数7950万户；2003年电子信息产业的销售收入达1.88万亿元，产品出口1410亿美元。互联网的影响日益广泛，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信息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微软公司副总裁李开复先生认为，亚洲IT产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IT产业在中国有三大机遇，一是大量传统企业需要利用IT进行改进；二是外包成本低；三是有强大的编程技术人员储备。
新浪全球总裁汪延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是全球最具有潜力的互联网市场，其用户预计2007年会超过美国。
2、亚洲区内IT产业需要加强合作。
王旭东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任何行业都不可能不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而孤立地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方面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中国是亚洲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国际环境，尤其需要与亚洲各经济体的合作。
茂木敏充指出，日本提出“亚洲IT倡议”，目标是促进亚洲国家的信息化水平，加速亚洲内部交流和信息沟通，使亚洲成为世界信息集中的重要地区。但现在迫切需要进行政策对话和建立合作机制。
3、亚洲地区信息技术产业应该加速标准化。
UT斯康达（中国）董事长吴鹰认为，消费者是标准化最大的受益者，大家采用同一标准会使生产成本降低。但标准化有陷阱，容易成为垄断的借口。太高的专利费延长新技术进入市场的时间，导致成本增加。亚洲地区应参与国际标准化进程，实现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多赢目的。
七、本届年会评估了亚洲金融合作的现状，分析了亚洲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障碍，提出了亚洲金融合作取得新突破的思路和建议
1、亚洲金融合作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东亚地区“10+3”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东盟和日本、东盟和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展，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间加强金融合作的催化剂。《清迈协议》和亚洲债券市场，使亚洲金融合作掀开新篇章。但总体而言，亚洲金融合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亚洲经济合作取得了积极的发展。经济的合作要求金融的合作，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覆盖全亚洲的金融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余立群认为，亚洲区内只有开展更密切的金融合作才能抵御外来风险。亚洲金融合作动因是防止金融危机。在各自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合作，整合区内金融资源。
香港国际投资总商会会长许智明认为，由于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现阶段谈论建设“亚元”区还为时尚早。他预测，“亚元”出台至少需要20年时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则认为，“亚元”这一“正确的梦想”在40年内难以实现。
许智明分析说：亚洲诸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处于不同的层次，区内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差异大、不均衡，富国和穷国人均GDP相差八、九十倍之多，经济开放程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各异，促进金融合作，需要统一制定和协调经济政策，这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和制约。政治方面的制约则更多，亚洲国家无论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冲突，缺乏彼此融合的凝聚力。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和太平洋局局长何嘉伟认为，亚洲金融业面临几大挑战：第一，金融机构的质量迫切需要提高，银行需要资本金，使他们以盈利为主，而不是以增长为主，管理结构迫切需要改善。第二，银行资产回归私营部门的步伐比较慢，一些大型银行的股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三，债券市场监管力度不够。信息披露不及时，债务二级市场交易较小，很多国家国债发行量很大，还有大公司发债，但二级市场不够，法律保护较弱。
2、亚洲金融合作取得新突破的思路和建议：
余立群提出：第一，建立区域政策对话机制及区域性的监管机构，加强区内金融业的监控；第二，拓展《清迈协议》，集中适当比例的外汇储备，建立集中的资源库；第三，研制金融改革和协调机制的模板；第四，建立一个集中的资料库，进行危机防范和处理；第五，统一区内货币政策，加强资源整合。
许智明认为，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高级形式，创建“亚元区”是亚洲国家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尽管路途相当遥远，“亚洲货币”不仅可以为各种经贸往来提供便利，也可减少交易成本和风险。金融危机实质上是流动不足而引起的危机，要避免新危机的发生，急需建立区域性防范机制。货币互换安排，是地区成员之间货币互换和回购双边条约为基础的地区金融合作，可以保护货币免受投资性攻击。
罗奇认为，有共同的市场，才有共同的货币。统一货币，首先要建立共同市场。
3、关于加强东亚金融合作。
吴晓灵认为，（1）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金融体制的要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蔓延，一定程度上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有关，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东亚经济产生了不利的影响。（2）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全球经济格局演变要求东亚加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对东亚金融合作提出更高的要求。（3）加强东亚金融合作是东亚金融稳定的要求。但是，东亚金融合作动力略显不足。贸易模式的竞争性，导致短期内贸易合作难以显著促进金融合作。
东亚金融合作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区域金融安全机制、建立区域金融市场、稳定本地区货币之间的汇率。
八、作为本届年会的热点议题，中国经济走势、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热烈、坦率和广泛的讨论，达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1、关于中国经济走势。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认为，中国经济还将持续发展，原因：(1)中国持续改革的愿望不可逆转。(2)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持续存在。(3)不断使用新技术和吸引外资。(4)国内市场巨大。(5)有利的国际大环境。
罗奇认为，去年中国的GDP增长9.1%，今年一季度增长9.7%，
中国经济已过热，必须减速。
吴晓灵认为，经济热和不热不是看百分比的数字，而是要看资源能否支持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无论是能源还是土地、水资源，都不可能支持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
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德能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危机：(1)所有制危机。政府要从所有者兼经营者变成监管者，而现在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既是所有者，又是监管者，还是融资者。这与其它所有制成份产生利益冲突。(2)竞争的危机。表现在原材料的价格疯涨，而制成品的价格却在下降。(3)公司治理的危机。以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外国投资，取决于是否符合公司治理的普遍规则。
2、关于中国和平崛起。
（1）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社会。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德理克·米歇尔认为，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普遍欢迎，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有利，全世界也将会从中获利。
美国前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领导集体正致力于我们称之为和平崛起的事业，这使亚洲非常放心，对亚洲发展十分重要。
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中国现在的体制，与原苏联僵化不透明的体制不一样，不太可能引起中美争霸。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卜励德认为，20年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将进一步完善，届时不可能出现中美对抗。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认为，中国和平崛起不是威胁，而是中华民族辛勤劳动创造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道路。这条道路基本的特点，一是坚持发展，二是坚持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三是不管怎么发展都不称霸。这条道路打破了近代历史上某些大国“崛起必然称霸，争霸才能崛起”的常规：①中国遵守WTO规则，向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开放市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强大也不会称霸；②以科学发展观突破发展的约束寻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寻求与世界各国的和谐；③对外和平共处，不搞军事扩张、对峙。
德理克·米歇尔质疑，中国经过一、二十年崛起后，如出现内部稳定、能源竞争等巨大挑战时，中国届时会如何应对？
日本《朝日新闻》著名专栏作家船桥洋一提出，中国正试图通过让所有的邻国都受益的方式来崛起。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军事和政治能力也随之增强。毫无疑问，中国是在“崛起”。未来亚洲的和平很大程度上系于中国的承诺。
（2）中国崛起受益于全球化，有助于全球化，给亚洲带来机遇。
拉莫斯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仅就这点来讲，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国家来说是机遇，有助于加强双方和多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其它亚洲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大洋彼岸也开始感受到中国和平崛起对全球化的影响。与会的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盛赞中国的发展道路。他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它国家正在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获益。
霍克也在发言中表示，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培育了巨大的国内市场，而随着国民收入的日渐提高，这一市场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巨大的消费需求推动了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往来的迅猛增长。
（3）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内部挑战，与会代表主要提出以下几点：①生产力的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②企业、政府责任不清，造成腐败；③企业承担就业、养老等社会服务职能；④社保问题；⑤不良贷款和金融改革仍待解决；⑥城乡二元制度结构；⑦地区差距；⑧贫富差距；⑨媒体透明度等等。有的代表指出，台湾问题如何解决，是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国际挑战，与会代表主要提出以下几点：①发达国家新的保护主义。原来是发展中国家的保护主义，目前已变为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主义，如发达国家采用WTO手段、劳动技术标准等各种借口实行的保护主义；②消除国外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有的代表指出，中国很多特性可能会改变其现状或引发它国忧虑，如人口规模、低工资水平、经济增长的“大跃进”、环境破坏、排外的民族主义等。美国的一位代表指出，美国的一些精英对中国的了解还太少，所以需要解释、宣传中国的和平崛起，现在美国共和党中，有1/3认为中国迟早会成为美国的敌人，有1/3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构成威胁；③世界多极化问题的处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与日本、印度、韩国等关系的处理也很重要。
（4）对中国和平崛起之路的建议。
德理克·米歇尔建议：提高自身的透明度，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要用建设性方式解决台湾在内的争端问题。
夏尔·若斯兰提出，中国要建立起社会和金融经济安全保障网，保持稳定，这是和平崛起的重要条件。
船桥洋一指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还有两个强劲挑战：必须学会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必须学会与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和睦相处，寻求共赢。
美国的一位代表提出，中国要保护技术转让、产权等，媒体要积极参与，提高透明度。 （执笔：殷仲仪苗树彬，中国改革论坛供稿）
中国网 2004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