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与画家叶浅予在一起

戴爱莲与中央芭蕾舞团饰演《天鹅湖》的四只白天鹅——白淑湘（左）、冯英（右二）、赵汝蘅（右一）、王珊（前）合影。

《瑶人之鼓》剧照 （1944年）

《青春舞曲》 叶浅予作  

戴爱莲的名字在国际舞蹈界绝对是响当当的。从20世纪30年代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她一直在为祖国的艺术发展、舞蹈艺术的兴旺而奔忙。抗战时期，她编排的系列舞蹈在大后方广泛流传；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主持组建了第一个舞蹈团——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她参加编导并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舞剧《和平鸽》；她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她领导了新中国第一个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她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舞蹈演员——华北大学文艺学院舞蹈队……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仅陈列着四位世界杰出女性舞蹈家的石雕肖像，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便是其中之一。

5岁的戴爱莲迷上了芭蕾。第一个黄皮肤学生成了班里的“明星”。

今年５月10日是戴爱莲89岁寿辰。她的学生——七八十位中国各个时期的舞蹈家在中国歌舞团的大礼堂里，为她提前举办90华诞欢庆聚会。他们有的从上海、四川、广东等地赶来，有的已定居海外，专程飞到北京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殊聚会。

作为著名的舞蹈艺术家，戴爱莲之所以能够永葆艺术青春，与她率真的个性是分不开的；她之所以能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坛上享有盛誉，与她对事业的执著和待人处世的真诚密切相关。

记得那次我到全国政协会议委员驻地采访，正赶上小组讨论的会间休息，文艺界的女委员们围在戴爱莲先生周围与她合影。那天天气晴朗，友谊宾馆院子里花木葱茏，女委员们兴致很高，照了一张又一张。人越聚越多，原来几个人的合影变为二十多人的合影了。忽然，戴爱莲走出人群坐到了一旁。几位舞蹈家委员赶忙追过去，我也赶过去想看个究竟。原来戴先生是看到人群中来了她最不喜欢的一个人。她很气愤地嘟囔道：“我不跟那个‘文革’时整人、又靠拍马屁升上去的人合影！”……这件发生在七八年前的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好一个爱憎分明的戴先生！

因为我的大姐韩宗隆是戴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育才时期的学生，所以我在少年时就常常听到有关戴先生非凡经历的讲述。在学生们为戴先生举办从事舞蹈事业80年前夕，我随大姐去拜访了她。就在那张黄永玉特意为她画的巨幅荷花图前，我为她们师生拍下了珍贵的合影。在她们谈兴正浓时，我环顾四周陈列的物品，每一件都在讲述着主人不同寻常的经历。在所有这些物品中，一尊石雕肖像格外引人注意，这就是那尊陈列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接待厅里的、由法国著名雕塑家威利·苏考普雕塑的戴爱莲头像。同一时期雕塑家连续雕塑了好几尊同样的作品。这件珍贵的作品不仅体现了雕塑大师的高超技艺，更深藏着雕塑家与戴爱莲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跨国爱情故事。

1916年5月10日，戴爱莲出生在位于拉丁美洲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的一个祖籍广东鹤山的三代华侨世家。她最早接触舞蹈是受表姐的影响。表姐在英国读书期间学习了芭蕾舞。在回特立尼达度暑假时，表姐优美的舞姿一下将当时只有五岁的戴爱莲迷住了。于是她天天缠着表姐教自己跳舞，并学习了一些最基本动作。表姐走后，她又从同学那里打听到每周六下午奈·沃顿在城里教授芭蕾舞,便央求母亲让她也去参加。但是由于当时参加芭蕾舞学习的全是清一色的白人，根本没有黄种人参加的先例，因此母亲一直没有帮她联系此事。无奈，已深深迷上舞蹈的戴爱莲就整天趴在窗户外面看着别人上课，看完后自己再回家练习。就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母亲再也禁不住她的央求，便给那个舞蹈班打了电话。在征得了老师和所有白人孩子家长的同意后，戴爱莲成了班里第一个黄皮肤学生。由于私下的用功为她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很快成为班里的“明星”。老师扭伤了脚时，便由她为大家作示范。从此，她的一生便和舞蹈紧紧连在一起。

戴爱莲11岁时，母亲从英国给她带回了一本杂志——《舞蹈时代》，里面除了有很多舞蹈照片外还有大量评论文章，集中评论了两位世界著名的舞蹈家，一位是安东·道林，另一位是阿莉西娅·玛科娃。出于对他们的崇拜，小小年纪的戴爱莲竟然独自写信索要他们的签名照片作留念。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让她欣喜若狂并且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事——两位大师不仅满足了她的索要签名照的要求，安东·道林还亲笔给她回信：“到了伦敦以后，你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来找我……”1930年，戴爱莲同母亲、姐姐一起踏上了留学英伦之路,也从此开始了与这位舞蹈大师的交往。后来又先后师从于鲁道夫·拉班，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尤斯等人。

由于父母已是特立尼达的第二代侨民，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把讲英语的戴爱莲当作不折不扣的“洋人”，这使她十分难过。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中文。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于是她几经周折，找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她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阅读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增加了她对祖国的向往。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了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虽然身在异国，戴爱莲仍然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国的国内形势，并在伦敦经常参加“援华委员会”的募捐义演。随着战争的发展，她认为自己应该亲自参加抗战，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39年，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在中国内地举目无亲的戴爱莲不顾所有亲友的反对，毅然决定——回祖国去。

在排练间歇，戴爱莲看到了叶浅予的速写，她惊呆了。

戴爱莲刚刚到达香港不久就结识了宋庆龄。宋庆龄在看到报纸上“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到达香港”的消息后，就派自己的秘书廖梦醒去见戴爱莲并约她与自己见面。这令戴爱莲十分欣喜，她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见到自己崇敬的宋庆龄。原来，作为已经小有成就的舞蹈家，戴爱莲的名字早已为国内爱国人士所熟知。身为“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的宋庆龄，也一直关注着戴爱莲的爱国行动。当宋庆龄见到戴爱莲时，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说道：“我们有个‘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它的主要工作是抗日募捐、为前线采购药品，不知你能不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戴爱莲立刻爽快地答道：“当然，没问题！为抗日出力，是每个中国人分内的事情。我责无旁贷！”就在这次表演会上，戴爱莲、叶浅予这两位才华横溢的人相识了。

说起来真是缘分，当年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刊的叶浅予某天得到廖梦醒的通知，告诉他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邀请了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叶浅予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叶浅予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很快与戴爱莲见了面。戴爱莲每天练功的地方是个歌舞厅，那里晚上营业，白天休息，戴爱莲就利用这个场地准备她的演出。叶浅予也每天来观看她的编舞和排练，一边看，一边画速写，准备为她的演出设计海报。戴爱莲做事十分专心，她一整天都在练习编排舞蹈，画家叶浅予就坐在舞场边上细心地画，他们谁也没有特意注意谁。终于在一次休息时，戴爱莲走过来看到了叶浅予的速写，她惊呆了！那张画惟妙惟肖，堪称国际水准。戴爱莲这才仔细地打量起这位一连几天都在画自己的画家——他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一双深邃的眼睛……因为戴爱莲不会讲中国话，叶浅予只学过一点儿英语，他们只能靠打手势加叶浅予那半懂不懂的英语交流。初到香港的戴爱莲本没有熟悉的亲友，所以与叶浅予的交往使她很快有了亲密感，何况眼前的这位画家是如此才华出众呢！当戴爱莲了解到叶浅予已经与原配离婚并刚和恋人分手时，她就迅速地心仪这位画家了。

坠入爱河的叶浅予为戴爱莲的舞蹈表演晚会颇为卖力，他在设计好海报以后，在演出时既当舞台监督，又当服装管理，还特意请话剧团的朋友来管灯光，忙前跑后地成了晚会的联络组织者。戴爱莲顺利地完成了为祖国抗日事业筹款的任务。演出结束后，戴爱莲告诉叶浅予她要去延安，要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叶浅予说，自己也要去内地，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向政府请示。这样，两人刚好可以同行。叶浅予认为应该确定关系再上路。戴爱莲听了非常高兴，像小孩子一样抱住了叶浅予。

在相处了一段甜蜜的时光后，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终于步上了红地毯。宋庆龄亲自当了叶浅予和戴爱莲婚礼的主持人。她在自己的住处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他们结为夫妇。尽管战时的婚礼不免简单，可是到场的嘉宾却使这场婚礼具有了不凡的意义。当时在港的著名文化人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丁聪、刘邦琛、夏衍、张光宇、黄苗子、冯亦代等都前来贺喜。新婚后一个星期，叶浅予和戴爱莲就踏上了回祖国内地的征程。他们先乘船到达广州，然后步行经遂溪、廉江、陆川奔玉林。原有的公路因战争被破坏了，所以一路上十分辛苦。走山路时叶浅予为戴爱莲雇了凉轿，平路上他们就搭一段自行车，直到柳州他们才坐上了去桂林的火车。在桂林他们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在看广西地方戏曲桂戏时戴爱莲被吸引住了，她当即决定要学习戏曲的身段，拜民间老艺人和戏曲演员为师。后来她根据桂剧改编的舞蹈《哑子背疯》成了保留剧目之一。

她整个晚上只顾与郭沫若交谈，没与那个“周师长”说一句话。

戴爱莲与新婚丈夫叶浅予刚到重庆不久，应邀出席了一个朋友的家庭晚宴。出席晚宴的除了主人郑氏夫妇外，还有郭沫若和一位姓周的先生。席间，郭沫若向戴爱莲介绍右手边的那位周先生：“这位是周师长。”由于当时身处“国统区”，因此戴爱莲很自然地认为他隶属于国民党。出于一直以来对国民党的反感，她整个晚上只顾与郭沫若交谈，没与那个周师长说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友好的表示。不过在谈话中，细心的戴爱莲还是发现这个周师长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很讲究礼仪，于是感慨这样的人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军队。饭后返回饭店，叶浅予第一句话就问她：“你知道那个周先生是谁吗？”“不就是个国民党的师长吗？！”戴爱莲满不在乎地回答。“你真是糊涂！那是周恩来。”丈夫的话令她恍然大悟，原来那就是宋庆龄写信替她引见的周恩来。这令她为自己在餐桌上的失礼而懊悔不已，并且当即决定有机会一定和丈夫一起登门赔礼。几天后，邓颖超要请叶浅予、戴爱莲夫妇到家中做客。戴爱莲满怀歉意地讲述了自己那次在晚宴上的严重失礼，并将宋庆龄的介绍信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们有事情可以随时来八路军办事处找自己。当戴爱莲表示要去延安参加革命时，周恩来告诉他们，在重庆也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做，于是两人就暂时留了下来。从此，叶浅予、戴爱莲便开始了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她的一片爱国之心也开始有了归属。

戴爱莲是怀着参加祖国抗战的愿望回国的。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她真正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戴爱莲和叶浅予夫妇经历了重庆的大轰炸，经历了香港的沦陷，他们一个用画笔、一个用舞蹈的形式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表现出来。这一对志趣相同的艺术家还步入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寻根。他们先后结识了张大千、马思聪等著名艺术家。戴爱莲还根据马思聪的《思乡曲》编排了同名舞蹈。满怀爱国之情的戴爱莲先后创作了舞蹈《空袭》、《东江》、《警醒》、《进行曲》、《思乡曲》、《卖》、《朱大嫂送鸡蛋》、《游击队的故事》……并且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表现出舞者对于苦难人民的同情和祖国命运的关注。

戴爱莲是舞蹈教育家，从1944年起，她应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之邀开办了育才舞蹈班。到20世纪80年代，她一直活跃在舞蹈教学的岗位上。她把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一是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二是拉班系统的现代舞技巧和理论课程，教授给她的学生们，开创了中国舞蹈教育事业新的一页。

“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她是第一任国家舞蹈团团长；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这一时期她的代表作有《荷花舞》等，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曾有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过加工。1953年，戴爱莲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炼，于简洁中见功力。

另一部传世之作是女子双人舞《飞天》，创作于1954年。它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成功地运用了戏曲中的“长绸舞”，把它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追求的不是敦煌壁画的描摹再现，而是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表现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寄予人类的希冀与向往。

《荷花舞》与《飞天》先后于1953、1955年参加在柏林与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下简称“世青节”）国际舞蹈比赛并获奖；1994年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这两部作品至今久演不衰。

戴爱莲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这爱促使她在创作中不懈地追求中国舞蹈的神韵，并将西方舞蹈的精华介绍到祖国；这爱使她孜孜不倦地为祖国的舞蹈事业而奔波；这爱使年近九旬的她成为人生舞台上永不停顿的舞者。

戴爱莲的率真性格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追求上。虽然她与叶浅予的婚姻是美满的，但却因她的固执而中断。戴爱莲在讲述自己的爱情经历时说，她年轻时与威利·苏考普短短两个星期的恋情影响了她一生。因为她的心底爱着威利，总是忘不掉他，所以在婚姻中感觉不到幸福。尽管晚年她与叶浅予仍是最亲近的朋友，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对不住叶浅予。对戴爱莲来说，在她79岁时到法国陪伴病重的威利，能公开地与威利生活在一起，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戴爱莲虽然生在国外，长在国外，受西方影响较大，但这位非凡的女性那一颗爱国心却令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人佩服。60多年来，她始终怀着一颗至诚至真的报国心，孜孜不倦地奉献着她的才华。如今已年近90岁的戴爱莲仍然没有停下舞步，在舞蹈协会等有关单位组织的各类晚会上，她还会兴致勃勃地翩翩起舞。她也会抽空到舞蹈学院看学生们练功排练，用自己独到的见解指点年轻人…… （专栏作家 韩宗燕）

《北京日报》副刊 200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