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流动过程，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50多年中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章将根据本课题组的分析框架，描述和分析这50多年中的社会流动过程，揭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独特性，为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提供一种历史性的宏观解读。

第一次重大制度变革实际上是一次制度革命。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随后按照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经济体制。从此以后，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逐步形成了新的党/国家体制逐步地、全面地控制社会的格局。换句话说，与此次制度革命相伴随的，是公有制取代私有制、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体制取代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发展战略以及社会的全面政治化。在这种格局下，新的制度安排、政策规定以及受其规制的经济体系，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主要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或知识分子）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当然，除了这些阶级阶层外，还存在其他一些社会阶级（如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等）。人们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所处的位置，因而他们的经济利益取决于他们在国家再分配体制中的权力地位,以及他们接近被国家高度集中的资源的途径与机会的大小，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社会地位与其说决定于他们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地位，不如说取决于他们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和政治化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第二次重大的制度变革发生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革的基本动力是改革开放，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常，人们把这种转变叫做体制转轨。体制转轨的本质特征就是从计划和中央高度集权向市场和分权转变。社会转型则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对于具体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过程来说，第二次制度变革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逐步地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控制；削弱了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再分配体制对人们的控制力，增加了社会的自由度；调整了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扩大了就业空间，改变了职业结构；扩大了社会经济差距，推动了社会分化，催生了一些新社会阶层，改变了各个社会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建构之后，相关的其他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并未随之而固定不变，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定以后，人们的社会流动还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断变化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有时甚至是领袖意志）的影响，形成不同的模式或者格局。正是根据社会流动模式或者格局的这些变化，我们把这50多年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五个时期。

1949～1977年，是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明显形成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分别为1949～1956年、1957～1965年和1966～1977年。每个时期都有一些触及全社会的、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的标志性制度—政策变化或政治事件：1949～1956年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7～1965年的标志性事件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其后的大规模经济调整；1966～1977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

1978年以来是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由两个时期组成：1978～1991年是第一个时期，期间，计划体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也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1992年以来是第二个时期，期间，计划体制也仍然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发挥作用，但市场体制已经上升为基本的经济体制。

总结这50多年的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历史，不难看到，宏观的制度安排、政策规定及其变化对社会流动的深刻影响，有时不仅是间接的、潜在的和非有意的，更是直接的、明确的，甚至是有意的。人们要在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下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从一种社会地位流动到另一种社会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给予他的社会地位，相反，他仍然可以并且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利用各种条件，在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所设定的社会地位体系中寻找自己所期望的位置。因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对个人或群体的地位获得的影响力是不同的，这就在不同程度上为个人的地位获得努力留下了空间和机会。

中国网 200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