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社会流动的诸多因素中，以学历为代表的教育资本，以党员为代表的政治资本，以收入为代表的经济资本，都对人们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提供着比较显著的支持。如果在前面的几节中，我们着重讨论了以上所述的资本类型的影响状况的话，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分析权力资本的作用。
在有着数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中国，权力始终是社会地位的核心。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计划体制中，行政权力又得到了高度的强化。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控制逐步为引入的市场机制所削弱，但也依然未失去影响力。在社会地位获得的领域，权力是否仍然会影响社会成员的职业选择，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怀的话题。
考察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职业流动史，我们可以发现：“干部”或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都是人们最愿意获得的职业岗位。因为获得这个岗位就获得了国家赋予的岗位支配权，即通过管理国家赋予该岗位的业务而显示自己的权力。因此，毋庸置疑，干部是最有权的人。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渴望招工，工人希望“提干”，军人期望“转业”，干部谋求晋升，是社会地位获得的基本趋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大学生也以能够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当干部，续写“读书做官”的佳话。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体制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除了下海经商这条道路外，考取国家的“公务员”，也是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的梦想。因此，如果权力资本对社会个体的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具有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父亲有权的那些人，会帮助自己的子女也有权。因此，要选择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职业对象来考察权力资本的历史性影响，我们就只有将目光聚焦在“干部”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上。表5-6考察了不同时期人们在初职地位获得中成为“干部”的影响因素。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1年的历史过程中，父亲的干部身份都是影响子女获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逻辑斯蒂回归系数显示，在这漫长的时期内，干部子女首次就业时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75倍［Exp（B）=1.75］。
分时段考察，在1949～1956年这个时段中，如果“14岁时父亲身份”是“干部”，那么，自己的第一次就业就成为干部的概率非常大，为“14岁时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65倍［Exp（B）=2.65］。但这一时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却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代际之间的影响上，在建国初期，权力资本的作用力要显著地大于教育资本。
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即在1957～1965年这一时段，在代际流动的影响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就开始显著了。可父亲的干部身份却降低了统计显著性，即只在10%的概率保证下具有统计推断力。但这一时期父亲干部身份的作用力也降低了，即父亲身份为干部的那些人初职也获得干部身份的概率，比父亲身份不是干部的那些人初职也获得干部身份的概率只大1.77倍，比建国初期的2.65倍小了许多。
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6～1977年这个时段，父亲的干部身份对本人初职为干部的统计解释力就基本消失了。也就是说那些父亲为干部的人，并不能保证在以走向工作岗位时就成为干部。因为这一时期，那些做了干部的人，有些则因自己“靠边站”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安排子女已无能为力；有些是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自己的“革命性”，都自觉地送自己的孩子“上山下乡”，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父亲权力资本对初职地位获得的这种暂时性消失，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父亲是干部的那些人比父亲不是干部的那些人在社会流动上要“吃亏”，往后我们会看到，干部父亲对孩子的帮助，会在“现职地位”上——也就是从一般岗位提拔到干部岗位上——表现出来。
在1978年以后，一方面是国家干部录用过程中对“学历”的强调使干部直接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国家机关的概率得以降低。另外一方面业主阶层的兴起，也分流了干部子女的就业选择。但这种初职地位的变化，并不能消除权力资本的作用力。从表5-7可以看出现职地位获得干部的可能性。
在现职地位获得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到看出，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都较父亲不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在职业流动中易于提拔为“干部”。从总模型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在1957～1965年这一时段，父亲权力资本的作用力加强了，父亲是干部的那些人现职获得干部身份的概率是父亲不是干部的那些人的2.94倍。
在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4.23倍。这一现象和此阶段父亲的权力资本对子女初职获得干部身份的作用力曾经一度消失联系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一时期虽然子女就业时走向干部岗位似乎存在着机会均等，但在后续的职位变动中，权力资本仍然可以影响工作调动，最终将自己的子女安排进“干部”的队伍，使自己的孩子们也获得权力资源。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1991年和1992年以后这两个时段，权力资本对子女现职获得“干部”身份的作用力也具有统计解释力。但其发生比［Exp（B）］却有所降低，即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左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2.94倍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4.23倍都小了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父亲权力资本对子女获得权力资本的“帮助作用”减弱了。毕竟，国家公务员录用标准的限定，只能是那些具有一定“文凭”——获得了一定教育资本——的那些人才可能成为公务员。这就为权力资本滋生新的权力资本增加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必须获得相应的教育资本。如果干部的子女连必要的教育资本也无法获得，那么，父亲的权力效力就会被制度的设置所限定。
于是，身为干部的那些人与他们的子女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互相配合，通过种种环节，获得能够证明其具有相应人力资本的证明——文凭，做了干部就能够顺利升迁，不是干部的也才能够借助于文凭的力量获得进入公务员渠道的入场券。这就扩张了大学教育和党校教育的市场——很多名目不同的本科班和研究生班被兴办了起来，生产“文凭”的场所——教育机构，也才找到了扩张自己生存场域的机会，在培养出品学兼优的人才的同时，也扰乱了国家的人力资本市场。
当然，父亲干部身份对子女获得干部身份影响力统计发生比的减小，还预示着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公务员这种职业地位的吸引力是否一直很大？如果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幅度大于其他职业的增长幅度，如果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其支付所造成的货币刚性一直大于其他职业，如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现象能够存在且被追究的风险较小，那么，现在身为公务员的这些人，仍然会较多地影响其子女的就业选择，并为自己的子女主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公务员的行列。第二，如果第一点所说的现象一直存在，那么，身为干部但子女仍然没有进入公务员渠道且其职业地位低于公务员的那些人，就会通过自己权力资本的运作，持续不断地“帮助”自己的子女进入公务员渠道。正因为这样，对于现职职业地位的获得来说，父亲身为“干部”的影响力是持续存在的。要准确估计干部子女最终是否也是干部的代际继承性几率，只有在子女最后的职业获得的几率被准确估计的前提下，才能够最终说明。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或者1992年之后获得现职的人群中，父亲拥有权力资本的人最终也会成为干部的发生比，在未来的调查中，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增长。因而，权力资本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就现在的趋势而言，仍然非常显著。
中国网 2004年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