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整体上受制于个人层面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安排。结构的调整往往改变了社会流动的格局、方向和机会，比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大量的生产工人流向第三产业；而不同的制度配置与国家意志，不但可以消灭或催生某些社会阶层，也可以通过对某些社会通道的开放或关闭来促使某些社会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比如城乡分割的制度和政策依然阻碍着“农民工”归属于工人队伍。

但从个体的角度看，社会流动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对这些结构与制度的能动取益的结果。社会学认为，导致每一社会个体或群体享有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原因，除了宏观的结构-制度因素的影响外，还有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运作这些资源的能力和效果。通常，人们总是要利用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既定制度架构中开辟获益渠道，谋取相应的社会地位。资源拥有和运作能力因人而异，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也就不尽相同。

在1949年以来的社会流动的不同时期，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有哪些重要制度和政策以及社会资源对人们的社会流动影响重大？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在50多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它们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是本章要考察的重点。通过对这些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国社会流动的开放和公平性做出大致的评价。

一 社会流动机制分析的概念

社会流动机制的分析，指的是对影响人们社会流动和获得一定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机制）的考察。要理解这一分析过程，首先要了解社会流动、社会地位、影响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等基础概念以及应用这些概念来进行分析的方法。

（一）社会流动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体的社会等级/阶层地位的变化。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是流动分析常用的两个角度。前者是在个人一生中发生的社会地位变化，后者是子代与父代社会地位的升降比较。通过这两个角度来考察人们的社会流动，就可以分析出社会地位获得的承继性的大小，而这往往又是评估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标杆。比如，如果一个社会中父亲的阶层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子女继承，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封闭性的社会，同时也可以说是一个“精英再生产”的社会。

（二）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是人们在一个社会的等级/阶层序列中的位置。在社会流动研究中，社会地位通常被具体化为职业地位、教育地位、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等。就职业地位而言，通常又从一个人初次从事工作的职业地位（即初职地位）和目前的职业地位（即现职地位）两个方面比较其差异。如果一个人的初职地位与现职地位相同，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那么，我们就说他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期间内没有发生社会流动；如果初职地位与现职地位之间的差距很小，说明发生了短距离的社会流动（比如在体力阶层内部的职业变化，虽然可能有限度地增加收入，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获得提高）；如果一个人的初职地位与现职地位之间的差距较大或很大（即跨越了多个社会等级），那么，我们就说他发生了长距离的社会流动。常态的社会流动大多是循序渐进的地位上移，如果长距离流动的发生率突然增加，通常意味着社会流动规则的巨变。

（三）先赋性因素与后致性因素

社会学对流动的关注，更多的是探究流动的原因与结果。个人的每一次流动，都会使他获得一个社会地位。因此，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问题便部分地转化为：是社会个体自己后天获得的资源影响了他的社会流动，还是他先天继承的资源影响着他的社会流动？前者被称为“后致性因素”，比如本研究中涉及的个人教育程度、政治表现等；后者被称为“先赋性因素”，如家庭出身、父母职业、阶级成分等。理论上而言，先赋性因素作用越大的社会，越是陈陈相因，越是封闭；反之，后致性因素主导的社会，往往意味着有较大的个人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空间。

社会学所采用的社会流动机制分析方法，主要是在多元回归分析基础上建立“社会地位获得模型”。这种模型把个体在社会流动中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作为后果（即回归方程左端的因变量），把各类可能影响地位获得的因素作为多个原因（即回归方程右端的自变量），量化到多元回归方程或路径分析的模型之中，然后根据各类因素在方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数值的大小，来判断其影响力的大小。

二 中国社会成员地位获得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在分析各种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机制时，我们特别着力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是一个封闭型社会还是一个开放型社会？亦即是先赋性因素为主的家庭背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与阶级身份，还是个人的后天努力决定自己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与历史时段中，是否存在某种恒定的影响因素？

第二，中国1949年以来的结构急剧变迁，也导致了国家的制度-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从宏观视角看，这些要素无疑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获得。那么，这些要素与个人层面的先赋性或后致性因素相比，何者的影响力更大？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认为，把这些因素都纳入社会地位研究，加以全面考察，将更能寻找出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路径。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的社会转型，是从“政治全能”的社会转向“市场调配”社会。那么，在各种后致性因素中，相应的“政治资本”（或“权力资本”）和“教育资本”对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否也出现了差异？也就是说，在共同型塑社会流动基础的前提下，什么时候“政治资本”对个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贡献率大？什么时候“教育资本”对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影响比重开始增大？这是研究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学者都极为关注的主要问题。

三 研究策略与变量

（一）研究策略

我们在采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来分析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机制时，将把职业地位和教育地位作为因变量，把先赋性因素、后致性因素和制度因素作为自变量，据此研究父亲的职业地位与受教育程度经由社会传承而对子女的职业地位与教育获得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考察子女初职地位对现职地位获得的作用力。

因为不同的制度背景对当时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我们将分析的时间区间标定为以下五个阶段：(1)1949～1956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2)1957～1965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3)1966～1977年，终结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4)1978～1991年，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事件是改革开放，实施经济体制改革；(5)1992以后，这一时期开始的重大社会事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文的目的在于检视不同历史时期的代际与代内影响，分析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决定因素。

（二）变量介绍

1 因变量

（1）职业地位。最早被用来对职业进行等级划分的指标，是美国学者彼德·M布劳和奥迪斯·D邓肯采用的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该指数由各种职业的社会声望、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来确定。遗憾的是，我们很难了解中国各种职业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与收入构成，而历次调查所得到的社会声望值，又与人们的收入、支配性权力的占有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以职业声望代替“社会经济指数”的方法并不为所有学者所赞同。最近，学术界使用得较多的是参考英国社会学家戈德尔索普的职业分类框架而设定的职业阶层序列。据此，我们把职业地位等级定义为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①农业劳动者阶层；②农村专业户阶层；③产业工人阶层；④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⑤办事人员阶层；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⑦国家与社会领导者阶层和企业经理和私营企业主阶层。

（2）教育地位。一般而言，用“受教育年限”测量教育程度的更为细致，但考虑到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多元化特色，也考虑到中国学制的历次变化，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指标是“受教育程度”。因为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文凭”单位，而“受教育年限”则是一个时段单位。在正常情况下，受教育年数应该与受教育程度相接近，但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却出生于不同时代，经历了多次学制变更，正式教育与成人教育混杂难分。所以，为了有一个同样可以被社会接受的准则来度量其“受教育的状况”，我们选择“最高受教育程度”这个指标——毕竟，文凭是一个固定的尺度，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太大的变化，而社会也以此来标定人力资本的高低。当我们把受教育程度作为序列变量处理时，我们给予的具体赋值是：①没有学历；②初小；③小学；④初中；⑤高中；⑥中专；⑦大专；⑧大学本科；⑨硕士研究生；⑩博士研究生。当我们把受教育程度作为虚拟变量处理时，在后面的数据表格中给出了具体的对照组。在把受教育程度作为虚拟变量处理时，我们将其区别为这样几个类别：小学及小学以下组；初职高中（包括职业高中）组；中专及中专以上组。要注意的是，在教育地位获得分析中，受教育程度是因变量；而职业地位获得分析中，受教育程度是后致性的自变量之一。

2.自变量

（1）父亲职业地位。父亲职业地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先赋性因素，对子女的地位获得而言，是一种社会资本。即父亲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或社会关系，来为后代谋求社会地位。在西方的社会流动中是如此，在为“差序格局”的人伦理念所支配的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本研究中，这一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为“14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

（2）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也是一个先赋性因素，其测量与教育地位相同。

（3）父亲/自己的单位部门。单位制是中国独有的体制。在计划体制下，资源是通过国家科层组织按企事业各系统进行分配的，单位就成为资源的支配者，工作单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阶层位置，也成为个人求职时的非常重要的选择因素。可以把工作单位近似地视为一个定序变量，从低到高依次为：①私营企业（个体户）；②集体企业；③国有企业；④事业单位及国家机关。在将工作单位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时，我们将其区别为“全民单位”、“集体单位”和“非全民非集体单位”三类。在本课题中，父亲的单位部门被视为先赋性因素，自己的单位则被认为是制度性因素。

（4）家庭阶级成分。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先赋性因素，在改革开放前对人们一生的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分析时，我们把它作为虚拟变量来处理，凡是在解放初期被划分为有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都赋值为“0”；反之，凡是在解放初期被划分为被剥削阶级或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者，都赋值为“1”。

（5）是否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是区别中国人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一方面，党员身份是靠个人的政治表现争取到的，因此代表着后致性因素；另一方面，党员身份也标志着一定含量的“政治资本”。很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对一个人的职业地位流动的影响方面，“党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他的“受教育程度”起相同的作用。

（6）户口类型。在中国，50多年来，户口制度一直是既影响人们社会地位流动也限制人们空间迁徙的重要因素。我们引入这一变量，是为了考察制度性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具体赋值为：农业户口为“0”，非农户口为“1”。

（7）城市化水平。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现代文明的体现。作为现代化结构因素，我们以“14岁居住地点”为指标来测量。具体赋值为：城市为“1”，县城为“2”；建制镇镇区为“3”，农村为“4”。

（8）年龄。是一个控制变量，在本文对参加工作的“同期群”作了区别的前提下，并不想过多涉及这一变量的时变解释，因为这与我们的分析重点无关宏旨。

（9）性别。这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中国网  200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