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禁区的日子里--护士弓艳的心灵告白

    人物档案:弓艳,陕西宝鸡市人,1990年9月考入第四军医大学护理系,199 3年7月毕业分配到309医院呼吸内分泌科,2003年1月入党。3月16日,第一批进入非典病区,一个星期后因感冒离开病区。4月17日,又一次请战进入抗击非典一线,现已在非典病区工作一个多月。这里刊登的是弓艳在抗击非典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3月16日凌晨1时30分,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夜里突然急促地响起

    3月初,大多数北京人还不知道非典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业人士已经收到消息,广州正在暴发非典型肺炎,其中相当一部分感染者是医务人员。

    消息引起了短暂的恐慌。我所在的呼吸科,平日里收治最多的就是发热病人了,大家的口罩自觉地加厚加严。实际上,我们都低估了非典病毒的无孔不入,刚开始只知道空气和飞沫会传播,后来又听说除了接触,体液也会传染。

    一名医务工作者特殊的职业敏感,让我开始担忧,不知道这种病毒,究竟会给我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我们的国家、人民带来怎样的影响。

    3月16日,是个周末。凌晨1时30分,突然,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夜里急促地响起。我拿起话筒,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平日,像朋友一样随和的护士长,在布置任务时,严肃的语气里只有命令,一字一句,没有商量。

    “我们接到总后卫生部的任务,成立非典病房,你知道吧?”

    “是的。”

    “现在非典病房的工作量非常大,一线人员短缺。明早8点钟之前,你带着日常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去找何珂护士长报到。”

    军令如山,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很突然,可以说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感冒发烧好几天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进入非典病房意味着什么。说不怕,那是假的。

    整个晚上,我思绪很乱,想了很多,想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和在汉城留学的丈夫,我该实话实说还是暂时对他们隐瞒?想着想着,我掉眼泪了。

    天亮时,我终于调整好了心态,下决心准备应战。

    由于劳累缺氧,每天下班后我头痛欲裂,胃里翻江倒海,一点食欲都没有,却要硬着头皮把饭当药吃

    报到的第一天,我吃尽了苦头。

    进入病房穿防护服就花了近20分钟。病毒无处不在,一点都不能偷懒,多道严密的程序把我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非典病房的工作量之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在普通病房工作时,一个病人每天输三四瓶液体,大家就已觉得超负荷了,可现在,每个非典病人都要输十几瓶液体,甚至更多,加起来有300多瓶。更换液体时,我们要不停地跑步,在戴了十几层纱布口罩再加“猪嘴”口罩缺氧的情况下,就像进行5公里越野,简直就是在挑战生理极限。虽然才3月份,天气并不热,但大家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每天下班后劳累加缺氧,头痛欲裂,只想撞墙,胃内翻江倒海,一点食欲都没有,却要硬着头皮把饭当药吃。没有劲儿,就没有战斗力。

    几天下来,在体能和意志上,我渐渐地战胜了自己,并且开始嘲笑那个刚进来时懦弱胆小的我。我想,有过这次经历,我可以上青藏线了,绝不会畏惧高原反应的。

    保存体力是打赢这场战斗的关键。

    随着病人的增加和个别患者病情的变化,我们加班加点成了常事。病房的何珂护士长最初的一周竟然只休息了不到20个小时。收病人最多的一个晚上,救护车一下送来了11个,有的护士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没有人通知,她们却早已穿好了隔离衣,戴好了护目镜,自觉地等在病房。作为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明知休息不好,自己身体的过度透支会造成免疫力的降低,但在他们心中,没有比战胜疫情更重要的事。

    我感谢父亲,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因为感冒和持续的发热,没有工作多久,我就离开了非典三病区这个战斗集体。

    在离开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夜不成眠,入睡后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些非典病人红的、灰的、发青的脸和无助甚至呆滞的眼神。我想,自己应该尽快地回到战斗岗位。

    跟父亲简单通了个电话,父亲首先表扬了我能接受任务,受命于危难,不愧是军人和军人的女儿,紧接着又批评了我,轻伤不应下火线。

    我感谢有这样一个父亲,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给我打气。我一定要回去!

    当刚从抗非典一线回来还不到两周的我再次提出申请时,朋友们和呼吸科的同事都以为我在开玩笑。“没有搞错吧?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呀,你感冒刚好,抵抗力也低,非得到一线吗……”

    我一旦做了决定,就铁了心了。

    我知道自己并非意气用事,也知道医务人员被感染的几率。

    护理部于主任说:如果因为自我防护出了问题,发生感染,那是我们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很感谢护理部的领导,能理解我迫切的心情,我二进战区,再一次被分到了非典病房。我没有第一次进来时的忐忑不安,而是更加自信和平静。

    护士长盛莉是我高中的同学,一位刚上任不久、干活麻利、说话干脆的干练女子。她开玩笑:“你是不是看我忙得找不着北,专为支持我工作而来的啊?来过一次,还敢来?”

    我忙打趣:“为朋友两肋插刀呗。”

    从再次进入战区那天开始,我被告知,从此将被隔离。

    “能好好进来,好好出去,你们是好样的!是战争就会有牺牲,但是我们必须要防护好,尽可能地杜绝无谓的牺牲。如果因为自我防护出了问题,发生感染,那是我们对自己、家庭和社会的不负责任。”

    这是护理部于莹主任常说的一段话。

    很多病人,即使他们虚弱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只要我们一进病房,他们就会立即把口罩戴好

    来之前,有人善意地给我们建议,进了病房门,最好不要跟病人讲太多的话,病人一开口飞沫乱飞,多危险啊,最好是用“手语”———指嘴就是要病人把口罩戴好,指胳膊就是抽血,指手就是输液。

    我们当然不会这么做,虽然我们知道,跟病人讲太多的话,无疑会增加我们的感染机会。在他们最需要关心的时候,我们却连几句宽慰的话都吝啬,那和会操作的机器人有什么两样呢?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尽全力来帮助病人。

    这时候,失去心理支持比现实存在的危险更可怕。

    我带着双层手套给一位患者穿刺,由于长期输液,她手臂上没有一根好血管,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摘掉了一层手套,摸血管的感觉真实多了,但把握还不是太大。当我准备再摘掉一层,用手指直接去触摸她的手背时,她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病房里很多病人,即使他们虚弱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只要我们一进病房,他们会立即把口罩戴好,把头扭向一边。

    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向战斗在非典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致敬的声音。一位患者说:“谢谢你们了,309医院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代表我们患了非典的全体人员感谢你们!”

    我说:“你们都会好起来的,一定能好起来,现在万众一心抗非典,外面所有的人都在关心和支持我们,困难是暂时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护士晓红说:那天我总觉得好像欠她什么似的,很不安;后来一有空,我就到病房去看她

    很高兴,也许是某种机缘的巧合,我和晓红、娜娜成了室友。我们的父亲都是军人,现在因为抗击非典,走在了一起。会吹黑管、能弹一手钢琴的娜娜戏称,我们脸上被口罩勒出来的印子是五线谱,捂出来的小疱是小蝌蚪。

    晓红是手术室护士,配合过开胸开颅的手术不知道多少回了,却没有在临床工作过。她很担心工作要是拿不起来,丢了手术室的脸可怎么办?其实,她大可不必担心。就凭她学得那么认真,干活一股子猛劲儿,加上人又聪明,她很快就成了下一批的老师,大家都对手术室护士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进来后的第3周,晓红的姐姐来电话说:“妹妹,姐姐也要到小汤山报到去了。”

    好一对军中姐妹花。

    晓红是家里的老小,她没有告诉宠她的父母接受了这个任务,姐姐也在一线了,她很怕年迈的父母会担心。她撒了个善意的谎,说最近整个医院都不让出入。

    “安全出去以后,我再告诉她们,疼我到骨头里的老爸会理解我的。”晓红说。

    从小在格尔木长大的晓红有不服输的个性和韧劲。晓红到非典病房上班的第二天,病房里送来了一名非典患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同志来调查,可这名病人死活就是不说自己是哪个单位的,家住哪儿,都和什么人接触过。

    要知道,她不配合,会对多少人的健康造成威胁。

    医生拿着调查表,好言好语地做了半天工作,但病人就一句话,我确诊了吗,不是怎么办?说完就闭上眼睛再不说话了。

    晓红着急了,像放爆竹似的劈里啪啦对她讲起来:“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人,他们都是医生护士,他们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家里的老人、丈夫、孩子和你单位同事的健康?你最好马上说出来,耽误一分钟就是人命关天……”

    结果,病人原原本本地说了,她的家人和同事都迅速地被隔离起来。

    “其实这样,我也很难过,但我只能这么做。”晓红说,“那天我总觉得好像欠她什么似的,很不安;所以,后来一有空,我就到病房去看她。”隔着衣服和眼镜,她都能记住我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越来越成熟。

    韩老师弥留之际,丹医生从凌晨4点到下午近10个小时里,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

    谁都知道距离病人越近就越危险,当带着呼吸机的韩老师说不清楚话,急得直冒汗时,丹子军医生竟然轻轻地挪开病人的面罩,把耳朵毫不犹豫地贴了上去,直到把韩老师的意思搞明白。如果说概念上的零距离是进入非典病房,那么我看到了真正的零距离。

    韩老师弥留之际,丹医生从凌晨4点到下午的近10个小时,一直陪在韩老师身边。她走得很安静。

    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最渴望的就是亲人能够在身边,送最后一程。非典又一次暴露了它的残酷,我们只有轻轻地握住他们的手,替他们准备好纸笔,记录下最后的遗言。

    二病区有一名退休老干部,儿子在芬兰,每天都会按时给爸爸发来短信息。

    “爸爸,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是勇敢坚强的爸爸,儿子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为您祈祷,病魔不可怕,全家人和您一起努力。”

    二病区的每个护士在为老人念短信息时,都哽咽着,泣不成声。

    20天“吃”的放射线赶上这一辈子接触的放射量,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从来没有觉得跟病人这么亲、这么近过

    病区里还有一群可爱的人,就是为非典患者拍床旁胸片的技师。赵敏和陈建忠是我们同一批进来的,工作20天就要出去了,赵敏说,“明天就要离开非典病房了,真有些舍不得。每天看着病人的片子好起来,我和小陈都不知道有多高兴。”

    为什么你们呆20天就要撤出去呢?

    拍床片要“吃”很多的放射线,放射科照像室50公分厚的墙里还要加铅板,咱们的非典病房的墙太薄了,每个病人每天都要照片子,3个病区有多少病人啊。谁都知道大量的放射线会杀伤白细胞,降低免疫力,甚至会影响到生育能力。赵敏是新婚,小陈还没有女朋友。

    是啊,这20天里“吃”的放射线赶上这一辈子接触的放射量,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从来没有觉得跟病人这么亲、这么近过。

    病房里所有病人一看到推着 X光机到床前的小伙子就特别亲切。他们叫不出、也认不准我们太多的医务人员,但两个小伙子,他们太熟悉了。就是这两个小伙子,一胖一瘦,每天把病人抱起来,把片子放到他们身下。有一次,小陈刚把病人抱起来,这个病人就开始一阵咳嗽,痰液喷到了小陈的口罩上,要不是小陈口罩捂得严实,不透缝,真不敢想象。已经病逝的韩老师,生前一见到小赵和小陈,就翘起两个大拇指来。

    是的,每一天我们都感受着病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病人出院,我们奔走相告,为他们的康复,高兴得能多吃半个馒头。病人情绪低落,黯然伤神,我们的这一天也会很失落。

    流汗是我们的本分,流血是我们的医德。我们之所以坚强,有信念,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面对生死考验,我们无怨无悔。

    经历过风雨后,更应该知道今后怎么做;抗击非典将是人生最难忘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心情就是免疫力,这就是3个病区所有医护人员连日奋战并无一例医务人员感染的经验总结。

    嗓子痛,扁桃体发炎,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分析家”认为,这是个必经的过程。试想,病房、走廊、宿舍里每天大量的含氯消毒剂弥漫在空气里、地板上,刺激着我们的口鼻。病毒在入侵的过程中,其实正和我们的肌体进行正邪之斗。我们绝不能被非典击败,否则它就会通过喉咙洋洋得意地进入了我们的气管、支气管和肺部,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在很短的时间里再伺机出来害人。

    我所在的三病区是个温暖的集体,主任王安生以身作则,带领全体一线人员打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工作时非常严肃的王主任内心很细腻,他从没有把我们暂调来帮忙的同志当外人,而是更加关心我们在非常时期理想与信念的培养。经过考验,两名表现非常出色的团员青年在抗击非典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主任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人经历过风雨后,更应该知道今后怎么做。大家在一起工作也很难得,抗击非典将是你们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和一笔宝贵的财富。”

    孩子想妈妈时,护士长就会站到阳台上,让孩子在离病区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妈妈

    艰苦封闭的日夜里,傍晚放风是每天最轻松的时刻。终于可以暂时摘下口罩,做个深呼吸,品一品未经过滤的空气,活动活动紧绷了一天的肌肉和关节。

    每天下班后,我习惯站在五楼宿舍的阳台上,眺望着不远处的家,看着万家灯火温暖地照耀着非常时期寂静的夜晚。

    和我同在一个科室工作的护士长英子,是门诊部第一个主动请战的。儿子过 6岁生日时,英子说:“这是第一次没在孩子身边给他过生日,没关系,最起码我还可以远远地看儿子,与许多连看都看不到孩子的妈妈相比,我幸福多了。”

    孩子想妈妈时,她就会站到阳台上,让孩子在离病区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妈妈。夜里妈妈的被角也常常因为想念孩子,被泪水打湿。有些小孩子,一个多月没见到妈妈,打电话的时候竟喊“阿姨”。这样的母亲在非典一线有很多很多……

    舍不下咿呀学语的孩子,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毅然地来到这里,舍小家为大家。

    三病区有个6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刚过隔离期就赶紧来看儿子。但只能隔着百米之外的铁栅栏门远远地看。

    “妈妈,我想你。”孩子的喊声使楼上多少个妈妈潸然泪下。

    “儿子,好好听医生的话,打针时不要哭,你是大人了,想妈妈的时候,就把护士阿姨当妈妈……”

    整个宿舍楼都安静下来,大家生怕发出一点声音,会影响到她们母子之间的对话。希望孩子能早点好起来,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这是所有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父亲母亲的心愿。

    我想起了另一位父亲,我们病区的林明贵主任,在接到命令后,竟然顾不上照顾9岁的女儿,让孩子一个人搭乘飞机去找姥姥。是这个“粗心”的父亲,他不疼女儿吗?不!为了更多的家庭拥有幸福,他们亏欠着自己的妻儿,不知道在心里向家人说了多少次“对不起”。

    亲爱的家属们,谢谢你们能够理解你们的丈夫、妻子和孩子,正是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信心倍增,勇敢地面对病魔。阴云过后,我们会平安地回到你们身边,更加爱你们!

     《解放军报》 2003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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