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是非常幸福的。我几乎拥有了一切：美貌、名誉、财富、各种大奖和爱情。为幸福我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预料的极大的不幸——可怕的疾病、不良嗜好还有破裂的婚姻。”这是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泰勒在步入花甲之年后对《生活》杂志记者就自己的一生发出的感叹。

在６５岁生日前的一个月，她做梦也未曾想到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脑子里长了一个很大并且很危险的肿瘤，需要立即手术。下面是她在手术前几天，对《生活》杂志谈到的她面对这种可怕现实的经历。

我的脑袋在谋杀自己

这次生病是从头痛开始，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接下来感觉有些小事记不起来，然后拿东西会失手。例如玻璃杯会从手中滑掉等。有时我又会感觉迷失方向，脑子里有些迷迷糊糊。我以前并没有想得太多。

但是今年２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确实感到有些异样，好像得了流感，咳得非常厉害并伴有低烧。我想给楼下的人打个电话，就是拨不成号，这时确实很害怕。我想要人来帮助我，于是便尖叫起来。有人把医生请来，医生嘱咐我立即去医院，并为我做了各种脑部扫描。我被要求留在医院过夜。

第二天早上医生对我说：“你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必需摘除，越快越好。” 我就在那儿坐着，一声不响，陷入一种恐怖之中。他们对我的脑子动手术，这无异于对我的感情、思想、记忆、诗情、美感、灵魂总之整个身心开刀，脑子是我生命的全部，之后即使我能活下来，我还会一如既往吗？

我还要准备举行一个宴会。美国广播公司出巨资组织一次为我庆祝６５岁生日庆典的转播。为了上镜头，医生同意将手术推迟。我想如果取消这次宴会那就说明我是胆小鬼。对于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来说，这次宴会是为艾滋病患者筹措基金而办的，假使我不去开这次生日宴会，这将使我所热爱的人们和支持者感到失望。我真不知将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我又不可能不去考虑在手术前必须做的那些检查，当我拍片以后恐惧心情一直控制着我。我曾做过类似的检查。医生在腹股沟的动脉插入导管，然后注入带颜色的液体让它通过全身最后到达你的脑子。这简直就像在地狱里受刑。

我有时真想对自己这皮囊发火。没有人会有像我这样的病史。肺炎不知发了多少次，脊椎、眼睛、膝盖、脚都动过手术，阑尾切除了，扁桃腺切除过两次，剖宫产三次，局部子宫切除。两进戒酒及强制性戒毒中心。

我要为车臣孩子筹款

但我相信，在生活中有一半事情是由命运来支配的，并且是不可预见的。我的一生是那么的不平静，可以说到处充满着危险。有好多次我喝得酩酊大醉以求一死，我的这种处境不得不使我想到自杀。正因为自己恶习缠身，我会毫不经考虑便服用安眠药或其他药物。我已经好几次走到死亡的边缘。其实３０年前在伦敦我已经因患肺炎而被宣判死刑。

去参加那个生日晚会也许是一个鲁莽的决定。我非常害怕。不过我很高兴自己作出这样的决定。我的家人会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次宴会，我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那晚我们为伊丽莎白·泰勒艾滋病基金会差不多筹集了１００万美元。所有这些爱心温暖着我并将我的担忧冲刷得一干二净。但是第二天有人一提及“医院”二字，这种担忧就又回到我的身旁。我是如此痛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这种地方浪费掉了。当我踏进医院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呕吐一想到去医院我心就怦怦地跳我冒了一身冷汗还是去了。

我是想活下去的。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手术５天以后，我仍然活着。当我苏醒过来，我欣喜若狂。我并没有死，我也没有中风。他们把脑瘤取走了。由于加强了护理，我已经能大喊大叫，我已经一切都很好了。

我现在还不能用右手拿刀叉和调羹，不过医生说过些日子会好的。不过我还是非常激动，因为我幸运地获得了新生。我有使不完的劲。

我听说那些被遗忘的车臣孩子们尚生活在污水管道里。我要为他们筹集捐款。不久我要到那边去，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复原了。（阿静）

《中国妇女报》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