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张德江书记，尊敬的董特首，尊敬的何特首，以及在坐的女士们、先生们。

以广东珠三角为轴心、南接香港、澳门和海南、北联湖南和江西、西通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这样一个“9＋2泛珠三角”区域大平台，是中国最具活力、国内外两个市场联接最紧密、合作前景最看好的大经济圈。如果这个大经济圈的合作发展步伐加快，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必将对全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推动，成为实施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典范。

“9＋2泛珠三角”是典型的东、中、西三大板块的有机融合。除了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外，内地9个行政省区中，“东”有广东、福建和海南3个行政区，“中”有湖南和江西2个行政区，“西”有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4个行政区。由东、中、西三大板块构成的大区域，其最大特征之一是差异性。尽管自然气候相近，都种水稻，但在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各种行为习俗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最为突出的是，民族多种，文化多样，习俗多元，其中，饮食文化就有风靡全国的粤菜、湘菜、川菜这样各具特色的三大菜系，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动。这种多元化、差异性，成为区内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各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动因。

“9＋2泛珠三角”人口稠密。到2003年底，这个地区的总人口约为45，700万人（内地9省区为44，970万人），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132，200多万人口（大陆为129227万人）中，占大约34.6％的比重，但国土面积不足全国的1/5，人口稠密特征十分明显。但是，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率和人口自由迁移率都比较高。在CEPA之后，人口迁移速度不仅在港、澳与内陆9省区及9省区内部之间明显加快，而且向全国流动的半径也在不断扩大。在构建“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后，既可强化人口自由迁移的市场化趋势，又能促使区内各级政府为行政区划之间人口自由迁移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创造更为平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对全国在人口迁移、加快城市化等方面实现东、中、西合作和协调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9＋2泛珠三角”劳动力资源丰富。到2003年底，这个地区的总就业人员占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32.5％。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工资成本比较低。这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有利于充分发挥低成本资本扩张优势。由于区内深圳、珠海、中山、东莞、顺德等“小珠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在扩张到一定阶段后需要部分外包、外迁，而中部的湖南和江西以及西部的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整个工业化水平较低，可以根据需要接受部分产业和企业转移。

区内中、西部可以利用丰富的农林、矿产、水电等资源和东部的加工技术及贸易平台进行合作，这一方面可以延长东部加工业发展的资源供应链，另一方面可以依托这个合作平台刺激中、西部地区加快体制创新，获得更多市场发展机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缩短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服务化道路的时间，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同时，可以在“9＋2泛珠三角”内利用已有的和不断扩充的交通及信息基础设施等条件，形成大交通、大物流、大交易、大产业的区域性互联互通的良性循环格局。这不仅可以在互利互惠、共赢共荣基础上，推动区内资本和劳动力的动态组合及产业分工方面的合作，扩大区内东部与中、西部各自所需要的产业和市场发展空间，也可以为全国实现东、中、西部产业、企业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示范园地。

“9＋2泛珠三角”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既有共同的加速成长基础，又因存在一定差别性和层次性而具有可开展区内互补性合作的条件。无论在消费、投资需求方面，还是在利用外需方面，东部的水平明显高与中西部。内地与港、澳之间，这方面的差距非常明显；在内地9省区内部，其差距也很引人注目。从人均消费水平这个指标来看，2003年，东部的广东、福建和海南3个省区平均为4594元，中部的湖南和江西2个省区平均只有2832元，西部的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4个省区平均仅仅为2276元，以东部为100％，中、西部分别相当于61.7％和49.6％，其中，最低的贵州（1701元）只相当于最高的广东（5683元）的29.9％。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指标来看，2003年，东部平均为4289元，中部平均只有1956元，西部平均仅仅为1805元，以东部为100％，中、西部分别相当于45.6％和42.1％。就是说，9省区中、西部地区人均消费和投资的水平均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在构建“9＋2泛珠三角”平台后，如果大力推动区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在区内实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和其他自然资源要素的流动性配置，促使人口和生产要素从收入低的地方向收入高的地方自由流动，既可以使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劳动力，加快经济增长，又可以使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加快人口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刺激就业机会增加基础上大幅度增加转移收入，增加潜在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的外部刺激”提高本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区内各行政省区之间的行政壁垒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分割格局被打破后，会促使区内“企业流动性”大幅度提高，出现跨区性企业资产并购重组现象，这就有可能在优化全区资产配置结构、提高资产配置效率基础上，大幅度扩大区内的实际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因此，“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可以为全国提供“区域市场一体化、资源自由配置带动效率提高”的经验，为全国提供“以富帮贫、互补共赢”的东、中、西合作与协调发展的经验。

“9＋2泛珠三角”构建区域合作平台，除了产生“区内市场一体化带来共同的发展机会”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效应是“贸易和资本的市场开放半径和开放成果分享面扩大”。2003年，区内9省区进出口贸易总规模为3400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为40％，略高于34.8％的人口比重，但该区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只有144.3亿美元，不足全国535亿美元的27％，明显低于人口比重。这说明“9＋2泛珠三角”内部9省区的贸易开放水平高于全国，但资本开放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如果深入分析9省区内部东、中、西的外贸和外资分布，就会发现与全国水平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

外贸方面，东部3省2003年人均进出口贸易额为2621.9美元，相当于全国人均658.5美元的4倍，中部2省和西部4省区分别为57.3美元57.2美元，仅相当于全国和东部3省的8.7％和2.2％左右。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全国2003年人均额为41.4美元，“9＋2泛珠三角”东部3省、中部2省以及西部4省区分别为32.1美元、24.1美元和4.4美元，都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一方面说明，珠三角外的长三角、山东、京津和辽东半岛一带贸易和资本较高的开放度提高了全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另一方面说明，“9＋2泛珠三角”未来贸易和资本开放度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这不仅是因为“港澳带动效应”还只是局限于广东的小珠三角圈内，贸易和资本的市场开放受到各种自然的、行政的区域壁垒制约，开放半径难以扩大，而且还因为以广西和云南为窗口的“南扩效应”还没有显示出来，在CEPA和东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后，可以为充分发挥“港澳带动效应”和“南扩效应”获得一个比较便利的外部条件。

如果“9＋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区内迅速打破贸易和投资的各种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形成无障碍的人流、物流和市场交易秩序，各行政区政府之间建立常规性协调工作机制，不断改善区内和对外的投资、贸易环境，这种“港澳带动效应”和“南扩效应”可望很快发挥出来，“9＋2”的整体开放水平可望很快提高，市场开放半径可望很快扩大，开放成果可望很快在区内各地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分享。这无疑会促使全国对外开放出现沿海、沿边的“线的延伸”以及“向内地纵深推进”的新态势，为加快全国东部现代化、促进中部崛起和推进西部大开发，落实中央提出的“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战略方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本文根据现场速录整理，如有错误，敬请原谅！此稿未经大会组委会最后核准，仅供参考！）

 南方网 200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