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

如果说在香港回归以前，“一国两制”还只是一个理论的话，那么在香港、澳门回归以后，“一国两制”则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事实面前，国际舆论对港澳发展的现状和美好前景投下了信任票。港澳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是最有说服力的宣言书，它不仅宣告中华民族将要结束国家分裂和骨肉分离的历史，而且宣告港人澳人能治理好港澳，宣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能起到示范作用。

那么，“一国两制”为何能行得通呢？

无论是政治基础，还是经济基础，“一国两制”都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一国两制”存在的理论基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是领导者的基本功。邓小平深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国两制”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成功范例。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一国两制”存在的政治基础符合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邓小平多次讲过，“一国两制”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他指出：“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换句话说，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对各方都有利，而和平统一的方案又必须以各方都能接受为前提，“一国两制”就是这种“三全其美”的惟一选择。

“一国两制”存在的经济基础符合当今两种社会制度经济上竞争、政治上共存的现实。新中国来源于封建历史很长的旧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将长期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只有在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才能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这就决定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现在一个国家主体内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互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都提出过利用资本主义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港澳在建国以后暂不收回，是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两地回归以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更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特殊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国两制”道出了爱国者的心声

“一国两制”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以爱国主义为根基的民族团结意识和复兴意识。一个民族只有正站起来之后，才能深刻反思自己的历史。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亚洲睡龙，主权丧失和割地赔款的耻辱，不能不时刻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追忆百年沧桑，中华民族共同的心声是：既然站起来了，就不要忘记过去趴下的历史，更不要再趴下去。帝国主义给我们留下了港澳台问题，是不幸、是耻辱，同时也是经验、是教训，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一国两制”存在的时代背景是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中国离不开世界，历史连着未来。如何站在世界的角度去办好中国的事情，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遗留问题，往往需要拓宽新思路、寻找新办法，以超越前人，推动历史前进。当今世界，谁都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在经济上，世界市场的影响在扩大，地区间、国与国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日益密切。二是在政治和价值观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在地球上长期并存，世界目前整体上也是“一球两制”的发展格局。三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采取“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正是为当代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的新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

“一国两制”把高度的原则性和操作的灵活性相结合，把目标的一致性和方法的多样性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主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成功探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新运用、新发展。一句话，“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面旗帜，是通往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一国两制”这一战略决策的创立，显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非凡胆识。可以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以他惊人的洞察力和科学的预见性对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是他执着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相结合的产物，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传世之作和巨大的精神遗产。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出这样的决策，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它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中国特色。

港澳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四条经验

港澳特别是香港实践“一国两制”以来，不仅回答了一些人当初所持的观望怀疑态度，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落实“一国两制”承诺的肯定和好评。认总结港澳回归以来实施“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对于继续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进一步增强祖国的综合国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处理香港、澳门问题的基本方针，是保持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完全符合当今时代特征、中国国情和港澳的实际。港澳回归以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大大增强了当地人的信心，这不仅对港澳继续保持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法律保障。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各项规定，符合国家和港澳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中央政府一再重申，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特区宪制性法律，不仅港人澳人要遵守，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全国人民都要遵守，内地有关部门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中央政府将会坚定不移地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完全信任和支持特别行政区的工作，绝不干预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规定自行管理的事务。这是确保香港、澳门繁荣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法治基础，也是港澳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三，始终坚持行政为主导的基本政治体制并坚决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是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重要政治条件和组织保证。港澳的政治体制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照搬“三权分立”那一套，而必须始终坚持行政为主导的基本政治体制。要使行政为主导的基本政治体制起到稳定和发展港澳的决定性作用，选准选好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最为关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一直十分重视和珍惜中央政府对他们的信任与支持，为迎接各种挑战、保持港澳的繁荣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始终坚持行政为主导的基本政治体制，以确保以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首的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也是继续保持港澳稳定发展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

第四，巩固和扩大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澳各界人士的大团结，是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香港、澳门的事情，首先要相信和依靠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和澳人能够办好。邓小平说过，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其次是要扩大爱国者的范围，只有团结的人越来越多，才能有效地孤立极少数。邓小平曾为香港特区政府主要成份的爱国者界定为：“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董建华在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时也讲过：“我们重视多元，但避免对立；我们崇尚自由，但讲求法治；我们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处处应以大局为重；我们维护个人权利，但更要承担社会责任。我希望这些理念可以成为香港团结的基石。”这一精神，应该始终作为检验所有港人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未完待续）

    《环球时报》2004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