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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史家邓粲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7 月22 日 | 文章来源:红网

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学、史学都因统治者控制思想文化能力的削弱而有所繁荣,著名史学家与文学家纷繁迭现。长沙籍人邓粲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邓粲,字长真,出生于东晋时的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邓骞是东晋著名政治家,“为人有节操,识量宏远。”历任武陵(今湖南常德)、始兴(今广东曲江)太守,卒于大司农高位。邓粲年少时,受两晋玄学之风的影响,以“高洁”知名,原先他“志存遁逸”,隐居于山林民间,不愿人世受命做官。但377年(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当东晋车骑将军桓冲派人送来辞语谦恭的信和丰厚的礼品,请他出任荆州别驾一职时,邓粲赞赏桓冲尊重贤士的态度,欣然应允,开始参与政治活动。邓粲以前隐逸时的好友刘麟之、刘尚公等指责他改节令人失望。邓粲笑着回答:“足下可谓有志于隐而未知隐。夫隐之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而不在于物。”意思是,“你们确实是有志于隐逸的人,但并不真正知道隐的道理。其实如果知道了隐的道理,那么在民间固然可以隐逸,在朝廷也同样可以隐逸。因为处世为人的原则在我心中,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邓粲在任职期间政绩斐然,深受倚重。他曾经患上严重的足症,不能正常朝拜和处理政事,因此请求辞去职务,但桓冲不接受,要求他就躺着处理事务。384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桓冲病逝。不久,邓粲就以病为由告退,专门从事著述。

邓粲的著述主要是史学,代表作为《晋记》(又名《元·明纪》),书中记述了西晋一代,重点是元帝、明帝两朝的历史,共10卷。可惜原书早已遗佚不见,现存的是清代汤球和陈运溶的两种辑佚本。汤球的《邓粲晋记》分别辑自《太平御览》、《世说新语》及《北堂书钞》等书,共记史事49条;陈运溶本取材于《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4书,共录史事45条,基本上按年代先后,将晋代起自西晋武帝,迄于东晋孝武帝的某些名臣、文人、处士、列女、清谈家的旧闻轶事列于篇中。两书辑录的虽然只是《晋记》的一部分,鳞爪不全,难窥全貌,但仍不失为研究晋史的重要资料。

邓粲的《晋纪》一书不仅对记载晋代历史有所贡献,它的范例有许多可取之处。我国最早的历史书籍《春秋》在正文前首先清楚写明作者命笔之初的主张,记言记事的法规,从而既反映作者的编纂方法,也反映作者的观点、宗旨,这样的著书典则被称作“举例发凡”,是—种良好的撰史方法。但汉代的史学家却都不采用,就是《史记》、《汉书》等史家名著也只在《自叙》或《叙传》中表明自己写作史书的缘由,且往往语焉不详。所以撰明凡例这种好传统中止了数百年,直到邓粲著《晋纪》才子恢复,因而受到人们的赞扬。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案《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对邓粲作了高度评价。

古代湖南地区著名史学家不多,邓粲是其中较有成就的一位,也是历史上最早见于著录的湖南籍史学家,遗风流传,惠及后人,受到湖南后代史学家周圣楷、王先谦等人的推崇与仿效。

除邓粲外,魏晋南北朝时还出现了一批长沙籍文学名士。三国时有虞授与桓阶。虞授擅长《易》学而不喜欢读其他经籍。每谈起《易》来总是滔滔不绝,和别人辩论也很少失误。因而当时人评价说:“不读经,视虞生”。意思是不读经书而很有学问的人,就是虞授了。东吴末帝孙皓时。虞授曾任广州都督官职。桓阶初为长沙郡功曹,被太守孙坚举为孝廉,荐任尚书郎。后在曹魏时官至尚书令,封高乡侯,加侍中。病重躺卧时,曹丕亲临宅中探望,并诏令徙封安乐侯。桓阶平时善于著述,处理政务之暇常撰文作书,去世后留有《桓令君集》传世。

之后,在两晋相接时,长沙有虞悝、虞望兄弟。两人都坚守士人节操,以规范道德人伦为己任,并以此为标准臧否人物,先后出任州郡治中、别驾。在王敦起兵反晋时都因拒绝顺从而被杀。

魏晋南北朝时,湖湘地区还未得到真正的开发,与中原相比尚有差距,在此之前的史载中几乎没有本地籍的名人。邓粲、虞授、桓阶、虞悝、虞望等称得上是第一批长沙籍著名人士。在长沙历史发展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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