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统筹、协调和持续发展，这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重要内容，也是关于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新战略选择，它具体表述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这种新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但社会进步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和真正内涵，统筹、协调的发展才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确立协调发展新战略
首先，这种新发展战略的提出，是由中国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所决定的。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国已不再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经济走上了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各种发展不协调的情况变得非常突出，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然得到解决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等等，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反而进一步加剧，以至于严重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责任，主要的已不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去做各种产业投资的计划，而是维护和完善市场秩序，解决好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如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健康、环境和资源保护等等。所以说，“五个统筹”的新发展战略对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这种新发展战略的提出，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十六大报告对目前我国实现的“总体小康”加了三个限定词，即“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低收入的国家，按照每人每天收入不低于1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农村仍有1亿多贫困人口；按照国家统计局1992年制定的到2000年的16项小康指标的目标值，到上世纪末还有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等项指标未能达标；而且分区域看，到2000年，这16项指标，东部基本实现，中部实现了78%，而西部只实现56%，城乡之间人均收入目前有20年是平均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而且城镇人口的比重要有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要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要比较健全，社会就业要比较充分，家庭财产要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没有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安排，这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这种新发展战略的提出，也是经济持续增长本身的要求。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有一个持续运转的产业链和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种种不协调现象，特别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协调、经济社会之间发展的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协调，否则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比如，城乡协调发展要解决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农民收入增长过慢的关系问题，区域协调发展要解决好东部沿海快速发展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关系问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紧张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要解决好工业化快速推进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等等。
第四，统筹、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搞新的平均主义，并不是要放慢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防止城乡社会结构的断裂，防止区域发展出现鸿沟，防止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不惜牺牲其他社会发展价值的偏向，防止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这些都不是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经济重新步入快车道的情况下，强调统筹、协调发展显得格外重要。在市场竞争领域效率目标优先的情况下，社会发展领域强调社会公正显得格外重要。要纠正一些地方和领域出现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本价值，重眼前利益、轻长远福祉的偏颇。
第五，增长不等于发展，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意味着要以人民福祉的增加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而不是GDP增长的单一指标。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社会发展是花钱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过去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往往把他们的业绩与当地GDP增长的速度联系在一起。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短期效益是有目共睹的。一些领导干部在他的任期内拼设备、拼成本、拼资源、拼环境，以此换来了很高的GDP增长，却把一大堆难题留给了他的下一任领导，当地人民没有从增长中得到实惠，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其实社会发展的多数方面，不仅是有收益的，还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如扩大就业减少了失业救济成本，医疗的发展带动制药业，环境绿化带动花草生产业。教育过去只被视为公益投资，现在人们认识到也是一种产业，其实早在60年代，国际学术界的测算就证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实物投资的收益率。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社会得到发展，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真正稳定。
第六，统筹、协调发展还是面对新型社会风险的选择。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流动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面临着很多新型的社会风险，这些看起来只是个别领域的问题，却可能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今年年初暴发的“非典”危机更是让全社会认识到，新型社会风险潜在的威胁。譬如，我国现在总体上已成为淡水资源非常紧缺的国家，过去东北地区从不缺水的城市和长江沿岸城市，现在已普遍出现缺水的状况，而且这种情形仍在蔓延，很多城市已在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一些历史上已经灭绝的疾病又死灰复燃，结核病、乙肝和艾滋病患者有蔓延之势。
二、建立科学的发展评价体系
实现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只有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科学的体系，才能使“五个统筹”的战略选择真正落实到实处。我国目前从总体上来说，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资金都十分匮乏。从一定意义上说，统筹、协调发展意味着不仅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而且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在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资源和财力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就会使我们的发展走入另一个陷阱。我们现在只有“经济核算”而缺乏“社会核算”，这样的核算体系只能让我们了解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但我们并不能准确地知道，那些为实现统筹、协调发展而实施的财政支出，在使用方面是有效率的还是浪费的？但只讲“经济核算”，不讲“社会核算”，遗患无穷。为了几百万元的产值造成的污染，可能几千万元也治理不好。为了短时期的政绩造成的资源和生态破坏，可能几代人都要受害。要建立其一整套对经济的外部性（正面和负面的）进行监测、评估和测算的指标体系，并把各种社会发展指标纳入社会核算当中。否则，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可能会把经济增长的收益都抵销掉了。现在有的地方从统计上看经济还在增长，但结构性指标严重恶化，人们非但没有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些发展指标（如廉政情况、贫困治理、保障水平、治安秩序、人口控制、环境保护等）甚至还在下降，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倒退）的状况，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另外，那些财政供给的社会事业部门，也要有一套评价体系，来测量它们的运行是否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社会核算和一个家庭的生活核算，道理是一样的，不仅要核算收入，也要核算各种可能的代价和支出，并在精打细算的基础上核算各种支出的使用效益，这样才能对发展的质量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李培林）
中国网 2004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