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是继抗日战争之后最终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战争，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壮观、最为深刻的人民战争。而这场爱国的正义之战，是一代历史伟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依靠美国发动全面的反革命内战而精心设计和谋划的。也正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驾驭战争全局，致力于运筹全国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亦周密部署和发动了作为重要战略后方的山西的解放战争，从而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并走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

从“上党端盆”到平汉大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历经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抗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云又密布于中国的上空。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又命令他的军队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洞察秋毫的毛泽东，早就敏锐地看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并由此及时提醒全党：“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就最终酿成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同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首先从山西开始那样，旨在推翻蒋家王朝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仗也是在山西这块黄土地上打响的，那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正如薄一波指出：“上党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是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在实际上，这个战役揭开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因此，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还是在日本刚一宣布投降后，凶相毕露的蒋介石，就急急忙忙从峨嵋山上跑下来，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捷足先登，立马奉蒋介石的密令，命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7万余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出发，进犯太行和太岳解放区间的长治即上党地区，并很快抢占了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襄垣6座县城。随后，又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8个师、2万余兵力，由太原南犯增援长治。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沿同蒲、平汉线由南向北推进，如对入侵上党之敌不迅速予以消灭，待蒋军主力北上后，将会使晋冀鲁豫野战军腹背受敌，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给整个战局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发动上党战役的重大决策。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至10月12日结束。整个战役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奉命指挥，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上党战役几乎是同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同步进行的。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对于运用这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问题，毛泽东在事前就作了充分阐明。他指出：“对于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也正像他对从延安回太行执行作战任务的刘伯承、邓小平讲的那样：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迫蒋介石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历经42天的上党战役，总计歼灭敌兵力13个师、3．5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逼迫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乘着“上党端盆”的胜利东风，毛泽东又部署了平绥战役和平汉战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平绥战役，计歼敌1．2万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而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仅以短短10天时间即传来了平汉战役的捷报，计歼敌两万余人，争取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等万余人举行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发起的同蒲战役，计歼敌8000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沿同蒲路继续北上的企图。这南北两线作战的双双胜利，既打破了敌人控制平绥路的企图，又堵住了华北的南大门，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自卫反击作战的节节胜利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山西是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的依托和腹心地带，是东北、西北、山东和华中各解放区相互之间联系的枢纽。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它处于华北战场的中心，既是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胡宗南集团的主战场，又是支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和东北战场作战的重要配合战场和战略后方。”在全面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投放了其正规军总兵力的30％，约160万人，并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尔后解决东北问题。“其具体战略企图是：以主要铁路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和控制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歼灭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在华北地区予以聚歼。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及环绕与穿插其间的平汉铁路、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地区。”还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就针对国民党军队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战略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依据这样的估计，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其中北线的作战计划是：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以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坚持原定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并于7月20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这样，“山西战场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围绕夺取三路四城，在南、北两线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南线，粉碎阎锡山、胡宗南组合的联防体系，控制同蒲铁路南段，使晋南地区由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后方基地，变为策应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攻的战略后方；在北线，打退傅作义、马占山的进犯，确实保障解放军对晋北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彻底粉碎蒋介石在平（北平）、津（天津）、张（张家口）地区建立发动内战的北方补给基地的阴谋计划”。据此，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又具体部署了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闻（喜）夏（县）战役、同蒲战役、临（汾）浮（山）战役、吕梁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南反攻战役、正太战役等主要战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协力作战，相继取得了上述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解放县城40多座，迫使国民党阎锡山部困守在同蒲线的运城、临汾、太原、大同等孤城中。

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中，还特别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即陈赓纵队胜利进行闻（喜）夏（县）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为样板，明确提出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和“指挥灵活加勇敢”的作战方法，指出：“此次阎军万余，胡宗南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又指出：“查我陈赓纵队仅三个旅，七月间歼灭胡（宗南）军一个旅后，胡军停止于绛县以南不敢冒进。八月我陈纵队北上攻取洪（洞）、赵（城）、霍（县）、灵（石）及汾西五城，此时胡军乘机占我垣曲、曲沃、浮山等地，故陈纵此次回师再歼胡军主力（第一旅及一六七旅均老一军）。由此可见，只要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进攻是能够打破的。”对于前者，毛泽东还进一步引申，不久为中央军委专门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对党内指示，强调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以收到全歼速决之效。

摧毁国民党在山西统治的四大战役

从1947年6月起，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这时，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为标志，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战略进攻的帷幕。随即，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亦南渡黄河，直趋豫西。两路大军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实施外线作战。留在山西的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也向国民党阎锡山部发起战略进攻。进攻的第一仗选在敌人在晋南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的运城，尔后由南向北推进，连续发动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直至推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山西全境。

对于山西战场上的这四大战役，毛泽东更加给予密切关注和慎审部署。关于运城战役，他致电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指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城无把握。……”关于临汾战役，他致电徐向前等，指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引者）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荫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指李井泉、周士第———引者）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关于晋中战役，他致电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指出：“……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关于太原战役，在前后10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罗瑞卿等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将领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电报，即达20多次。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乘胜进逼太原。在太原外围战斗即将胜利告捷之际，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毛泽东果断作出了缓攻太原的战略决策。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一直企盼着用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太原问题。当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在电示中强调指出：“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故“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在阎锡山逃离太原，南京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后，毛泽东即令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1949年4月22日。这样，经过再三争取，当和平解决无望后，毛泽东便在电示中明确地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太原前线的人民解放军一部又奉毛泽东之命挥师北上，兵临大同城下，大同即于5月1日宣告和平解放，山西解放战争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取得了歼灭国民党阎锡山军27．8万人的辉煌胜利。对于山西战场上战略进攻的战绩及其经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予了充分肯定、高度估价。太原攻克，大同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发来鼓舞人心的贺电，指出：“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指“五一”节——引者），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山西日报 2003-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