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故事:运筹帷幄钱塘江畔

杭州葛岭山麓,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考虑并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筹备工作。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一住2个多月,主持起草我国社会主义第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起草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开会。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

毛泽东提出宪法起草的指导思想和编写原则,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的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要简单、明了。”他补充说。

汽车沿着西湖徐徐行驶。毛泽东一声不响地透过车窗,望着西湖的景色,桥、亭、阁、园、楼……匆匆迎来,一闪而过。

毛泽东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下午三时,毛泽东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去葛岭山麓30号的办公室。

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制订了工作计划。

1月15日,毛泽东将工作计划电告刘少奇并中共中央征求意见,同时要求中央委员参阅《苏联宪法》(1936年)、《苏俄宪法》(1918年),以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东欧各国的宪法,还有我国历代的宪法。如《天坛宪法》(1913年)、《曹锟宪法》(1923年)、《蒋介石宪法》(1946年)和《法国宪法》。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宪法起草小组于2月中旬先后拿出了初稿、二读稿和三读稿。2月28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读稿。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董必武等组成研究小组,并聘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初稿进行研究和修改。3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四读稿。

通过四读稿后,毛泽东心情轻松了许多。3月12日,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公安部长罗瑞卿以及柯庆施、谭启龙和卫士张耀祠、伍一等人。

玉皇山又称玉龙山,位于天竺山的南支,山高237米。在山顶四望,左面是壮阔的钱塘江,右面是秀丽的西子湖,杭州城历历在目。

从玉皇山西北坡下来到满觉陇有条蜿蜒的小路。毛泽东没有选择那条小路,径自踏着杂草朝灌木丛生的野地走去。

“主席,前边没有路了。”卫士走在前面趟路,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荆棘丛生,出现一片树林,没有了道路。

“主席,我们往回走吧。”罗瑞卿考虑到主席的安全,接过话茬建议道。

不料,毛泽东听罢,大手一摆,不满意地说:“往前走!没有路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路是人走出来的。”说着就钻进一片树林。

毛泽东思维活跃,他想着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想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靠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

卫士听了主席的话,迅速地跑到前面开起路来。穿过一片树林,从玉皇山南坡下来,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暮色渐渐地浓了。毛主席回到刘庄时,湖滨路的街头,路灯已一盏盏地亮起来了。

3月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回到北京。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说:“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可以大修改,也可以推翻另拟初稿。”草案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进行广泛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毛泽东对这些意见非常重视,叫田家英把意见分为不正确、不适当、正确三类。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7次会议,讨论这些意见,共采纳100多条。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宪法草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并公布宪法草案。

鉴于毛泽东在设计、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的突出作用,当时有人曾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毛泽东断然拒绝了。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否定了有关突出个人的条文。他在解释这一问题时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这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我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后,又胜利地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

从此,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有了以法治国的根本大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1959年12月的一天傍晚。杭州南屏一间陈设简单、干净的会议室里,读书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同时兼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以及邓立群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来了。当毛泽东穿着棉衣到来时,他的心情极佳,精神抖擞地与大家握手,招呼他们坐下,然后点起了一支烟,在会议桌的中间位置上入座。

毛泽东读书,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为着解决国内和国际的实际问题而提倡有针对性地读书。

1958年8月的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在挫折面前,人们在思索,领袖们在思索,中国的经济建设怎么搞?毛泽东想到了苏联的经验。

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让广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便更好地认识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大家每本用心读三遍,弄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或不太正确的。建议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争取二至三个月,把书读通。在随后的武昌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读书,他说: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给出席会议的各位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是《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要求大家在半年内读完。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亲自带头实行这一读书计划。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刘庄。每天下午乘车去离汪庄不远的南屏参加读书活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会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大跃进”的挫折,使毛泽东忧心忡忡。他深深地感到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

1959年12月10日,毛泽东组织读书小组在杭州南屏开读。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艰苦求索。

白天,毛泽东回到刘庄休息,下午3时以后到南屏参加读书活动,天天如此,雷打不动。南屏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是浙江省委从毛泽东的安全出发,专门为毛泽东建造的。读完书,毛泽东或散步或入池游泳。不尽兴,不上岸。

在书声朗朗的氛围中,迎来了毛泽东66岁生日。毛泽东从椅子上缓缓地站起来说:“大家都留下来,在这里吃饭吧,今天是我的生日。”

霎时,大家都鼓起掌来。除了读书组成员和秘书林克外,毛泽东没有邀请其他人,只是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来了。

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拿出这期间写的两首诗《读报》、《改鲁迅诗》印成的小册子分别赠给江华、吴仲廉及读书组的成员作纪念。

菜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毛泽东非常高兴,不时地站起来:“同志们请吧,没有什么好吃的!”

大家文雅地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事。江华则讲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快乐、祥和,没有一点拘谨的气氛。

几小杯酒下去,毛泽东满面红光。

华灯初上,杭州夜空一抹如洗,银色月光照满刘庄。生日聚会,一小时就结束了。读书组的成员走了,江华、吴仲廉夫妇也很快有礼貌地告辞了。

送走了客人,毛泽东围着庭前的老桂树转了二圈后,走进了卧室兼书房,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一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了起来。

又读书了。

照旧是田家英、胡绳读,毛泽东说,邓力群记。边读边议论。

“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田家英读到教科书422页上列宁的这段话时,毛泽东拿笔在书上重重地一划说:“这些话讲得很好。”

说话时,他露出一种激动、快乐的神情。毛泽东一生与书为缘,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他觉得充实!虽然,苏联《政治经济学》里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但这些日子却感到放开了眼界。

毛泽东将我国与苏联的情况相对照,作了分析比较。他说:“列宁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阶级不得不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发展。”

他笑了笑,继续说:“在内战时期,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确实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实际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实行这种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缸。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内战结束后,才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的内战时期比他们长得多,22年间,我们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收公粮和购买余粮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赖农民。”

毛泽东说:“我们搞了22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全国解放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听着毛泽东的话,大家不时地微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说:“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毛泽东说着,燃起一支烟,想着问题。忽然,他慢慢地摇着头道:“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产生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

田家英读到哲学部分,毛泽东的谈话进入了哲学领域。

毛泽东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么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毛泽东接着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毛泽东又接着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为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他并不只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字,而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

毛泽东在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时说:“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状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成为事物。”

他的谈话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说着,毛泽东把大手一挥,不容置辩地说:“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

毛泽东低着头,翻着那发白的书页,一声不响。隔了很久,毛泽东开始谈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声音平和:“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说:“在中国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采取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总是讲到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印证。

毛泽东说:“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国内战争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的时候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要分成好多个部队,常常是一个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他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说:“这样,我们在这一点上就成为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悉,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到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

他还谈到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质变和量变是对立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稍顿片刻,毛泽东继续说道:“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的谈话是那么的深邃,富有哲理。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在会议室里回荡。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

毛泽东谈哲学兴致很高,一讲就是两个钟头,越讲越有神采……

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探究竟;毛泽东派出中央调查组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失误,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毛泽东决心扭转困难的局面,派出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

1961年1月22日,中央调查组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到达浙江杭州。中央调查组与浙江省委商量,按照毛泽东抓两头的工作方法,到嘉善县比较差的和合生产队和富阳县比较好的五星生产队搞调查。

毛泽东坐镇杭州,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

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土改后,生产蒸蒸日上,粮食亩产在600斤以上,但到1960年粮食亩产一下跌到290斤。这个队的总产量只有109万斤,但是交给国家的任务要100多万斤。交了任务粮,农民实际上已没有口粮。

……

1961年除夕前的几天,富阳县环二生产队年仅15岁的裘有祥,拐着右脚到五星村乞讨,因天雨路滑不慎摔倒,正遇上中央调查组的马仲扬。马仲扬扶起衣衫褴褛的裘有祥,将他带到调查组住所。裘有祥一连喝下五碗粥,使在场同志大为惊讶。调查组的同志刨根究底,了解到他外出讨饭的原因以及他家乡出现有人饿死、逃荒的情况。此后,中央调查组跟踪到环二生产队调查。环二生产队坐落在富春江边的小平原上,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原来都比较好,在1956年以前是富阳县农业生产的先进单位。从1957年开始走下坡路,1958年以后变成了落后队。农民收入日益减少,只得靠借债度日,全村户户倒挂,家家欠债,人均累计欠债48.18元。一到冬季,社员人均口粮每天只有4两或3两,最低时2.7两。

经过15天的调查,田家英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嘉善县和合生产队和富阳县环二生产队的情况。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同志参加了汇报。

“由于口粮短缺,富阳县环二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反映饥饿使他们无法生产。”田家英说。

“调查组进村后,逐户串访,群众一片诉苦声。看看他们的家里,不仅生活资料所剩无几,就是生产资料也当卖一空……”说到群众的困难生活,田家英眼睛里噙着泪花。

1958年开始,全队有100多个劳动力离乡背井逃荒去江西;不少人外出讨饭,好多社员患上浮肿病,还发生饿死人的事……

“我走访过不少农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像遭过洗劫一样。”田家英哽咽着说。温文尔雅的田家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少落泪,这次却禁不住潸然泪下。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容易激动。听了田家英的汇报,毛泽东忧心如焚,难过得流出了热泪。

和合、环二生产队的落后情况和饿病逃荒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为什么地处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竟然会出现饥荒呢?为什么美丽富饶的田园会荒芜呢?

带着这一个个疑问,毛泽东思索开了。

当田家英讲到“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严重,生产受到破坏的时候,毛泽东说:“不怨天,不怨地,我看这些问题是‘五风’造成的。要使我们的干部懂得,剥夺农民是不行的。这种做法是反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不解决这个问题,生产不能恢复。”

毛泽东说:“农民离不开土地。自留地问题,几放几收,都有道理。两个道理归根是一个道理,还是给农民自留地。这样,农民才能补充点蔬菜,发展点多种经济,养点鸡,养点猪。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去搞副业。要在反复中取得经验。作对比,就有了理论上的根据了。再反复,搞下去就是饿、病、逃、荒、亡。”

田家英汇报说:“在干部政策上,一些主管部门光使用,不教育。有的坏干部不是及时受到批评教育,而是步步高升。对干部既缺乏组织上的教育,又缺乏制度上的监督,使不少干部变坏了,手脚不干净。”

毛泽东忧虑地点了点头,说:“干部手脚不干净,如何去教育别人呢!对手脚不干净的干部,统统撤掉不行。要按群众的意见办,群众允许过关的就放过,不允许的就撤职。还要让他们退赔,衣服拿出来,口粮可以降低。”

毛泽东继续严肃地说:“一个社队搞得好坏,干部起决定因素。今明两年要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把干部水平提高一步,使工作做得更好些,那我们就有希望了。”

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央调查组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1958年夏秋,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大队公共食堂开办,社员开始“放开肚子吃饱饭”。调查中,群众对办公共食堂的不满情绪很强烈。

为弄清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这个问题,调查组挨家挨户察看。在灶旁、床头,与社员拉家常,还专门召开座谈会,让群众将心里话说出来。

田家英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不同反映——

一次座谈会结束后,一位中年妇女踯躅着迟迟不挪步,她把调查组的同志拉到一边,问道:“你们是真调查吗?让我们说真话吗?”“调查就是为了听真话。你有什么意见?”调查组同志问。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说:“听真话,我就对你们说。”

她在食堂里工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的一大堆问题。最后恳请:“这食堂就不要办了。”调查组同志听了,又到食堂里去调查,到社员家去访问,发现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有同样的意见。一是办公共食堂时,搞“一平二调”,部分自留地也没收作食堂菜地,影响了副业收入。二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壮劳力吃不饱,老人小孩病人难以照顾周全。三是难管理,漏洞多,个别干部私心重,多吃多占,有些食堂人员开小灶,小偷小摸,纠纷增多。四是食堂浪费粮食,“鸡啄啄,鹅笃笃”,一斤米变成八两粥。另外,食堂不利于社员以丰补歉,初办时正值丰收年景,“吃饭不要钱”,结果吃过了头,1959年遭灾减了产,人均定粮步步下跌,开始按定粮吃饭……

听了调查组同志的汇报,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食堂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要按群众要求办事,不适合群众要求的事,总是要垮台的。千户大食堂势必不能旷日持久,不垮不分才不合理呢!”

公共食堂问题,引起毛泽东的思考。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我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滋长了急于求成的情绪,结果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失误严重地泛滥起来,1959年又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以至主观主义猖獗,实事求是难行,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挫伤,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严重损失。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有感触地说:“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

最后,田家英建议,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采纳了田家英的建议,酝酿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2月23日,毛泽东把自己直接领导的浙江、湖南、广东3个调查组的负责人及其助手召到了广州的小岛招待所。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中央领导和各级负责干部纷纷走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这个基础上,5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订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60条。这个文件对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各种错误倾向起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终于结出了硕果。(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李林达)

浙江日报 2003-12-24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 @ 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