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大河原孝一再一次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想起了自己55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

“刚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怀有强烈抵触的情绪在这里生活。我们想，战争的责任是否在我？在谁？为什么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是其中最反抗的一员，”83岁的前日本战犯大河原孝一回忆说，“改变思想就是改变灵魂，这是一项深刻、艰巨的任务。”

如今，他是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的身份重返“再生之地”。被遣送回国后，他在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真正的日中友好，要从向中国人民谢罪开始。”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台上，大河原孝一的视线飘过台下的听众，声音略显激动，“今天，我被招待到这个地方来，感到非常光荣，并且想，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

6月27至2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与会的中方人士有管理所当年的管教员、看守员、医护人员等；来自日本的访问团共计54人，包括大河原孝一在内的4名前日本战犯、“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其中几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尤其显眼，访问团成员的年龄跨度超过60岁。

“回日本50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另一名前日本战犯岛亚坛发言时说，“我做了版画，举办画展，题目是‘三光’政策。在右翼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如果我被杀了，这也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认罪的一个行动。这50年，我的心情没有改变。”85岁的岛亚坛缓步走下讲台的时候，听众席上的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擦眼泪。

谢罪之旅

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14项之多，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月28日随“和平之旅”访问团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片焦土，堆积着被烧黑的累累人骨。空气沉重得让人屏息闭嘴。眼前多具遗骨保持着临死前张大嘴巴的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大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纪念馆工作人员问访问团是否需要在馆内继续讲解，“继承会”会员、该组织目前惟一的华侨代表李楼摇头说“不需要讲解”。在这里语言是多余的，随团一些人在用自带的摄像机默默记录，他们献上的花篮挽联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大河原孝一在纪念馆门前开口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战前是农民的绵贯好男也有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他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同一天，访问团还在战犯管理所参观了《侵略——三光》画展。30幅黑白色调的版画是岛亚坛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创作的，标题有《示众枭首》、《强奸》、《扫荡》、《三光》……他在每一幅作品前为大家讲解。画面上的日本侵略军全是骷髅造型，隐喻他们为战争恶魔。

岛亚坛在讲解他的画作时说：“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犯管理所现任所长侯桂花为筹备这次活动刚去过日本，“还能活动的只剩二十几人了。”她说，“80多岁的老头，为呼吁反战做工作，在日本组织南京大屠杀展览、自费建谢罪碑……尽管这次活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来了4个。”

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 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 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本报记者 寿蓓蓓

日本战犯回国后的遭遇

2005年6月，当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等4位日本侵华老兵再次踏上去中国的谢罪之旅时，更多熟悉的名字，藤田茂、富永正三……没有出现，因为他们的接连去世，忏悔者的身影日益孤单。而一直站在日本谢罪老兵背后，为还原侵华历史鼓呼不断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由获释回国的日本老兵组成，简称“中归联”)，解散也已3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归联”和它的老兵们，在日本究竟以怎样的姿态生活并战斗？

艰辛

从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鹤港需要4天，这是一条特殊的航线。

1956年6月21日，因中国政府本着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宣布对在押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并准许他们获释回国，高桥哲郎、大河原孝一得以登上返乡的“兴安丸号”。

生活的艰辛成为这些老兵们归国后首要跨越的障碍，甚至在7月3日“兴安丸号”登陆后，他们踏上故国的第一刻起便显得异常真切。

到达舞鹤港后，当日本警方为迟归的军人奉上“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服和军靴时，队长国友俊太郎大吃一惊，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拒绝接受。

3天后，日本政府计划发放的撤侨津贴也因为老兵们的激烈抗议而临时升为2万日元／人，但这远不足以补偿11年被战争荒废的青春。

他们需要更公正的战争赔偿，需要日本政府更为妥善的安置。登陆的第二天，老兵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向日本政府申请战争赔偿和战后生活救济、津贴，占去了大幅内容。是为“舞鹤方针”。

“中归联”的成立动议于4天的航程之内，它被寄予“团结就是力量”的期待。在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中，他们选择了文艺汇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东京千代田区公会堂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中国革命歌曲所淹没。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善意，回应寥寥。

其后的生存景况可想而知。据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当年全国平均的家庭收入为3.2万日元，而中归联会员在1960年的平均收入才为2.4万日元，显然，他们的生活处于社会的中下水平。

鸭田好司，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军士，返回日本神奈川县后，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勉强度日，过着退休老人的生活”。

贝沼一郎，关东军宪兵队教练队成员，回国后，在农村，他找不到事做；去了东京，依然找不到工作。最后好歹找到钉纽扣和绣袜子的活，却每天都要干到深夜。因为穷，每天只吃两顿。

为此，中归联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相互帮助的活动，如：中归联销售部集中各地归国战犯生产的物资来销售；中归联互助会组织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会员出资成立中归联金库，将筹集的资金贷给希望创业的会员，以及经济状况困难的会员。

因为在苏联和中国11年的改造经历，他们被视为异类，在试图营建自己生活的时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干扰。警察时常会来进行所谓的思想状况调查，还会要求他们提供关于苏联和中国的信息。一些归国战犯在公司里、在社会上也会被莫名其妙地贴上“赤色分子”、“过激分子”的标签。

老兵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报纸、杂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现了‘洗脑’这个新词汇，对我们的自我改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曾在中国东北鹤岗煤矿工作的松本千代男，现居千叶县，战败回国后，经熟人介绍，接受了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的就业考试。在获得了内部录用正要上班的时候，公司不告知他任何理由就取消了他的录用资格。

由于担心从中国归来这段经历会被人问及，他当了一阵子不需要出示履历书的临时工。之后他进了亲戚经营的药品批发公司。但是，每次调转工作的时候，素未谋面的当地警察都会问他：“听说你曾在中国逗留过？”

忏悔

山东省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赵冬苓，2001-2002年间多次赴日本拍摄采访，“中归联”和老兵是她无法回避的采访对象。

许多故事她没有拍进纪录片，而选择了以采访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

“他们一次次地来华谢罪，但谢罪背后的艰辛和内心的折磨，被生生隔绝在了日本，无人知晓。”她对本报记者感喟。

老兵汤浅谦战后多次重返中国山西，当年作为随军医生，曾在这里从事活体解剖工作，50年后他始终没勇气在山西说出这段罪恶。他无助地询问赵冬苓，万一受害者的亲属认出我呢？他正襟危坐，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说出请求原谅这种话，只能不停地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

赵冬苓依然铭记一次近乎恐惧的经历。那是中归联安排的一次采访，对象是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一位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有时是憎恶，有时是尊敬，但更多的时候，是怜悯：为一颗颗被战争毒害并负罪终生的灵魂，为在巨大的战争机器中挣扎的弱小的人，为用了60年的光阴，仍然摆脱不掉那场战争的阴影。”她在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从1956年成立，到2002年解散，“中归联”这个组织一直是日本老兵们赖以打捞灵魂的依靠。

2002年的东京银座，福原大厦。三楼一间办公室被隔成两半，其中的一半就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房间里只有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架、四把椅子、两套卷柜，还有两位老人：会长富永正三、事务局长高桥哲郎。

近半个世纪里，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中归联和它身边的1000余名前战犯，以罕有的勇气和坦诚，直面战争罪恶，致力中日友好。

从1950年代起，“中归联”发起了查找中国烈士(指被劫虏到日本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组织查询、募捐、签名、护送遗骨回国，争取了1500人签名，奔走筹募60万日元捐款(占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的1／3)。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获特赦回国后，担任了中归联的会长，曾6次护送遗骨及率团访问中国。1982年 88岁的藤田茂溘然长逝，弥留之际，特意嘱咐把一套中山装穿在了身上。衣服是1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周总理亲自邀请他率团访华，接见他时赠与的。

1965年9月，藤田茂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向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献了铜碑，碑文写着：“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

藤田茂请求把铜碑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由于种种原因，立碑未能遂愿。

1968年7月7日至8月15日，中归联倡导了“中日不再战运动”。广大会员纷纷响应，发表了反战报告，并召开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国民大集会，为中日建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1970年代开始，老兵们不断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来反省过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归联名义编辑出版的书有《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三光》、《侵略——在中国的日本战犯的自白》、《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不忘侵略屠杀的天皇军队——日本战争手记第2集》等；以中归联会员个人著作出版的书，不下几十部。在中国抚顺关押改造期间的战犯忏悔录精选《三光》出版后，仅10天内就印刷了6次，发行了5万册，半个月内便抢购一空，占战后图书出版的第二位。

藤田茂第五次来华时，曾对抚顺管理所的中国管教们说：“我已经80多岁了，希望先生们能满足我的这一愿望，否则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来面请了。”

1984年10月下旬，应中归联之邀，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率原抚顺、太原管理所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中归联打出了鲜明的横幅：“热烈欢迎老师！”

在中归联的推动和组织下，一个世界监狱改造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从中国回国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中只有1个人背信弃义，走上了背叛和平之路。

未央

2005年4月，84岁的盐谷保芳第20次来华谢罪。盐谷名片上写有“中日友好亲善访中第20次”，其名片上的数字是随访华次数而变的。

为什么年年来？盐谷解释说“不来就闹心”。他相信灵魂存世， “是那些灵魂催逼我年年往返。”

但他不知道，生命的极限是否允许第21次、第22次的到来。

1956年，中归联会员回国平均年龄是37岁，49年后的今天，很多会员相继去世或下落不明。截至1996年，归国战犯健在的还有484人，而2002年时，活着的仅剩100多人，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逾80，很多人目前已卧床不起，能够回忆并讲述过去的只剩下30多人。

2002年初，中归联最后一任会长富永正三也去世了，中归联不得不面临解散的命运。但实体可以消弭，而精神必须永续。

2001年，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病重之时，大河原孝一前往探望时曾坦言，中归联难以为继，解散已是迫在眉睫。病榻之上的金源殷殷嘱托，中归联的精神要继承下去。

2001年秋天，赵东苓去日本采访，在东京中归联总部办公室，在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屋内列席了他们最后的会议。老兵相见不胜唏嘘，熟悉的面孔又少一半。

这些老兵弥留之际的最大努力是让子女和孙辈接他们的班，永远和中国人民友好。这愿望已经并正在开花结果。曾搞过细菌战的原秀夫，让儿子上大学专修中文。越正男给女儿起名真理子，给儿子起名友好，教育子女和中国人民永世友好下去。大河原孝一的男孩名“卫”，保卫和平的卫，女孩的名“好”，日中友好的好。他曾带着儿子、女儿和女婿古泽武治参观战犯管理所。

古泽武治告诉大家：他和大河原孝一的女儿是在为日中友好共同战斗中相识相爱的，他和她将把父亲的教导传给下一代！

2002年4月20日，在中归联解散大会的当天，以熊谷伸一郎为首的一群有着同样志向的年轻人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记录侵略战争证词，编写季刊《中归联》，继承了反战老兵们认罪的夙愿。

继承会成立后，28岁的熊谷伸一郎担任主席。他联合了一批青年，迅速在日本全国发展了11个支部，会员达到400 多人，所有的会员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工作，活动经费完全靠会员和老兵们的捐助。

他们正试图证明：历史不会因为一个特殊人群的故去而消失。本报记者 朱红军 见习记者 李盛 □实习生 郭力

(马哲、黄兆林、周密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部分参考了杨瑰珍、袁韶莹、赵冬苓、富家正三等人的相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