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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六十多年来,人们对百团大战折评价发生过多次变化。而彭德怀的命运,也随之波折中国抗日战争史史学会会长何理,向记者介绍了人们对百团大战评价的几次转折:1941年前后;1945年整风;1959年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阶段。
1941年,百团大战发生之后,共产党内外对此战都是肯定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而9月4日,蒋介石也给朱德、彭德怀发来嘉勉电,说:“八路军抓住时机,断然出击,给敌人很大的打击,我非常高兴。”
根据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宏志的研究,“百团大战”爆发时,正值日、蒋谈判7月23日备忘录的达成,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脑级会谈拟于8月间在长沙举行。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日、蒋谈判的具体情形,但感觉到蒋方对日日益妥协的立场。正是在“百团大战”所鼓动的全国抗日高潮和抗日声浪中,蒋介石不得不将对日妥协的行动停顿下来。
八路军总部在1941年初做的百团大战总结也是肯定的:百团大战一方面粉碎投降妥协的阴谋,振奋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壮大了八路军的声望;另一方面也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粉碎了敌人向西北进攻的计划。
但是由于1941年之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使根据地受到很大的破坏,八路军的人数由1940年的40万人下降到30万人,这个数目直到1944年才被超过。何理说,于是在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争论:百团大战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1945年,开始整风,其中一个关于华北工作作风的座谈会彻底地否认了百团大战,”理由就是说它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扫荡。
到了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党内的这个结论被公开化。有人指责彭德怀搞“独立王国”“擅自发动百团大战”。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有人指责彭德怀“背着毛主席发动百团大战”。
这些争议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彭德怀是不是背着党中央发动了这次大战。
在研究者中,有人提出了一个“王稼祥疏忽了”的观点,说是王稼详没有把这个预备令上报给在医院养病的毛泽东。而何理分析说,王稼祥当时虽然是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对于这种大的决策,他没有权力决定。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也是不可能随意遗忘的。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明确说法:“这封被注明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指预备令)发到延安,立即被抄送到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洛甫、王明、康生、陈云、邓子恢、任弼时和作战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曾被指责为‘背着毛泽东发动百团大战’,由于7月22日的预备命令延安收文原件在案,‘文化大革命’以后得以澄清真相。”
但何理也说,“中央确实对百团大战的预备令没有批复。”
问起对这场战役的认识,何理不含糊地说,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一次最重要的战役,对于全国的抗战而言也是一场很成功的战役。说它暴露力量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从军事上讲,它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抗战军民,打疼了日本人,对挽救全国的抗日形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根据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公布的战绩,在百团大战105天的过程中,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人。而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人的代价。 (吴飞)
李方、李彩伍——亲历“百团大战”
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成了战场,“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史沫特莱
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给八路军总部发了一份密电,引起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彭德怀的特别重视。
密电讲述了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平原实施的“囚笼政策”:一、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和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互相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二、汽车路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出入其圈内。
程、孙十分紧迫地说:“决不能让敌人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八路军发出破袭战预备令
1940年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状态。3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
5月,日本发动枣宜战役,连续轰炸重庆,声称要进攻西安、重庆和昆明,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希特勒挥师直指英伦海峡。英法无暇东顾,并迫于日本压力,相继关闭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滇越路和滇缅路。
此时的八路军,已经由1937年9月的4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打一场大战的条件已经具备。早在4月1日,朱、彭曾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各部从4月10日起对敌交通线发动总破袭,但因第二天收到中央急电说明蒋介石现在剿共攻势很盛,要转过头对付,所以破袭战的预备令是到7月22日清晨由八路军总部发出的。
8月20日,八路军各兵团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在娘子关与日军拼刺刀
参加百团大战那年,李彩伍只有20岁,但已参军三年。若不是抗日战争爆发,这位师范生可能已经当上了一名教师。然而“七七事变”的枪声,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投笔从戎。
说是“从戎”,但李彩伍说,他入伍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枪,因为八路军扩展太快。李彩伍有文化,当兵不几天就当了班长,不几天又当了排长,后来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半年,到1940年百团大战开始时,他已经是连指导员了。
今天已经离休在家的李彩伍,摊开桌上的军用地图,在放大镜下寻找着当年的作战位置。 “我们是从西向东进攻娘子关。因为西边是太行山,地势较高进攻比较容易。我所在的五团一营,任务是渡过河攻打娘子关下面的摩河滩车站。1940年8月20日21点左右,我们正式发起攻击。敌人不多,我们很快把几个日本人打死了,中国工人全部被遣散。”
根据八路军军令部关于晋察冀军区部队破袭正太路等的作战要报显示,当时娘子关的守敌不过200余人,很快就被消灭。
“但就在我们完成任务撤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赶来增援的敌人,那是乘火车从西北方向赶来的日本鬼子。在黑暗中,我们与敌人突然遭遇,拼起刺刀。我当时没有看清敌人,但是敌人已经看见我了,一枪托子打在我的头上,当时我就昏了。”他的战友发现情况,一枪将那日军打死了。
这一枪托,伤得很重,李彩伍的右耳从此失聪。这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负伤。他在抗战中共负伤6次,后来还失去了左眼。
百团大战,一般被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对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华北交通要道破袭;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延安地区、山东地区、安徽地区的八路军也投入作战,任务是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扩大战果;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扫荡。
千锹万镐挖掉正太路
百团大战开始时,李方正在冀中军区政治部除奸部任科长。与李彩伍一样,他也是投笔从戎的师范生。
“冀中地区完全是平原,所以‘囚笼政策’对冀中地区的影响很大,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中,敌人建立了1700多个据点,修筑了7000多条公路,挖了4000多公里的封锁沟。”
碉堡成群,铁路、公路沿线岗楼密布,点、碉、路、沟互相连接,所以,百团大战的首要任务,是破袭敌人的交通线。
“破袭工作就要动员老百姓,到村里开会。破袭工作都是在夜里进行,农民们拿上自家的镐头铁锹走到公路上来挖,到铁路上拆铁轨。只有在破坏桥梁时,才会用到炸药,炸药少啊,而且当时只有黑色炸药。最多的时候,一次动员一万多人,场面壮观。”李方回忆道。
八路军事先要在敌人据点四周布防。“在要破坏的地点外围成一个圈,准备应对敌人的攻击,老百姓就在圈内挖铁路。”
当然,敌人也不会轻易让这些交通线断掉。“晚上老百姓跟我们挖,但是到了白天日本人又要叫老百姓修,常常挖的和修的都是同一群农民。”李方回忆说。
百团大战共破袭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正太铁路全线瘫痪。正如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所说,在第一阶段,敌人被打蒙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关家垴一战,决死队扬名
许多人都看过一张彭德怀握着望远镜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照片,它拍摄于百团大战中著名的关家垴之战。
战斗发生在1940年10月26日,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日本冈崎大队500人,取道关家垴西进。八路军385旅、386旅和新10旅主力及决死队,奉命将敌包围于关家垴。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
与八路军以往擅长的伏击战不同,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攻坚战。时任119师第386旅旅长的陈赓曾对彭德怀表示过不解。据当年参战的山西抗敌决死队第一中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兼沁源县子弟兵团团长阎稚新对记者回忆,当时陈赓流着泪向彭德怀请求:“决死队干部绝大多数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很可爱,在第一、第二阶段的战役中,25团、38团负伤的已有1570人,牺牲的也有500多人。这次围歼战是阵地攻击战,是个硬仗。为了保存决死队主力,这次战斗可否免去这两个团的任务?”但是彭德怀没有同意。
据另一位参战者、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回忆,“彭老总坚持要打关家垴战斗,还有一个意图:八路军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正规军,不但要会打游击,必要时,也得猛攻坚守,顽强拼杀,敢于啃硬骨头。”
这一仗,血战两天两夜,经过反复的白刃格斗,武器精良的冈崎大队被歼大半,丢下400多具尸体撤逃;而决死队的25团和38团,用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的说法,“也打出来了,成为决死队战斗力最强的两个主力团。”
然而这一战,八路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的连队,打到了只剩不足三分之一。这样一场硬拼的正面战,也为日后对彭德怀的评价埋下了争议的伏笔。
进入艰难岁月
对于李彩伍或李方来说,百团大战只是他们战争生涯中的一小段,对于抗战,他们留下更刻骨铭心记忆的是发生在百团大战后日军的残酷扫荡。其中,以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最为严峻。李彩伍和李方的战友们不断牺牲,在一次激烈战斗中,李彩伍失去了40多名战友和他自己的左眼。他向记者讲起,他在左眼已经失明的情况下,坚持让战友们背起他,到阵地上寻找战友遗体的情形。战友告诉他、营长、教导员……一个个牺牲在什么地方,都是怎样的情况。
李彩伍自己说,抗战中他感到最艰难的一刻,发生在青纱帐中被敌人追赶时。“那高粱地里的水到小腿深,我拼命跑,最后终于跑不动了,人整个躺倒在水中,努力把嘴露出喘气……”
李彩伍们用泥土加大蒜对付敌人的毒气,用盐水治疗自己的伤口,终于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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