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到脱党的党外精英，流亡海外10年、三次偷渡返台、坐牢、两度当选民进党主席，大力促进民进党转型却又与民进党分道扬镳，最后又成为泛蓝的重要盟友，在台湾，很少会有人像许信良的经历这样坎坷起伏。尽管自己提出的政治主张经常在数年后成为政党或社会的主流，但专利拥有者许信良却一再饱尝失败的痛苦，享受远离权力的落寞。

“自小立志当总统”

许信良于1941年5月27日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过岭镇一个客籍地主家庭，家世并无特别之处。当时台湾尚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二战也正在进行中，美军常常空袭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许信良的童年就是在躲避空袭的日子中度过。在上学前，他最爱听其二叔讲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听大人们议论战局，讲打仗的故事，似懂非懂地跟着傻笑，家里人都戏称他是“大傻良”。一直到小学三年级，许信良开始接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书，才开始显露才智，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也有了梦想长大成为“大人物”的感觉。小学六年级时，许信良在毕业纪念册自己的照片下方写下了“大总统”三个斗大的字作为自己毕生的志愿。

小学毕业后，许信良考入中坜中学，后又考入新竹中学读高中。在上高中前，许信良各门功课都很好，但后来数学总是令他感到头痛，还好其他功课都是名列前茅。许信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的喜爱一直持续到中学不衰，他将孟子的“志其大者为大人，志其小者为小人”奉为自己的终身座右铭。高中毕业时，同窗好友一句关于“台大训练学者，政大训练从政人员”的话，使向往从政的许信良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大多数青年学子都反感的国民党“党校”政治大学政治系，为此差点引起一场“家庭革命”。

许信良入学半年，即于1959年7月加入了国民党。由于经常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深受校方看重，许信良当选为“岁寒三友会”(“三民主义研究会”)会长，成为当时国民党积极培养的青年才俊。

有意思的是，由于童年受祖母信佛影响，大学时代的许信良也沉浸在佛学世界里，一度差点遁入空门。后来经过几番思索，他终于大彻大悟，领悟出“佛心儒事”的人生哲学。认为佛家讲慈悲，与人同欢，与人同苦，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大爱。但是儒家讲求入世，经一己所能改变世人所受的痛苦。所以应用儒家的手段，实现佛陀的心意，减轻人们所受的痛苦。“佛心儒事”成为左右许信良未来数十年的从政哲学。

1963年，许信良从政治大学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又考取了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同时考上了“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样无法专心求学，于是又考取了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系就读。

在英国读书的两年时间对许信良的影响非常深远。当时正是西方学潮的全盛时期，1967年正是世界学潮最高峰阶段，几乎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都卷入了反越战学潮，欧洲大学又是左派理论的大本营，左派刊物很多，许信良正好躬逢其时，他大量研读《资本论》及其他左派大师经典之作，同时利用奖学金周游欧洲各国，不但眼界大开，许多过去的价值观也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对其以后的人生起了决定性影响。在2年奖学金届满时，许信良还没有拿到学位就决定返台投身社会服务工作。

“吾心愿长为中国国民党员”

1969年，许信良返回台湾，在党部所填的第一志愿就是桃园县党部，并在待分配期间就选在桃园的补习班担任班主任，此时他已经决定投身选举。后来，许信良被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组（即后来的组工会）担任干事。1971年，许信良与钟碧霞结婚。此时，台湾正处于多事之秋，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台美关系骤变、台日“断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一系列的大事相继发生，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台湾社会正酝酿一场政治大变革。时刻关注政局的许信良和张俊宏、陈鼓应、杨国枢等一批青年加入了有官方改革派背景的《大学》杂志，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同年7月，许信良、张俊宏等人联合发表了一篇《台湾社会力分析》的文章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蒋经国曾推荐党团干部都要详加研读。但是《大学》杂志的景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只持续两年就走向分裂。于是，许信良决定离开这儿，投身选举。1973年他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列入“催台青”行列，提名参选第五届省议员，与当时参选桃园县长的吴伯雄搭配竞选，结果在12月23日以7万7千多票当选。但许信良特立独行的议事风格和种种做法使他很快成为国民党的“头痛党员”。在第一次质询时就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谢东闵下不了台，许问谢：“大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我这小小的省主席，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决定？小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堂堂省主席，怎么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请问主席，哪些才是刚好适合主席做的事？”在4年省议员时间里，他的质询常常比党外的议员还厉害，总是向他的同党官员出难题，不仅国民党的官员们头痛，就连党外人士也视他为异类。

省议员的经历让许信良的从政企图更为旺盛，于是他准备参选桃园县长。1977年，他出版《风雨之声》、《当仁不让》，批判现状及省议员生态，并针对桃园县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政见，引起同党省议员一致痛批。当时国民党已有既定人选，但年轻气盛的许信良坚持参选，同年10月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许信良发表了“此心长为中国国民党员”的声明，声称“吾名虽不列中国国民党党籍，吾心愿长为中国国民党员”。虽然遭到国民党的层层封杀，但许信良最终还是一举击败国民党的提名人欧宪瑜，以23万余票当选县长，投票期间还发生了“中坜事件”。

流亡海外的艰苦岁月

当选县长后的许信良开始“专心做县长”，但也从此时始与党外人士有了进一步的接触。1979年初，台美“断交”，“余登发案”发生，党外人士发起了声援余登发的“桥头事件”，许信良参与了这场游行，国民党当局遂以“擅自前往台南及高雄地区游行”为由，让许休职两年。被停职后的许信良准备出国进修，但又在党外人士黄信介的邀请下接下了创办《美丽岛》杂志的任务，出任社长，也使他从此时起与民进党美丽岛世代的政治人物走到了一起。1979年9月，尽管同仁们都反对他离开，许信良还是登上了前往美国的班机。让许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是其“一生最不堪回首、也最难以忘怀”的10年流亡生涯的起点。

同年10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党外精英被一网打尽。次年8月许信良在美国创办了《美丽岛周报》以延续香火，并成立“台湾建国联合阵线”，遂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禁止返台。许信良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反对运动，1984年组建“台湾革命党”并任副总书记。1986年5月筹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任临时主席，发起“迁党回台”运动，此举加速了岛内党外人士的组党步伐。9月28日民进党正式成立，许信良立即将其组织改为民进党海外组织并任负责人，并开始了闯关回台行动。12月首次闯关返台造成“桃园机场事件”。1987年再度闯关仍然功败垂成。1989年9月，许信良从海上搭乘大陆渔船偷渡返台，被台湾当局逮捕，后被判刑10年。1990年2月许信良在台北监狱加入民进党，5月获特赦出狱，6月出任民进党顾问。

许信良出狱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当时李登辉决定召开“国是会议”，民进党内大多数人都坚持拒绝，唯有许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民进党不但要参与，还要取得主导地位，最后许的意见被党接受。许信良在“国是会议”上合纵连横，民进党最后达到了“总统直选”的目标，许的表现也让党内同志刮目相看。“国是会议”之后，许信良立即成立了“许信良办公室”，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培训干部，建立自己的班底。同时提出民进党要走“选举总路线”，并表示要协助民进党“三年内执政”，还于1991年举办了“海峡两岸关系学术讨论会”，为其竞选民进党主席铺路。

推动民进党转型的旗手

1991年10月，经过激烈的选举竞争，许信良在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的支持下以微弱优势战胜施明德当选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同一年，民进党通过了“台独党纲”，但是民进党在年底的“国代”选举中却遭到惨败。许信良遂开始积极筹划1992年的“立委”选举，提出要让民进党的得票率超过30％的目标，而在此之前民进党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成绩。自此时起，许信良开始有意淡化民进党的“台独”色彩，主打民生议题，推动民进党转型。选举结果，民进党不但获得了31％的选票，更当选了51位“立委”。随后许信良又提出了1993年县市长选举民进党席次过半的目标，否则他将会辞去党主席。结果民进党虽然获得了41％的选票，创历史新高，但只得到6个席位，许毅然于11月辞去党主席一职。

辞职后的许信良依然在民进党内扮演重要角色，同年12月出任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主任委员，1994年出任陈定南竞选台湾省长总干事，1996年2月在幕后为施明德竞选“立法院长”操盘，同年6月又当选民进党第七届党主席，继续领导民进党走转型之路。

许信良推动民进党转型可谓全方位进行，首先是推动“台独”转型。对此，许信良提出了“大胆西进”、“搁置主权争议”、“三通”等一套完整的论述。许信良认为，新世纪的最大特色就是全球化，它提供台湾更大的机会和经济成长空间，而对台湾尤其重要的是正快速成长的新兴中国市场，若错失这个市场未来台湾经济就很难超过现在的格局，因此两岸必须实现“三通”。同时，新世纪也要求台湾不片面宣布“独立”，不刻意挑衅中国大陆。也要求台湾通过和中国大陆的对话、交往和交流，对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负起积极的责任，甚至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许的言论在党内被视为异端邪说，引起了各派系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讨论。1998年2月，许信良干脆在党内举办“中国政策研讨会”，公开与其它派系辩论大陆政策，最后与新潮流等达成了“强本西进”的共识。同时许也重新诠释“台独党纲”，竭力淡化“台独”色彩，公开提出了“本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也不会以‘公投’改变‘国家’名号。因为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国家’安全远比‘国家’名号重要。”许的这些提法虽然遭到了党内“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激烈批判，但也引发了党内更多人士去慎重思考大陆政策，此后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等提出的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各种解释无不深受许信良政治主张的影响。

其次，许信良重新定位民进党的性质，提出了“选举总路线”的发展方针。民进党本来是反国民党政治势力的集合体，重视群众运动、喜欢上街头搞暴力抗争，部分派系如新潮流等更是公开表示不参选公职。许信良执掌民进党大权后，立即抛弃了其在海外曾经鼓吹过的走群众路线的“革命主张”，认为党应重视社会运动提出的问题，但应寻求以议会政治的手段解决问题，且民进党未来要成为执政党也必须走选举之路。为此，他提出民进党要改变“街头党”、“暴力党”形象，走“选举总路线”，并大力鼓动党内精英投入各项公职选举，直接改变了民进党的组织体质。同时，许信良还重用陈文茜等人，以柔性、未来、理性的语言来阐释、包装党的政策，重塑民进党改革、未来、理性的形象，在党内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再次，许信良也是民进党内派系政治发展正常化的重要推手。派系是与民进党成立同时产生的问题，但在党成立的最初几年，除了新潮流是真正独立运作的派系之外，并无其它真正意义上的派系。许信良一方面在党内整合美丽岛系势力，成为美系的龙头老大，同时也公开承认其他派系的合理运作，并经常在政策、权力分配上与其他派系合纵连横，让派系政治的运作在民进党内成为常态，也使派系发展异常繁荣，福利国连线、正义连线等都在其任内成立、发展壮大起来。

第四，许信良还提出了“联合政府”、族群大和解的主张。许信良认为，台湾是一个分裂社会、危机社会，所以族群、“统独”对立十分严重，在反对运动的历史任务完成后，必须尽速消弥历史对立，推动“族群大和解”，推动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新政党关系。而“联合政府”不仅是民进党迈向执政的必要策略，“也是作为在特殊历史阶段，整合政党、族群、‘统独’对立，稳定‘中央’政权的特殊政治机制” 。

此外，许信良也是民进党内少数重视经济议题的重要领导之一。

但遗憾的是，许信良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民进党内主流力量和基层基本教义派群众的支持，不但常常遭到各派系的围剿、批判，甚至遭受公开的羞辱和暴力的攻击。最后不但使许信良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的愿望完全破灭，也最终脱离了民进党。

“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往前走！”

自称“从小立志当总统”、“一生都在为此作准备”的许信良为圆其“总统梦”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可惜到头来收获的却是满腹心酸和凄凉。

1990年许信良参加“国是会议”，其目的就十分清楚，就是推动“总统直选”。此一目标达成后，许曾毫不掩饰地表白：“我的人生规划从当总统开始”，开始积极准备1996年的“总统”大选。1993年许信良辞去党主席后，花1年时间潜心完成了《新兴民族》和《挑战李登辉》两本著作，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同时也将对手锁定为李登辉。但让许信良意想不到的是，1995年第一次参加党内初选，就遇上了老牌“台独”分子彭明敏。虽然许在“干部评鉴与党员初选”的第一阶段领先对手，但进入第二阶段“开放式初选”后则一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对长期鼓吹“台独”的彭明敏的支持者而言，倡导“大胆西进”的许信良简直就是“出卖台湾人的小丑”。结果，许信良在党内初选中被淘汰出局。许坦承，这对他的人生规划是一次重大打击。

但许信良并未气馁，他决定重出江湖，1996年7月1日二度接任民进党主席，并在当天就应邀出席李登辉的晚宴，闹出了一场“夜奔敌营”的风波，但这次会谈也开启了国、民两党合作的契机。年底，李登辉主持召开“国家发展会议”，两党达成了“废省”的共识，次年“修宪”正式通过。当时许信良暗自窃喜，认为此举无异于废掉了自己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时任台湾省长宋楚瑜的政治舞台。岂知造化弄人，自己的一番苦心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白白给自己未来的政敌陈水扁铲除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民进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21个县市长中一举夺下了12席，若再加上台北市，民进党统治的人口数已占台湾总人口的7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执政党”。但胜利并没有给许信良带来喜悦之情，因为这次选举中陈水扁组成的“宝岛希望助选团”所展现出来的超人气和实力已让许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且许的政治主张也一直未成为党的主流民意，反而招来更多的批评。于是许宣布不再续任，开始全力准备2000年的“总统大选”。

但形势发展更快，1998年12月，陈水扁寻求台北市长连任失败，党内与选民要求其选“总统”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许信良认识到自己的“总统路”遭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尽管许努力周旋，但党内和选民一边倒向陈水扁的形势却愈发严重，各种指责、批评、嘲讽、侮辱甚至暴力攻击接踵而至，许深知民进党再也容不下像他这样说真话的人了。1999年5月7日，许信良选择当年《美丽岛》杂志创刊酒会的同一地点举行记者会宣布退出民进党，他在《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的退党声明中说，“这是我一生所作的最艰难也最痛苦的决定……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光，都献给了民进党，以及民进党赖以诞生的反对运动……转型，是承担新使命，不是背叛旧使命……但我不得不承认，党的社会形象虽然好转，党的主流力量以及基层基本教义群众，并不支持我们的努力，甚至敌视我们的努力。施明德主席和我，都曾经因此遭受公开的羞辱和暴力的攻击……大伙不动，我只好千山独行……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要继续往前走!”随后他以独立“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落寞、孤独地走完竞选的全过程，最终以不到1％的选票而落败。

许信良的“总统路”走到如此地步，坊间评论甚多，但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许的政治主张过于超前，往往要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成为主流民意，这注定他必须享受远离权力的孤独；二是许只注重战略，不注重战术。他的宏观视野、战略格局在民进党内无人能出其右，亦擅长权谋，但他太不拘小节，且不重视媒体政治包装，这在以表演政治为主导的台湾政坛注定要失败。

“我是先知，而先知的都是寂寞的”

败选后的许信良被陈水扁聘为有给职的“总统府资政”，许除了借此机会向陈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外，又开始了新的政治征程。2001年6月在解除“总统府资政”一职后，许信良与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等成立政论性团体“山盟”，任总干事，后接替施明德任召集人。在此期间，许信良多次来中国大陆考察，与国民党、亲民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其政治主张在既有基础上又有了更为前瞻性的阐述。除继续坚持立即“三通”等理念外，许又提出了“欧盟一中”的概念和筹设“两岸议会”的设想，并认为“一个中国是台湾需要的，接受一中，可以是确保现状的最佳策略。领导者应该具体思考国家人民利益，而非受困于个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民进党是执政党，“必须对2300万人民负责，不是只为党的信仰负责”。许信良不但在理念上与泛蓝阵营日益接近，在行动上也为泛蓝出谋划策，游说拉票，大力推动在野联盟，寄望泛蓝东山再起后，能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一展雄才大略”，落实他在民进党主席任内提出的“大胆西进”主张。然而，2004年3月19日发生的枪击事件不但改变了岛内选情，也使许信良的愿望完全落空。许信良选择以绝食静坐的方式表达对陈水扁“台独”施政和通过卑鄙手段攫取权力的不满。

失去政治舞台的许信良不甘寂寞，于7月19日筹组成立了“台湾民主学校”，想以此为基础再成立“台湾民主党”，并带头积极投入年底的“立委”选举，试图开启另一个政治春天。但事与愿违，“台湾民主学校”的成员全军覆没，许自己也是低票落选。值得注意的是，许参选“立委”的口号是“加速西进，一统中国”，并将自己和邓小平的图像合成在一起作为主题看板，不少人批评他未能洞察台湾主流民意，但许不以为意地说：“我是先知，而先知的都是寂寞的。”只是批评许信良的人可能没有弄清楚，许能跨出“台独”的藩篱，从历史和世界的高度来看台湾的前途，同道与随行者只会越来越多。许信良的未来不寂寞。

附：许信良大事年表

1941年5月27日，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过岭镇。

1947年，进入小学，立场当“大总统”。

1959年，以第一志愿考入政治大学政治系。

1964年，服兵役完毕，考取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

1967年，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肄业，才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哲学。

1969年，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投入《大学》杂志。

1971年，与钟碧霞女士结婚。与张俊宏等联合发表《台湾社会力分析》。

1973年，当选台湾省第五届省议员。

1977年，出版《风雨之声》、《当仁不让》。退出国民党参选桃园县长并当选。

1979年1月，因“桥头示威游行”遭国民党当局停职2年处分。担任《美丽岛》杂志社长。

1979年9月，携妻儿赴美，自此滞留海外10年。

1984年，在海外成立“台湾革命党”并任副总书记。

1986年5月，筹组“台湾民主党”。

1989年，自大陆偷渡返台被捕，被判刑10年。

1990年，加入民进党。特赦出狱。

1991年，当选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

1993年，因县市长选举失利，请辞党主席。

1994年，出任民进党台湾省长候选人陈定南竞选总干事。

1995年，出版《新兴民族》，提出“大胆西进”主张。争取民进党“总统”提名党内初选落败。

1996年，接任民进党第七届党主席。参加“国发会”。

1998年，举办民进党“中国政策研讨会”。

1999年5月7日，告别民进党。

2000年，独立参选“总统”落败，被聘为有给职“总统府资政”。

2001年，与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等成立政论性团体“山盟”，任总干事。

2004年，成立“台湾民主学校”。参加“立委”选举落败。

中国网200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