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探索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广以互信合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的重要外交实践。随着这一实践活动由早期的对话、谈判形式向正式地区性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和转化，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新型的地区合作组织，在发展合作、推动欧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对话、协调：合作的雏形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出现在冷战刚刚结束的特殊历史时期。苏联解体后，由苏联独立出来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国家共同面临着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使中国和原苏联这四国强烈意识到，继承冷战结束前谈判成果、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地区争议和军事对峙问题，不仅是当前的形势下各国转入和平建设的重要前提，也是整个地区稳定与安宁的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在与原苏联和独立后的四国进行着卓有成效的边界谈判的同时，也已经开始积极推动与这些国家就共同的边境安全问题进行磋商。

1996年4月26日，五国领导人相聚上海，参加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上海协定》的签署不仅为中国与独联体4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健康发展完成了重要的前提，也由此启动了“上海五国”的会晤机制，并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形成打下基础。1997年4月，五国又在莫斯科签署的《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署，首次以平等、信任、协商、互利的原则，化解了阻碍各国和地区与发展的战争威胁因素，并为这个新生会晤协商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两次会晤中，各国通过五国元首联合声明的形式，将这种形式固定了下来。

在后来的3年中，随着世界政治形势与地区安全格局在后冷战期的发展，“上海五国”机制在解决了传统的军事安全问题之后，随即将合作的重心转向了对各国安全构成更现实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

1998年7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中，首次将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作为“上海五国”合作的主要任务。

1999年8月，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上，进一步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等跨国犯罪活动”的任务职能化。鉴于当年8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发生宗教极端组织劫持外国人质的“巴特肯事件”，12月在比什凯克举行了五国执法部门领导人安全合作与协作会议，成立“比什凯克小组”，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下由各国职能部门的专门协调机构。

2000年7月，“上海五国”元首会议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连年受国内极端宗教活动祸患的乌兹别克斯坦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此次会议。随着国际大环境和本地区内局势在几年内发展与变化，“上海五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现有的已有的会晤机制已不能适应地区与多边合作的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地区性国际合作组织的需要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2001年7月，“上海五国”成立后的第六次国家元首会议再次于上海举行，“上海五国”正式升级为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作为六个平等的成员国的一员加入了这一合作机制。在这次会议上，六国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将“上海五国”时期开始倡导的平等的国家关系、合作的安全形式、互利的协作目的等地区合作构想，提炼、浓缩为著名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六国领导人还共同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突出安全先行、合作反恐的政治安全合作主题，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概念均做了明确的法律界定，并使地区合作机制中安全合作在目的、任务、现任、程序等内容上首先规范起来，《上海公约》并规定了有关合作的具体方式和程序，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和法制化时期的开始。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二次元首会议上，又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向正式的国际性地区合作组织的机制化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此次会议还决定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从组织基本法规和组织常设机构两个方面将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建设引入实质性阶段。

在2003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莫斯科元首会议上，各国元首签署的《宣言》及其他一些保障和推动组织机制化的文件，将正式启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反恐机构的组建进程，并于2004年初正式开展工作。自此，上海合作组织步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组织。

二、“上海五国”的合作安全理念

“9·11”后的国际反恐浪潮，使欧亚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好转。但随着地区力量的复杂化，多年作乱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及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非法移民等具有跨国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依然严重威胁着各国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尤其在伊拉克战争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潜在的社会因素受到震荡和激化，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扎布特”等极端宗教组织又在集结力量，企图借机在这一地区再搅浑水。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不久也曾指出，这场战争将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而弥消这种恶性影响的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各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密切协作。200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明确指出，“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包括消除贫困、失业、愚昧和种族、民族、宗教歧视是全球反恐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一方向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别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志。

2001年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国防部长在上海举行了会晤，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阐述了六国在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确保军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中的实质性协作，以及反对少数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安全领域的机制运行，认为该机制的启动，不仅加强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了彼此间开放性和建设性伙伴关系，而且还建立了应对“三股恶势力”和毒品走私等全球和地区安全挑战的多边合作机制。

继2992年的中吉双边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五国于举行代号为“联合——2003”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各国武装力量于在哈萨克斯坦的乌恰拉尔和中国的伊犁地区分两阶段完成了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多国军事演习，不仅使这一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应对恐怖活动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也向国际社会证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实际行动能力正在不断地加强。

三、上海合作组织健全的机制化发展

从1996年的五国上海会晤，到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和反恐机构启动，各国领导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地区长期稳定的根本出路在于各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但由于欧亚地区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各国携起手来，才能形成共同受益的发展条件。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明确指出，经济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基础和优先方向，并建议先从交通运输和能源合作领域入手，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早见成效。至今，上海合作组织已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多年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向经贸、文化等领域不断扩大，机制化的发展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目前，已有一些国家明确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申请，也有一些国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目前刚刚告别初创阶段，仍处在巩固、发展时期，有关的章程和法案尚不完善，处理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关系将，可能将以利益关系确定为对话国、项目合作伙伴、观察员等不同层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2004年塔什干元首峰会，应东道国乌兹别克斯坦邀请，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卡尔扎依将作为客人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活动。这将标志着相关地区和国家对上海合作组织兴趣正在提升，也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正在更广泛的地缘空间中扩大。

作为冷战后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上海合作组织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强韧的凝聚力，她将继续致力于各成员国区域政治、安全、经贸等广泛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为维护和保障欧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努力，积极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以谋求地区内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国建立合作安全、共同发展新型模式和有效范例，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带来更多启示。

（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网 2004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