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有天下人。在新疆历史上，曾留下过十万上海知青进新疆，五千鲁女、三千湘女下天山的感人故事。在新疆上下喜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在此首次披露500名浙江优秀学生援疆50年的奋斗故事。

从天堂之乡来到新疆，以江南的青春装点大漠的绿色日历翻到50年前的1955年，也就是自治区成立那一年，那时新疆十分缺乏人力资源。浙江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从全省各地选出500名刚从中学、中专学校毕业的应届生，组成了赴新工作大队。由此，在向北向西的列车上，有一批操着吴侬软语的十七、十八和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女，携着江南的风，带着好奇和梦想，过长江、黄河，穿漫长的河西走廊，奔向塞外……

那时，火车还没有通到新疆。“一下车，我们就傻眼了，到处是茫茫戈壁、悠悠荒滩，没有绿色，没有人家。”今年69岁的金月珍回忆说。那时，她是杭州女子初级中学的毕业生，是一位真正的“杭州姑娘”，美丽、优雅、娴淑。而今，她鬓发斑白，优雅的脸庞上写满了新疆的风霜。

金月珍用“游牧生活”四个字来形容进疆后前几年的生活。这不仅因为他们在甘肃武威下火车，一路转汽车到峡东、红柳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及至全疆各地……风餐露宿，起伏颠簸，而且因为有一批———近六十名浙江儿女，先后参加了兰新铁路西进入疆途中的商品物资转运工作，铁路向前延伸一段，他们就拔起帐篷，向前一站“安家”。

同样来自西子湖畔的谢钟绍，一进疆就当了一名新疆最早的商品物资转运员和搬运工。“我在玉门呆了半年，一个帐篷8个人住，吃的是粗粮，喝的水全是用汽车拉来的。”他回忆道，“天一亮，我们就拉着架子车，到火车站拉货，装卸货物时，全靠肩挑背扛。最重的一次，我背过142公斤的大箱子，是我当时体重的近三倍。那时，我体重才50多公斤。”

从玉门、峡东、了墩到吐鲁番，谢钟绍等商品物资转运人员，先后搬了7次家，先是住帐篷，接着是住地窝子，后来住上了土坯房。

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生活条件，谢钟绍挺住了，这位耿直的浙江人，因为说了两句大实话，曾被人贴了100多张大字报，但他也挺住了。

从徐志摩故乡海宁踏上塞外大地的邬丹，在新疆的50年间，有12年是在戈壁滩上度过的，有17年生活在农村，当过公社书记，也养过猪。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吐鲁番大河沿没有一棵树，那里的风是出了名的，常常刮六七级的大风。金月珍、谢钟绍、邬丹回忆道：“1961年，那里刮起了最大值达到12级的大风（也就是那一年，兰新铁路上的火车被刮翻了），许多人住的帐篷被刮翻了，铺盖卷、水桶、脸盆都被刮跑了，二三十立方米的空油罐被大风刮得乱滚乱跳，一会儿就跑到了10公里之外……金月珍这位“杭州姑娘”，从食堂出来后，紧紧抱着饭盆，在地上匍匐前进，往家里赶（因为家里有孩子），50米路程，用了一个多小时。而当时，有许多浙江来的青年职工，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满脸沧桑的魏菊花告诉我，那时的塔城，风沙太多，土太大，冬天太冷，雪太厚，吃不上大米饭，更不用说吃鱼和海鲜。自小在海边长大的魏菊花们，靠写信到老家，让亲人寄点虾皮来解馋。魏菊花和一起进疆的同乡，毫不吝啬地将青春和梦想留在了塔城。他们以树的风骨、小草的精神，一点点绿化着新疆大地。

有一位浙江人谦虚地说：我们这些人是戈壁滩上的石头，虽然不会发出强光，但个个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出了螺丝钉的作用。

当兵参加新疆的剿匪战斗为边疆安宁洒下热血和汗水

500名浙江人到新疆后，很快像随风的种子，撒向了天山南北，步入了各个行业。董三根、邵柏恒两人应征入伍，是新疆和平解放后第一批浙江籍的军人。他们从战士做起，在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通过艰苦磨练，后来慢慢升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为新疆的社会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来自千岛湖的邵柏恒，参加了两次新疆的剿匪战斗，受过两次伤，至今他的一条腿走路还不太方便。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乌斯满的残余势力纠集人马，在北疆的阿尔泰山一带，发动叛乱。其时作为列兵的邵柏恒，参加了剿匪战斗。有一次，他在草丛伏击土匪时，为引诱敌人，故意摘下帽子，放在旁边的地上，想不到，刚放下一会儿，嗖的一声，一串子弹打过来了，对方以为帽子下藏着真人，瞄准帽子，一下将帽子打飞了。

在额尔齐斯河流域，邵柏恒跟随尖刀班，一路追击溃逃的土匪，追了30多公里。有一次，我军断粮近一个星期，大家靠吃马肉维持生命。他们发电报请求运粮，因树多草密，晚上又看不清，援粮飞机将粮食投错了，投给了敌人。第二次接粮的时候，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子，中间燃起篝火，终于让飞机上的人看清楚了，一投即中。

1961年，从西藏逃过来一群叛匪。已升为骑兵团机要秘书的邵柏恒，跟随部队，深入阿尔金山，在嵯峨横空，到处是瘴气苦水的阿尔金山上，追击逃匪，前后达三个月时间。

这两次剿匪，邵柏恒都分别立了三等功。这之后，他还参加了中印边界反击战……从自治区经协办副厅级调研员退下来的邵柏恒说起这些往事，如回味一种人生。

在浙江兰溪长大的董三根，也参加了昆仑山、阿尔金山的剿匪活动和中印边界反击战，同样立了三等功。董三根那时是一名汽车运输兵，常常在道路险峻、空气稀薄的昆仑山上来回运输枪炮弹药和其他物资。有一次，一颗炮弹呜的一声飞来，在离他们十几米远的地方爆炸，差一点儿让他们车毁人亡。然而，董三根拍一拍身上的尘土，又飞也似的将兵车开向前线。

中印反击战打完以后，部队撤下来了，但董三根却没有撤下来，他在昆仑山的故事出现了新的开始。他和另外一辆车，参与了边防线的实地测量工作，日夜颠簸在6000多米高的昆仑山上，吃的是干粮，喝的是苦水，住的是帐篷。有一天夜里，他累倒在地，一触地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两名死人。他与死人睡了一夜。更为奇怪的是，在100米长的“死人滩”，他开着车走了两天两夜都没有走出来，最后不知不觉晕倒了。如果没有赶来的同伴把他抬到帐篷，将他抢救过来，恐怕后来就没有这位军区后勤部的副师长、新疆党校的副校长了。

是艰苦的边疆磨练了董三根、邵伯恒们。他们呢，也将一腔青春热血无私地洒在了边疆的保家卫国事业上。

以浙江人的实干精神和经营理念，给新疆经济注入活力

蔡仁山曾经是乌鲁木齐经济界的风云人物，新疆商业第一股友好股份公司的首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几次找他采访，他都回避“过去”。这次，终于让他开口了……

这位从浙江江山选送入疆的青年学生，49岁时接任友好商场董事长，其时账面显示：资产900多万元，流动资金一分没有，还欠着银行许多贷款。

第一步，他用4年半的时间，还清了欠银行的4700万元连本带息款。第二步，组建友好股份公司，并推动上市，由此，出现了新疆商业第一股。他扩建了友好商场第二期工程，建起了友好大酒店，兼并了友谊公司，办起了友好平价商场。友谊公司原来亏损几百万元，他用200万元收购下来，经营三年，赢利达一千万元。第三步，与天山百货大楼强强联合，组建了友好集团。

曾经当过富蕴县县委书记、新疆农大副校长的郑金安，是一位具有经营头脑的行政领导。早在1972年时，作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的郑金安，下大队蹲点，就悄悄地防“左”抵“左”，率先实行按实有劳动力数分片到户，限时限量、包地包时的办法，在一个月内完成秋收任务。接着以“只做不说”的原则，又将这种办法在他负责的公社推广。要知道，在那时，全国上下，社员都是集体出工、集体收工，包工包时都是资本主义。

富蕴县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县，阿勒泰大尾羊占各类牲畜的80％。郑金安积极引进良种，进行品种改良，对牲畜全面实行结构性调整，将大尾羊由原来的肥肉型改为瘦肉型，由原来的粗杂毛改变为毛绒并存的工业加工优质原料……1988年，该县的畜牧商品率进入全疆牧业县的首位，被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评为全疆三个模范县之一。同时，他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矿资源，有计划地开发和利用，使该县一度成为黄金万两县。这个县，本来经济落后。他1983年上任“一把手”，到1991年调走，贫穷的富蕴财政大幅度增长，除国家核定给予的定额补贴外，实现了县级财政自给有余。

浙江人敢想敢闯敢干的精神自古就有，无论在思想文化上，还是在经济生活上，代代都有许多先锋人物。

如蔡仁山、郑金安一样，前文提到的谢钟绍也是一位经营理念超前的人。80年代，谢钟绍担任吐鲁番百货站的经理，在进货发货都按国家计划严格分区域进行的大环境下，却提出了“人不分公司，地不分南北”的经营口号，打破旧框框。他改革订货会的老办法，结果，效果出奇得好，仅四天的会议，就订出3000多万元的货，相当于平时一年的经营额。

17岁来新疆的劳于根，世居在浙江慈溪。他家从爷爷起三代木匠，然而，劳于根最终却没有成为木匠或家具老板，而是成为了新疆的酿酒专家和闻名中国的“酒文化”收藏家。

劳于根进入乌鲁木齐酿酒总厂后，就与制酒、品酒结上了缘。他研究兑制的“俄得克”酒，曾风靡独联体。他研制过白酒、啤酒、黄酒、鹿酒、红花酒，尝试过用葡萄干、杏干、辣椒、羊肉等做酒，研制过几十种酒，以自己的技术救活过新疆的一些酒厂，是乌鲁木齐第一代酿酒师和最早的评酒师之一。

与此同时，他从1955年开始收藏瓶装酒、酒商标、酒具和开酒瓶的用具，50年来已经收藏各种酒一万余种，产自美国、希腊等约50个国家，其中最小的酒瓶只有拇指大小。为此，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给他颁发了“最多的酒文化收藏品”证书。

曾担任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上海丝绸之路大酒店总经理的宋宝根，曾担任自治区粮食局副局长的毛云祥和自治区语委会副主任的黄祥荣等，也都在各自工作的领域做出了成绩。

与新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结下深厚情谊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徐邦盛对组织上说完这句话，他就被分到了新疆最偏远的和田。望着他白雪似的头发，我无法想像他21岁告别故乡，告别乌鲁木齐，奔赴和田时自豪的样子。

与徐邦盛一起去的共10人，有两个后来死了，3个走了，坚守到今天的有5个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对一个浙江人来说，在那样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跑到尘土满地的和田去生活，无疑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

从乌鲁木齐到和田，有2000公里，徐邦盛在路上坐汽车坐了9天。

在和田地区于田县的日子里，徐邦盛吃的是涝坝水，住的是土坯房，点的是煤油灯，语言也不通……但徐邦盛的感觉是幸福的，因为他与当地的维吾尔族兄弟一起生活得是那样和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他当了于田十月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知青工作。为结束点煤油灯的历史，他倡议并主持建起了一座水电站。为此，他专门跑回浙江老家的萧山县，申请了发电机组的有偿援助。在建水电站的一年半日子里，他将白天黑夜都交给了工地，在尘土飞扬中，带领500名知青日夜奋战。在等待、呼唤、呐喊中，于田终于第一次亮起了电灯。

他成了当地农民心中的“名人”，走到哪里，哪里都有农民向他表示感谢。

“文革”的浪潮席卷了于田。那时，他已担任先锋公社党委书记。他成了“黑帮”的头目，被隔离，被批斗。人们都害怕见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他的翻译艾买江，白天跟着大伙儿批斗他，等到晚上夜深人静时，又自个儿悄悄地去见他，给他送去抓饭、拌面、烤包子，说各种各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

他现在能说维吾尔语，与当地维吾尔人建立了相濡以沫的感情。多年来，每逢过年过节，艾买江等维吾尔老乡就像亲戚一样，与他迎来送往。

另一个人讲的和田故事，极为简单，却极为感人。这个故事出自邵长春之口。那是邵长春到新疆后，被派到和田搞“社教”。

邵长春是社教工作组10多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房东家里。这一家人，只有一对老夫妇，住的房子是用柴禾糊泥巴建成的土房子，四面漏风、透光。塔克拉玛干边沿的秋天，昼热夜寒，有一天晚上，他睡得那么香，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身上多了一张毛毡子……老人起来，见到他时微微一笑。后来，他从给他们做翻译的巴郎子那里得悉：是老房东夫妇怕他挨冻，便将自己盖的毡子盖在了他的身上。

又有一次，是在晒玉米的季节，轮到他值夜班。他守到半夜，终于熬不住，趴到玉米秸秆堆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身上却盖着一件羊皮大衣。他起来以后，看到他的老房东也从旁边的地沟里站了起来。这位维吾尔老汉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悄悄地在他视线之外的寒风中“守”了一夜，仅仅是担心年龄那么小就远离家乡的“小邵”冻坏身体，担心在夜里有坏人来伤害他的汉族小房客……50年过去了，邵长春的心底仍然被这种父亲般的爱意深深感动着。

“文革”年代，是摧残人性的年代。然而，作为浙江人的郑金安却曾大胆地解散“专政队”，护卫人的尊严，将人与人的仇恨转为友爱。

那是1970年，他刚从富蕴县的幸福公社调到红旗公社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时，早晨起来，意外地发现办公室对面有一个大仓库，门口有两个带枪的民兵站岗巡逻，一问才知，这是公社原来设立的专政队。他进去一看，仓库地上铺着麦草，有许多人或坐或躺着，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他们中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共50多人，有的已进来两三年了，最短的也进来一年半。

郑金安召开公社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他从会上得知，那些被专政的对象大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个人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据此，郑金安表态说，对一个人，虽然要“看历史”，但更要“重在表现”。经过会议充分讨论，决定解散专政队——对个别人的严重问题，可以个别审查处理。此消息一出，一片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