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10月11日发表的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政府连续十年拨巨款开展的开发式扶贫工程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扶贫大会提出21世纪扶贫的战略内涵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以人为本，道德进步。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统筹区域间平衡发展、扶持少数民族发展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许多贫困地区的人口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从1983年开始，中央改变思路，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从资金和技术上帮助贫困人口找到适合自己的谋生手段，有些自然条件极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则分批迁入自然条件较好地区，从而最后摆脱贫困，这就是易地移民。近年又发展为生态移民。

本文是本刊记者赴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区采访当地扶贫工程后，采写的一组报道。

吊庄移民:开发式易地移民的主要形式

“吊庄”是宁夏的俗语，是指一家人走出去一两个劳动力，到外地开荒种植，就地建一个简陋而仅供暂栖的家，这样一户人家分居两处，一个庄子吊两个地方，故称之为“吊庄”。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的宁夏的南部山区扶贫表明，西海固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极差，开发建设所需的能源短缺，交通落后，无力、无法就地改变贫困局面，而且，南部山区人口密度超过临界指标数倍甚至十几倍，有的地区达到220人/平方公里。人口超载已达到非迁出一部分人口不可的地步。而在川区经勘查和评估查清，在引黄灌区边缘地带尚有荒地资源400多万亩，可开垦的260多万亩；过境黄河水资源尚余8亿万立方米。川区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开发区，山区又有拉吊庄的传统，长达20年的扶贫移民工程由此展开。

芦花镇和兴泾镇的移民村和普通的农村差不多，绿化甚至更好些。村子里人不是很多，很多人家都没有人，偶尔可以看见几个妇女和孩子。宁夏扶贫办的张振江处长说：“家里没人是好事，说明大家都有活干。”芦花镇和兴泾镇位于宁夏首府银川西部，20年前这里还是戈壁沙滩。1990年，这里开始吊庄，开始只有4千人，现在已经超过2万人了。2004年，芦花镇的吊庄移民人均纯收入1314元，是宁夏所有吊庄移民中收入水平最高的。可是，在那里寻找真正的吊庄移民却费了周折。

28岁的田彦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已经有3个娃娃了，最小的娃娃1岁半，最大的女娃8岁。女娃已经上小学，上学仍享受着在老家时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政策，是免费的。田彦宝老家有七八十亩地，都是山地，收成不行，亩产只有十几公斤。田彦宝一家7口是1996年搬到芦花镇的，房子和7.5亩土地都是从原来的住户手中买的。除了侍弄庄稼，还在附近林场打工，每人每天打工可以挣二三十元钱。

60岁的李桂香听搬到兴泾镇的亲戚说这里的日子好过，于是1997年她和家里人也从别人手中以每亩1000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了6亩地，也了搬过来了。刚开始搬来4口人，现在一家9口都搬来了。原来在泾源县她家有七八亩地，亩产只有100公斤。水源离家有2里路，半小时才能打上一桶水。现在庄稼的亩产达到300公斤。她和69岁的老伴在家中种田，3个子女在附近林场打工。李桂香说：“过去在老家腰酸腿疼，现在都好了。现在没事，不想回老家去了。”

显然，田彦宝和李桂香已经不是最初由扶贫办负责安置的吊庄移民了。张振江说，很多最初的移民将政府无偿拨给他们的房屋和土地转卖出去。一方面说明在吊庄移民工程结束后，在移民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需要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吊庄移民对于南部山区的贫困农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那些变卖了土地和房屋的移民，很可能是迁到自然条件更好，或离银川更近，打工机会更多的地方去了。移民工程是一项社会再造工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划结束后，出现了房屋和土地的流转也说明移民村正逐渐地成为一个有机的、流动的社会。

兴泾镇的惠四贵家里只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二十几头奶牛在宽敞的牛栏里安静地吃草。男孩说，快到斋月了，爸爸为宗教活动做准备去了。很快惠四贵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他说他是1988年从泾源县迁来的，是真正的吊庄移民。

惠四贵说：我没上过学，是个放牛娃。搬迁出来时，我结婚整3年，一家5口只有一个钢管床、15公斤面和100元钱，锅灶都是到这里才买的。当时，村子里五六家人的家什才能装满一辆东风卡车。

迁过来后，国家给了4000元的安家费，无偿划拨10亩土地。惠四贵借4150元钱（其中贷款1000元）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一年就把钱还上了，换了四轮车。1997年，花5万元钱买了辆农用车。

2001年，他开始买奶牛。惠四贵老家泾源一直有养殖牛、羊的传统技术和习惯。现在兴泾镇全镇有6000多只羊和500多头牛。惠四贵所在的村子就有400多头奶牛和肉牛。惠四贵最初的牛中有6头是用扶贫贴息贷款6万多元钱买的，就这样养着、繁殖着、卖着。2004年又买了6头牛，现在大大小小共有23头牛，每头价值1.8万元人民币，其中还有5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纯种奶牛。现在每天产奶200公斤，每公斤牛奶价格1.4元。惠四贵雇了工人为自己喂牛，他本人用农用车拉砂子、石土，跑运输挣钱。女人们在集市上开店卖润滑油。一年下来一家人可挣10万元人民币左右。

兴泾镇的吊庄移民中，回族占总移民总数的89%以上。为了发扬回族善于经商的传统，镇政府兴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农贸市场，吸引周边的农民前来交易。每次集市客流量近2万人次，年成交额达800万元人民币。

惠四贵把院子前的一个大沙丘开垦成6亩农田，家里的土地增加到16亩。家里的房子也由原来2间扩建到现在的11间，大约有300平方米。算下来，现在的家产也有60多万了。

村里小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已经是第二代移民了。他们的穿着和城里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运动服和旅游鞋是通常的装束。这些应是他们的父辈们最感到欣慰的。

吊庄移民经验

宁夏扶贫办移民建设开发处张振江处长说，和很多都市人喜欢未开发的自然景观不同，他喜欢现代的都市风景。这可能与他看到的太多自然之美是和贫困连在一起有关。张振江1983年毕业于宁夏农学院，1985年24岁的他开始从事吊庄移民至今。他说：“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做吊庄移民，这些年就做了这一件事情，没啥出息。”他有时会和朋友谈关于命运的话题，有些宿命，但20年间他所从事的工作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张振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在国内移民界颇有名气。他认为，宁夏南部山区的开发式吊庄移民工程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地区集中搬迁人数最多、组织程度最高、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各种后遗症比较小的一次农村人口大迁移。目前，中国二十几个省都在搞扶贫移民。宁夏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对扶贫移民除了感情的倾注，马振江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1983年以来，宁夏已建设吊庄移民基地25处，开发耕地83万亩，安置西海固贫困人口41.2万人。吊庄移民作为政府开发性扶贫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将那些生活在南部山区干旱高寒山区的部分绝对贫困人口搬迁到引黄、扬黄灌区，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其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移民减少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对保持和改善环境有重要作用，因此，吊庄移民本质上也是生态移民，与2001年以后的生态移民是一脉相通的。

国际上关于移民的主要理论是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推拉理论（the Push and Pull Theory）。他认为人口迁移是由两种力量决定的：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吊庄移民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迁出地一定是生存条件恶劣、自然资源贫乏、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而迁入地一定是土地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有灌溉条件的灌区。现在很多人通过从移民手中买地实现移民，也说明易地扶贫移民是符合民心的。吊庄移民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自愿，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强迫。为了消除移民的顾虑，3年内允许两头有家、有土地。对于不愿意搬迁的，也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

移民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移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生产、交通、农业、水利工程、医疗、金融，连厕所的规划都得考虑周全。资金的分配要准确，量力而行，不能贪大。据2000年初统计，吊庄移民的人均投资为884元，土地亩均投资500元，与国外移民平均每人1万美元，三峡库区向沿长江和沿海地区移民人均3万元的成本相比是较低的。而且，移民定居后，四五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由于财力的限制，最初在吊庄规划上还是存在一些先天的不足。当时国内没有经验可借鉴，很多因素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前瞻性方面有欠缺。当时的目标是解决移民的温饱问题，标准是获得人均年有粮300公斤，人均年纯收入300元人民币。移民家庭一般可获得人均2亩耕地以及每户1亩宅基地。现在看来没有充分考虑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的问题，他们未来可能面临离土问题。中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的标准已调整至人均年纯收入625元以下。扶贫移民以生态移民的形式出现后，由于国家在扶贫上的资金投入更加充足，生态移民的人均投入比吊庄移民更高了，因此在规划上比吊庄移民更加充分和具有前瞻性。

移民的管理是决定移民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宁夏的移民管理原来实行迁出地管理的模式。迁出地政府认为，迁出人口应对当地经济有所反哺。但这种管理方式所造成的管理真空，很容易使移民成为迁入地的麻烦制造者。一些移民社区一度出现犯罪率较高、人口增长失控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移民社区开始尝试属地管理。1999年，开始陆续实行属地管理，2002年，全部吊庄移民都实行了属地管理。

2000年，吊庄移民工作基本结束，2005年生态移民也将告一段落，但移民的后期管理工作远未结束。扶贫办的主要工作由集中财力建设水利、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转向为移民争取扶持政策，加大培训资金的投入，解决移民的发展问题。宁夏的移民社区大多集中在银川附近，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的问题，就有可能出现环银川的移民贫困带。当地政府的目标是2010年，让移民的生活水平接近当地农村的生活水平。

生态移民在南梁

从银川市区向北驱车40分钟就到了南梁农场。南梁农场是一个中型国有农场，占地6万亩，耕地3万亩，职工5200多人，南梁农场人均拥有土地五六十亩，每年赢利120万—130万元人民币。南梁农场的生态移民村位于农场的东南部，从2003年8月至今，已安置了274户，1400名生态移民。

村子里有些尘土飞扬，很多砖瓦房的墙上写着鼓励大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标语，一切都是刚刚开了头的样子。村子以一条林带为界被划分为回民村和汉族村。为了尊重回族的民族习俗，林带以西处于上风口的是回民村，居住从泾源县迁来的75户回族居民，林带以东位于下风口的是汉族村，居住从西吉县迁来的200户汉族居民。

杨万贵一个人在家侍弄着拖拉机，他说：刚搬来时，回民村没有机动车，现在有了19辆摩托车，4辆四轮车。全村现在有三四十辆摩托车（每辆3000—4000元），20多辆四轮农用车（每辆1万元左右）。

2005年因为干旱，庄稼收成不太好。村子里大多数人家庄稼亩产只有二三百公斤。杨万贵家的庄稼亩产却达到400公斤，42岁的杨万贵是村子里的种粮能手，他说农场经常举办学习班，还派技术员到地里指导。

杨万贵的婆姨（妻子）到农场摘枸杞去了。南梁农场是宁夏最大的枸杞种植基地。枸杞是宁夏特产，是一种落叶灌木的果实，可以入药滋补身体。每年从6月下旬到8月是摘枸杞的季节，7月是高峰期。平时每天可以挣二三十元，高峰期时，每天可以摘50公斤，挣50元钱。过去在老家一年也挣不下什么钱。杨说：“村里那些载女人们去摘枸杞的人也挣了钱。两公里，10分钟的路程，每人1块钱。每天有二三百人去摘枸杞，司机们两头挣钱。”

杨万贵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读农校，小儿子读初三。儿子放假时也去打工，大儿子在绿化队打工，每天挣20元钱，一个假期挣了600块钱；小儿子和妈妈一起去摘枸杞。和老家比，孩子上学的费用增加了，小儿子每年学费2000元，大儿子每年学费4000元。在老家，因为是贫困县，娃娃们可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不过，杨还是希望能继续供孩子读书。

老杨说，从老家出来时，已经40岁，不想出来了。为了孩子还是搬过来了。想让孩子学门技术，但他们不懂普通话，有时听老师讲课很吃力。

56岁的杨忠保是村委支书。他的儿子有辆面包车，拉女人们到农场干活。儿子的新房铺着瓷砖，还吊了顶。家里电视、VCD机、电话都置备了。目前，移民村90%村民家中都有了电视，70％的人家安了电话。杨忠保说，我们这个回族村在西海固生活了100多年。土地都是靠伐木得来的。人均只有三四亩地，基本不打粮食。过去吃水也很困难，村子的清真寺里有一眼井，打一桶水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干旱时一拖拉机水要50元钱。现在家家有了自来水。回族村民也有活水洗澡了。吃政府、靠政府，不如靠自己解决。这里的地，一亩相当于老家的三四亩，只要肯吃苦，就行。杨说：“每次回老家，老家人就说我跟原来不一样了，就是精神，家宽养少年嘛。”

移民村在规划时就为回族村民预留了回民公墓、清真寺的土地。阿訇家的墙面都贴着瓷砖，院落非常洁净，看上去家境要比其他人家好些。今年30多岁阿訇的也出外打工去了。家里只有阿訇的母亲一个人，她开了一家小卖店。她说：给孙子们赚点零嘴钱。

村主任寇国强说，未搬来的时候，村民的人均收入约500元，2004年人均收入达到800—1000元。村民生活的变化可以从女人和娃娃们的穿着上看出来，原来穿得又脏又烂，现在都添置了新衣服。今年因为干旱，农业收入不如去年，但打工的收入比去年好。在农场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也可以到离农场不远的银川市里去打工。许多男人到城里从事建筑，或在饭店打工。不少男人到附近的活性炭厂打工，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去上班，一个月能挣1100—2200元钱。现在50%—60%的人家都重新建了房子。2004年寇国强回老家两三次，老家的生态恢复得很好，松树、柠条、杏树、杨树、桦树等新栽的树都长起来了。

说到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寇国强说：过去在老家每家少则两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孩子。搬来以后村子的人口已经得到了控制。过去孩子们入学率只有60％。南梁农场有自己的小学，离村子大约2.5公里。去年南梁农场的中学撤销了，娃娃们要到距村子30公里的银川市八中，或六七公里贺兰县的中学住宿读书。

寇国强说，娃娃们的入学率提高了，但学费高也成了村民反映最多的问题。现在，因为移民村按照属地管理，娃娃们要交纳学费，小学每学期200元，中学500元，这对于过去不挣钱，也很少花钱的村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南梁农场场长朱学山说：“我们最初接收生态移民时的心情可以用心有余悸来形容，我们怕各方面问题多，不好管理。刚开始的半年，因为这比南部山区气温高，蚊虫多，很多移民不适应。移民们还在农场里随便伐树、摘玉米。大事小事都要找农场。经过磨合，现在基本都没什么事了。移民们的生存能力很强，能吃苦，部分村民已盖了新房，娶了媳妇，而且他们很知足。相信再有三两年，他们过得会比农场的职工强。”

移民村现在的位置是农场搬出自己的40多户职工腾出的地方。农场为每个移民分配2.5亩耕地、2亩枸杞地，给每个农户两间60平方米的住房，每人交1000元就可以搬进去住。专门负责移民管理的副厂长崔宁安说：生态移民是一项政策性的工作，对于农场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农场需要大量劳动力。农场每年采摘枸杞、搞玉米田间管理需要6000多人。原来都是农场派车从附近的县城招募工人，除工资外，农场要负责他们的住宿等开销。农场枸杞种植面积达1.5万亩，最多的一次，农场派了17辆车，招了6000多人。移民搬迁过来后，摘枸杞一项农场就节省了2万多元的开支。

另一方面，移民的到来也增加了农场管理的难度。农场成立了一个有4个人组成的移民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移民的管理工作。移民在老家大多靠天吃饭，不懂得如何侍弄庄稼，农场要向他们传授农业管理知识。农场职工的福利保障已全部实行社会化，而移民们的这一块还没有跟上，所以农场还要满足他们在医疗、意外事故等方面的需求。

宁夏发展改革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地区经济处处长张闽剑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为生态移民寻找安置地，几个月来一直在各地考察安置用地。他说：“从2002年开始，宁夏的扶贫移民工作全部纳入生态移民工作中。与早期的吊庄移民相比，政府对生态移民的投入更多了，吊庄移民的人均成本为3600元，而生态移民的人均成本达到七八千元。由于实行整村迁出的办法，到位率比吊庄移民也要高。国有农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宁夏共有17个国有农场，其中长三头农场、渠口农场和南梁3个农场开发建设10余处移民新村，接受安置了2万多名来自西海固地区的移民。”

张闽剑认为，国有农场安置移民是一项双赢之举。国家为接受生态移民的农场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国家为安置移民，在南梁农场投入了800万元。过去农场都是水泥路，现在铺设了柏油路面，水渠也重新进行了修整。

朱学山场长说：“农场在用工等方面给了移民优惠的政策，规定优先录用移民，并给予稍高的工资待遇。前阵子，农场来的一批二期移民，安置只花了3天时间，第4天就开始干活了。农场正在接收第二批生态移民。这些移民是从西海固的4个县迁过来的。二期移民村位于农场的西部。明年5月将迁来600人。”朱场长说，现在移民的生活硬件都已解决了，但移民的政治权利还无法体现。他希望移民能够尽快享受充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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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川搭乘汽车向南6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宁夏南部山区，俗称西海固（西吉、海原和固原的统称）。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流经宁夏北部，造就了占宁夏国土面积41%的宁夏平原，即“川区”。充足的灌溉水源和平坦肥沃的土地使宁夏平原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并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而占宁夏面积59%的南部山区从清代（1644—1911）就有“苦瘠甲天下”之称。南部山区自然环境恶劣，川塬交错，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年平均气温只有6C，人均占有水量465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6。南部山区90.8%的耕地属于干旱地。这里自然灾害频仍，平均四五年就有一次大旱。山区人均收入只有宁夏全区人均收入的30%以及川区人均收入的19%。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南部山区人口增长呈“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特点。如固原地区16世纪中叶人口总计16万人，400年后的1949年人口不到18万。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的稳定，医疗条件提高，据统计，1949年到1994年，人口增长了3.19倍，人均耕地面积却由14.9亩下降到4.2亩，尽管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但人均年占有粮食却由50年代人均322公斤，下降到80年代前三年的192公斤。于是，南部山区陷入“人口增加—开垦—生态破坏—贫困—人口增加”的恶性循环。南部山区成为中国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民谣说：“三年两头旱，中间风沙愁，人畜辛劳苦，十种九不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就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但到80年代，南部山区还有70%的人口不能稳定的解决温饱问题，其中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人口将近60万，占南部山区人口的30%。许多农家不仅炕上没有被子，孩子没有衣服穿，就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只在炕沿上挖几个小坑，就算饭碗了。有些人家人均每天只有不到50克口粮。

从1983年开始，中央改变思路，由救济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工程，连续10年每年在包括宁夏南部山区在内的“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拨款2亿元作为扶贫专项资金。中央和自治区政府还展开一系列专门针对南部山区的扶贫工程。其中一项最有创见的举措就是——开发式易地移民。开发式易地移民2000年以前的主要形式是吊庄移民，2001年至今主要使生态移民。 

文：本刊记者 乔天碧

责编：乔天碧

供稿：《今日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