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说：“来，我们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

于是，主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建城的工作就停止了。

因为主在那儿变乱人类的口音，分散他们到世界各地，所以那城称为巴别（变乱的意思）。

---《旧约·创世纪》第11章

远古的人类面对肤色各异的种族操着不同的口音和语言感到困惑，《旧约》在“创世纪”中设计了一个巴别塔的故事，对此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神性解答。然而，在巴别通天塔停建后的世界里，语言的“同一性”被上帝打破，翻译成了人类交流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千百年来形成的译学传统围绕着翻译的核心---理解与表达展开讨论；从西方经典的二分法到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扩展的三分法：“直译”、“意译”与“仿译”，从尤金·奈达(Eugene Nida)到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从功能等值到语用等效，人们正是过于看重翻译的绝对“对等”，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完美统一，故尔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而中国的译学理论也经历了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锺书的“化境说”直至辜正坤的“多元互补论”的百年历程。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当代翻译理论正另辟蹊径，无论是雅各布森(R. Jakobson)、纽马克(P. Newmark)，还是霍尔姆斯(J.S. Holmes)、勒菲弗尔(A. Lefevere)，当代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正从“源语中心”朝“译语中心”转向，译事被看作是一种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译者、读者不再被忽视，而是与作者平分秋色。新兴的翻译观聚焦于译者意图、翻译策略的差异及其文本在译语中文化功能的转换。诗歌文本翻译因其语言的多义性正注入译者阐释的意图，阐释既依赖译者的理解，又顺应读者的接受力。译者在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活动时，自然带有自己的动机和意图，满足自身内在的个性需要。当代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塞杰尔(J.C.Sager)发表“文本类型与翻译”说，文本一旦翻译成其他语言，便游离于“原来的语用环境之外”，译者可以重新将其“用于别的意图”。（Sager,1997：25-42）换言之，翻译并不总是要维持或再现原文的意图。当然，译者的意图也未必被译文读者所理解，未必与读者的期待完全吻合，误读的空间就此产生。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早在上个世纪就发出这样的感叹：“诗者，译之所失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他的这一论断揭示诗歌翻译的一个重要命题---翻译必然会丢失掉一些东西。 

·作者 海 岸（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200097）

——选自《中国翻译》2005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