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近代的工业化文明正在与自然背“道”而驰，传统的经济模式犹如一个可以由牧羊人任意放牧的草场，是一种“资源—产品—废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地球就像是一艘在宇宙中航行的飞船，靠不断消耗自身的有限资源生存，按这种经济模式发展下去，这艘飞船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寻求一种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利用各种物资的“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在借鉴了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后，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循环经济的思想。2003年，中国将循环经济纳入了正式的发展战略，2004年起，政府提出从不同的空间规模：区域、城市、国家各层面全面开始发展循环经济。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是一种“师法自然”的方式，现代中国正开始用一种智慧的经济模式发展自己。

之一

探索中的贵阳模式

本刊记者 华少君

贵州人把山间的盆地叫做“坝子”， 省会贵阳市就在一个大坝子里。

这是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地下曾经蕴藏有丰富的煤、铝、磷等矿藏，产业以重工业为主。但是像中国其他许多资源型城市一样，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和低效高耗的开采方法，给这里带来资源枯竭、生态环境脆弱的沉重压力。贵阳一度成为世界著名的酸雨城市。

贵阳是中国首个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试点。作为西部内陆资源性城市，如果继续原来的“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只会陷入“越穷越污染，越污染越穷”的怪圈。从2002年开始，贵阳成为中国首个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试点，在循环经济模式上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

农村：一头猪养一个人

水塘村位于距市区12公里的乌当区，村里有成片的菜地和果树林，村民家里都有自己的院子，与其他农村不一样的是每家院子的边上都有一个猪圈，下面都有一个沼气池。

村民杨思刚家有三口人，按他的说法，“一头猪就能养一个人”，在温度较高的季节，家里做饭，洗澡用的能源全部来自于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剩下的沼渣则是非常好的天然肥料，这让他们种的水果和蔬菜都是城里人喜爱的绿色食品，自然能卖个好价钱。加上一年节约的燃煤、化肥费用,可实现节支增收3万多元。像村里其他村民一样，他们家很快盖起了三层小楼，一部分用作家住，一部分搞农家乐旅游。

从1999年以来,水塘村140多户农户，80%修建了沼气池。有了沼气作为燃料，村民也不再上山伐木，避免了周围的植被被进一步破坏，使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28%回升到目前了的43%。由于生态的有效恢复发展,村里5200亩桃树连续两年通过了省无公害农产品标准的验收，农民的经济收入持续上升。

村民李德民说，在没有建沼气池以前，他们一家一年的平均收入只有3000元，这两年，通过发展农村的循环经济，引进新品种的经济作物，家里的收入成倍的增长。现在，村里正在集资贮备在村口建一个休闲广场，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贵阳市政府准备把水塘村的经验在贵阳市的其他农村地区推广，形成农村与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

工矿：变废为宝的企业

位于贵阳东北的开阳县，一年就要产生100万吨以上的磷渣，长期在此居住的王里强先生回忆说：以前矿厂周围到处都是像山一样高的矿渣堆，一下雨地上就会有一层黄色的物质，对地下水污染严重。

在贵阳的新工业园区，一些企业正在用循环经济的新技术解决重工业污染的问题。

国华天成磷业有限公司副总姜国强介绍，过去公司解决矿渣的方式大多是卖给水泥厂，用做生产水泥的原料，一吨只能卖几元钱，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占用了大量耕地来堆放这些磷渣。同时，生产水泥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耗费大量的煤、黏土、电、水等资源。

2003年，“国华天成”引进了清华的技术，把磷渣当作高性能混凝土的掺和料，这个技术可100%消化磷渣，避免污染的同时还可大大提高混凝土的性能。一些混凝土公司用该厂生产出来的磷渣微粉作实验，结论是在混凝土中取代20%－50%的水泥，用于建材产品大有前途。目前，42.5标号的水泥市场价为每吨300元，而采用磷渣微矿粉的每吨只需180－200元。从价格和性能两方面来说，这项产品市场空间非常大，给公司带来年增效益180万元的效益。

像这样项目贵阳还有很多，据贵阳市循环经济经济办公室项目部阚主任介绍，大多数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成本本来就要高一点，再加上国家没有相应的市场准入政策，在和传统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只有在政策方面予以扶持，让循环经济企业获利，才能产生更多的采用环保技术的企业。

市民：循环经济有多远？

家住贵阳的李丽芬下班后经常到超市购物，最近几天她发现，售货员在结帐后会向顾客免费派发印有环保标志的布制购物袋，而不是通常使用的白色塑料袋，这让她一时还难以接受，因为这种布袋子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要经常清洗，而又轻又薄的塑料袋用完后就马上扔掉，显然要比布袋方便许多。

或许李丽芬没有意识到，她生活中这一小小的变化，背后蕴藏的是这个城市甚至整个中国刚始发生的一场巨大的变革。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调查表明，仅有33．43%的贵阳人初步了解“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概念,其中,在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中,知道“循环经济”或“生态城市”概念的占40．09%,大专文化的人群占25．51%,高中或中专文化的人群占22．89%,初中以下文化的人群仅占10．71%。另外,当问及“你是否知道贵阳市是全国第一个循环经济生态建设的试点城市”时,有67．01%的人表示不知道,其中学生群体不知道的高达82%,还有3．63%的人表示不关心。

贵阳市循环办公室主任黄秋斌说，虽然政府在宣传循环经济、倡导绿色消费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目前的项目重点是在重工业和农业方面，所以很多市民还不是很清楚循环经济究竟是什么。

比如说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的问题，包括贵阳在内，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做得好的，主要是因为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还不是很强。

黄秋斌认为，作为普通的市民，如果能做好身边的小事，比如按分类投放生活垃圾，使用环保的购物袋，多购买绿色食品，这些都是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循环经济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人民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理念：经济了才能循环起来

贵阳市循环办公室副主任黄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南京有一个“太阳能小区”，安装有较为先进的太阳能系统，为居民提供宾馆式热水服务，节能效果颇为明显。但出人意料的是，不少用户弃用这一节能系统，改装用电或燃气热水器。原因很简单：自来水1吨才2块多钱，而太阳能热水竟要10多元一吨，居民们难以消受如此“昂贵”的节能服务。

黄在总结这个项目失败的的原因时认为，循环经济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产业都可以做循环经济的，国外的成功经验不能完全照搬。

“循环经济是个大的概念，不是很多人想的这家企业生产的废料用作下家企业的原料这么简单”，黄说，“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的产业特点，做可循环的经济，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产成经济效益，才能循环起来。”另外，对循环经济，黄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贵阳搞循环经济的目标是在20年左右把贵阳建设成为山川秀美，生态良好，同时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富裕的理想城市。比如前两年政府治理南明河，表面上和经济无关，但治理后河边的地价升值，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也是循环经济。

虽有几年的实践，循环经济在贵阳乃至全国仍处于探索阶段，但作为中国第一个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城市，贵阳工作得到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克劳斯。托夫博士的肯定，他认为，贵阳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为中国其他城市，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肯定会有实现美好愿望的那一天。

链接：贵阳发展循环经济大事记：

2002年初，在借鉴了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后，当时的贵阳市长孙国强向国家环保总局汇报了“以循环经济模式建设生态城市”的设想，同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复函贵阳市，同意贵阳作为中国首个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的试点。

7月，贵阳市委托清华大学编制“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总体规划”，双方建立了以循环经济生态城市建设为突破口的紧密型校市全面合作关系。

2003年12月，贵阳市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暑“可持续发展和消费政府能力建设项目”列为唯一的实施单位。

2004年，贵阳市开始进入了项目建设阶段，首批28个支撑项目总投资约80.5亿元。

之二

北京：让地热为城市服务

本刊记者 骆元军

北京市丰台区有近40万平方米的商业和住宅建筑运用地下水的热能进行集中供暖，地热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地热能：可再生的绿色选择

随着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可采储量的减少及价格的上涨，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地热这一绿色可再生能源的勘查和开发利用力度。2004年全球直接利用地热能达261418万亿焦耳，比2000年增长了40%。2004年全球直接利用的地热能相当于节约了1.232亿桶即1840万吨石油；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933万吨，社会、经济及环境效益显著。

地热能是一种清洁能源。目前，业界已经研究出地热流体循环利用技术，因此地热发电几乎不涉及废弃物排放的问题。同时，和占地庞大的煤电站和核电站相比，地热发电占地面积很小，建造一个千兆瓦的地热电站只需400平方米。

世界上只有６个国家的首都有地热资源，北京是其中之一。

北京市拥有丰富的中低温地热资源，截至目前，北京地区自北向南已发现延庆、沙河、小汤山等10个大地热田，面积达2372平方公里，占北京平原区的37%，探明可采资源量在1亿立方米以上。

地热资源在北京广泛应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主要用于供暖、洗浴、医疗康复、温室种植、水产养殖、旅游、休闲娱乐等方面，年地热水用量在1000万立方米左右，每年创造经济效益约8亿元人民币。目前全市地热供暖的单位已达20多个，供暖面积5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减少150座燃烧锅炉，每年减少向大气排放污染物800多吨。

浅层地热供暖先是借助地热井水，从地底源源不断地汲取热量，再通过地面的能量提升机，将水温提高到45—55摄氏度，最后，通过楼房空调系统为房间提供暖气。到了夏天，还可以为房间提供冷气。这样，浅层地热供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的循环利用。

南宫村的“四极利用“模式

地热资源是一种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但是其可再生性是有限度的。和地下水资源一样，如果遭受过量开采，地热开发的可持续性就可能受到威胁。

地下热水位于地层深处，形成过程长，开采后难以用天然降水迅速补给。开采过多会造成资源枯竭，水位下降，并将直接威胁到地理稳定性。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的地热井一般只打到1000 米深，而现在很多井打了3000 米，甚至4000 米才出水。

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郑克介绍，目前，地热开发已出现过度开采的情况，北京的地热水每年下降1米至1.5米，略微超过了国家标准允许的1米范围。

合理开发地热的有效手段是提倡梯级利用和回灌。

郑克介绍说，目前中国国内利用地热的最佳范例是北京丰台区王佐镇的南宫村，对温泉的利用达到四级。

2000 年10月28日南宫村打成第一眼地热井，出水为72℃。地热水首先用于供暖；第二级是送入12000 平方米的温泉垂钓中心，提供地板供暖；第三级就是水产养殖；之后再引到占地350亩的温泉种植采摘基地，作特菜和花卉以及各种时鲜果品种植灌溉之用；最后，热水仍可排入温泉公园的湖里，使其冬天不结冰，绿水长清。目前，南宫村正准备打第二眼井，将用过的热水回灌到地下，以保证地下热水资源不遭枯竭。

开发与管理并重

此前，北京市国土房管局出台了《地热资源勘查与开发管理的若干要求》，表明北京市对地热资源依法管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京市在《要求》中提出，地热勘查开发项目一定要从严审批，规定在热田严控区内一般不再审批开凿新的地热井，另外，用于申请开凿新井进行地热供暖的，必须进行地热采暖尾水回灌，不然不予审批。用于地热供热（水）的，必须有综合利用方案，梯级利用、循环利用，不得一次性使用后直接排放，达不到要求的不予审批。

《要求》还规定，今后地热资源必须采用高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开采量。另外，温泉洗浴（包括房地产业）要与旅游、休闲、保健相结合，为达到节约和有效保护资源的目的，在地热水利用中必须有自动节能节水设施。同时对地热洗浴排水进行中水处理，重复利用。为了便于对全市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监督和依法管理，北京市国土房管局下一步还将建立地热开发利用信息系统，对各地热系统用户的有关开发利用情况，及时在政府网站上公示。

据北京市地热开发研究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后小区采用地热供暖是一种趋势。但在距离已开采地热井700米的范围内，为确保补给，都不准予开采新井，而且今后每年全市新井开采数将控制在15—20个之内。

之三

鲁北：管道输出循环经济

本刊记者 李国文

提起化工企业，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厂区废弃的矿渣、车间的异味。将人们看到的矿渣、闻到的气体通过管道输送，在源头上就充分利用起来 “变废为宝”。这种做法，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的鲁北集团总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

如今，偌大的一个化工企业，看到的只是那浓浓的白气吐入一碧到底的蓝天；高高耸立的铁塔鳞次栉比，无数根巨龙一般的管道盘悬在半空；厂区内闻不到任何刺鼻的异味，清洁的水泥地面几乎一尘不染，让人不大相信这是中国最大的磷铵、硫酸、水泥联产化工企业。

鲁北集团多年来致力探索发展循环经济，取得多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突破，打造了相当成熟的三条高相关度的工业生态产业链，跨越循环经济三个境界，创造了“中国鲁北生态工业模式”。

盐碱荒滩催生的循环经济

“说起鲁北集团循环经济的发展，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不能不提。正是这个世界性技术难题的攻克，使鲁北人迈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第一步。” 鲁北集团办公室主任王文章说。

鲁北集团前身是1977年创建的一家小磷肥厂。当时，小厂只有8人，揣着40万元试验费，承担起发达国家也难啃的“硬骨头”——石膏制硫酸联产水泥技术。他们在渤海湾畔茫茫盐碱滩上搭起“黄席棚”，经过2000多个日夜200多次试验，终于攻克了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用盐石膏生产出了合格的硫酸和水泥。

依托这一成果，通过技术工艺创新，鲁北集团突破了十大技术难关，建成了中国第一套磷铵、硫酸、水泥联合生产装置，用生产磷铵排放的废渣磷石膏掺合盐石膏制造硫酸并联产水泥，硫酸再返回用于生产磷铵，余水封闭循环，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得到高效利用，最终形成一条生态产业链条。

在生产车间里，鲁北独特的生产工艺是在直径三四米、长百余米的巨型装置中完成，原料从一端送进，三种产品从另一端产出，不见一点儿废渣排出，只有白色的水蒸气从烟囱中徐徐喷出。鲁北集团磷铵厂李厂长介绍说，所有的原料、燃料、产品全在粗细不一、高矮不同的管道中运行。

海水的“一水多用”

“你们知道海水的用途有多少？”站在茫茫盐碱滩上，公司职员王媛媛指着远处微波粼粼的海水和冻结了的卤水告诉记者，“传统的海水利用，要么是海水养殖，要么是晒盐，但鲁北集团做到了‘一水多用’。”

利用渤海湾的地理优势，鲁北集团开发出沿海35公里的潮涧带，建成了占地35万亩、年产100万吨的大型现代化盐场。他们利用海水逐级蒸发、净化原理，大胆尝试海水综合利用，将初级制卤区建成5万亩的水产养殖场，利用新鲜的海水进行鱼、虾、蟹、贝类养殖；水产养殖用过的海水被提到中级制卤区，经进一步浓缩提溴；提溴后的海水再被送到6万亩的盐田结晶池，生产加碘盐和保健食用盐；剩余的废水苦卤再用来提取钾、镁产品，盐田废渣盐石膏又可作为制硫酸联产水泥的原料；真正实现了“海水取宝、滴水不漏”。

三个美丽的“圆”

为解决企业大量用电问题，鲁北集团早已采用海水冷却技术，建成12万千瓦的热电厂，以劣质煤和煤矸石为原料，排放的煤渣用作第一产业链制水泥的混合料。同时，建成年产12万吨的氯碱工厂，利用百万吨盐场脱盐后产生的丰富饱和卤，不经传统制盐、化盐工艺，直接通过管道把卤水送到氯碱装置，减少了生产环节，创建出清洁发电与盐、碱联产生态产业链。

鲁北集团近年又上马盐化工、石油化工和煤化工“三化合一”产业链以及清洁型钛白粉产业链。不管什么项目，在上马之初，鲁北就考虑其生产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出路。

鲁北将上述三个产业链比喻成三个美丽的“圆”。对于这三个“圆”，公司董事长冯怡生如此说，三条生态产业链并不是将联系不大的三种产业生硬地“拉郎配”，而是将各个工艺有机结合，形成密不可分的循环通路，从而使循环经济真正“循环”了起来。

据了解，三条产业链之间存在多种共生关系：热电厂利用海水产业链中的海水替代淡水进行冷却，既利用了余热蒸发海水，又节约了淡水；磷铵、硫酸、水泥产业链中的液体二氧化硫用于海水产业链中的溴素厂提溴，硫元素转化成盐石膏返回用来生产水泥和硫酸；热电厂的煤渣用作水泥的原料，热电生产的电和蒸汽用于各个产业链的生产过程。

鲁北集团的生态产业链对中国推广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鲁北的这种循环经济模式也吸引了众多国际间的合作，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都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

自2004年以来，从专家学者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中国自上而下掀起了建设循环经济热潮。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建设得相对较好并能够得到推广的模式便是工业园区模式。

所谓工业园区模式是指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金涌说：“中国鲁北集团的生态工业循环经济模式是世界上独有的，比国外发展较早的卡伦堡模式的企业间联系更加紧密，比杜邦模式的产业链关联更大，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联产水泥技术，上一个产品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产品的原料，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物排出。”

专家分析，如果鲁北集团的循环经济模式得以在全国推广，一年可减少废渣磷石膏的堆放土地3万亩，并可减少6000万元堆场建设费，可为国家节省生产800万吨水泥的石灰石开采费21亿元，可节省生产600万吨硫酸的硫铁矿开采费30亿元，同时还有效消除了生产水泥的巨量二氧化碳排放，其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不可估量。

之四

发展“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本刊记者 骆元军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创造财富上突飞猛进，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加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经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同年，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思想的萌芽。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号召世界各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发展的数量和速度，更要重视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环发大会后，世界各国陆续开始积极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目前，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的循环利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模式，通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减少物料的使用，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二是企业间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如著名的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的能源和原料；三是废物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如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和日本的废旧电器、汽车、容器包装等回收利用体系；四是社会循环经济体系，如日本政府为推动循环经济的形成，提出了到2010年要达到的三个方面的目标，包括资源投入产出率比2000年提高40%，资源循环利用率提高40%，废弃物最终处置量减少50%，为实现这些目标，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0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开始向中低收入国家迈进。从低收入国家步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既会有大量的发展机会，也会遇到很多的矛盾。最主要的矛盾是能源和其他资源的相对不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尤为迫切。

发展循环经济没有固有的模式，因国情不同，各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方式上也有所区别，日本和德国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主要是适应本国固体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因此，日本从资源减量化入手，以建设循环型社会为主旨，德国则从环境保护入手，主要通过建立废弃物资源化的双元系统来发展“循环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吴季松等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做法，吴季松说，“一个是西方现在做的标准我们可能达不到，另外一个是他们走的错路我们不一定非要再走一遍。”中国要正确推行循环经济，不走或少走弯路，首先必须认清当前自己的国情和经济现状，正确理解中央对循环经济的功能定位，选择适合的循环经济发展道路。

如果仅从“循环”字眼和发达国家在废物端的系统实践来诠释并建设循环经济，很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副研究员石磊认为，基本国情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际环境的不同，所有这些都要求中国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加强废物的循环，更要注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等前端因素。

中国在污染治理上已经作了不少工作，包括各种认证，但是污染治理不是最终的办法，最终的办法要从生产过程去解决。国外在生产过程污染较少，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需要从开始就是用无污染的原料，然后再生产过程用清洁的催化剂、清洁的容器，合成清洁的产品，而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分解的可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金涌说：“我们提倡产品从摇篮到坟墓，全生命周期都是清洁的，这就是中国的循环经济理念。我们说的生态经济，向自然生态学习，是比较本质的东西，也是一个方向。比如合成洗衣粉，在下水道应该能够很快被分解掉；或者汽车，在拆卸的时候应该很简单，这样便于回收利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所遭遇的关税壁垒越来越少，但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在资源、环境等方面，设置了不少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如欧盟就明确要求包装物的95%必须是能够回收利用的物质。

目前，“绿色壁垒”已为中国的出口敲响了警钟。如欧盟的两项指令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电子电器设备产品，还涉及到零部件、原材料行业，基本覆盖了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所有机电产品。面对日益严峻的非关税壁垒，中国更需要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中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之五

循环经济立法之困

蔡伟

中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目前中国包装品废弃物约占城市家庭生活垃圾的10%以上，其体积要构成家庭生活垃圾的30%以上。但废旧包装纸回收率仅为30%，医药、罐头、化妆品等的包装几乎全部废弃，塑料回收率也只有30%左右。还有生活中大多数用完就扔的包装物品如洗发水瓶、牙膏管、酸奶和冰淇淋的纸盒等，通常占据城市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50%以上，处理它们花去了城市社会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变废为宝？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立法先行成为业内专家的焦点。

循环经济不只为环境保护

“中国推进循环经济主要还是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立法观念还局限于‘污染治理’的思维模式上，对于废物的回收利用认识模糊，执行上居于从属次要地位，这和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某环保专家评论说。

专家们的呼吁最近有了实质性的回应。不久前，在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005年年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环保总局等主办单位及各地专家学者齐力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新型的“循环经济”模式，呼吁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立法。

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在年会上透露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要依法促进，循环经济法已经正式列入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并由全国人大环资委负责组织起草。

国内外压力加大

事实上，立法呼声已经有了数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能源、资源消耗大，经济、社会效益低，特别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然而，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循环经济的发展观往往只能成为一个倡导，而难以落到实处。就环境而言，中国的制度设计仍然沿袭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排污企业带来的污染后果，往往被国家和遭受污染侵害的公众所承担。一些小造纸、小炼油之类的“五小工业”之所以屡禁不止，法律制度的缺失便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政府通过制度约束，明令受害者可按单位排污量得到赔偿，那么，老百姓的维权行为就足以有效的遏制企业浪费型、污染型的生产。

事实上，除了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需求，国际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也是循环经济立法提速的重要动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壁垒作用日趋削弱，包括“绿色壁垒”在内的非关税壁垒日益凸显。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在资源环境方面，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对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影响。

“如何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使我国产品符合资源、环保等方面的国际标准，将关系到中国能否从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专家这样提醒。

各地的先行实践

在法律缺失的前提下，不少地方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种地方性法规实践循环经济。

2004年11月1日，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领域的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正式施行。以前处于贵阳市开阳县的磷化工工厂烟囱无一例外地冒着黑烟，但如今，这些烟囱冒出的不是黑烟，而是微微的火光，“这一切得益于这些磷化工企业依据循环经济的理念，实施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副产品及废物综合利用率。”当地官员介绍。

循环经济立法的实践在经济发达的上海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海市发改委总经济师周亚不久前表示，上海试行循环经济一年来，在节能、节电方面做了很多表率，而下一步，上海将把循环经济列入地方立法计划，以法规形式保障上海节约型城市的发展。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乐景彭更明确表示，上海将以国家修订《节约能源法》为契机，进一步修订完善《上海市节能条例》，将推进循环经济列入立法计划。他还透露，在“十一五”期间，上海市资源节约工作将不断深入，除了完善立法，还将制订《上海先进制造业技术指南》，加大调整力度，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淘汰小冶金、小水泥等能耗高、污染大、效益差的劣势企业；建立推行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等。

另一经济大省浙江省也已经确定，到2010年建成一批循环经济发展的示范工程，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奠定基础。

此前，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召开的《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立法座谈会上，也透露出目前深圳市正在抓紧为促进循环经济立法的消息；重庆市也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

事实上，各地的立法为全国人大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就建议，这些法规制度可从地方试点开始，待总结经验后，再上升为国家法律，最终建立国家循环经济基本法。

政府扮演何种角色

此前不久，深圳市人大透露该市已在相关立法工作上迈出坚实步伐，《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条例》)第一次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意见。但从目前来看，该项立法仍有许多难题亟须破解。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循环经济发展中，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

根据《条例》的总则，发展循环经济应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其他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但这一规定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质疑。

深圳市贸工局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办公室主任岳雷表示，参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循环经济的发展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指导，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

一位参与该项立法的人士透露，这主要是由于理解上的偏差，政府主导与企业和公众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并不矛盾。据他介绍，目前贵阳已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其中也是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从短期来看，发展循环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成本的增加，而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没有政府的推动很难取得实效。”该人士表示。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国家的干预，对于约束、企业和国民履行循环型社会的义务能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因为循环经济问题的发生，无论是因为政策失误，还是因为市场失灵，只有国家积极干预，管理才能实现。同时，目前发达国家规范循环经济大致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污染预防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将其立法纳入污染预防的法律范畴，属于环境法。另一种是经济循环型。如德国的《封闭物质循环与废弃物管理法》、日本起草中的《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将整个经济活动纳入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属于经济法。但是无论那一种立法模式，其对政府的调控职能都非常重视，力求将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供稿：《今日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