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新华人，指的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留学或就业等形式来到日本，并定居下来的中国人。作为日本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同普通日本人一样，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着价值，不少华人还成为了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新华人们在日本社会也有许多特殊的感受。如今，在日华人总数已达50多万，绝大部分是新华人。如何认识这个群体以及同他们融洽的共生，应该是日本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部分：

50万新华人群体的形成

新华人最初来日本是从1972年之后，但赴日人员增多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转变，许多中国人开始谋求海外发展,“出国热”成为当时的社会现象。另外，80年代初，中曾根康弘内阁制定了“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快速增长。90年代后，随着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往的不断加深，人员往来日趋紧密，除留学外，结婚、工作、文化交流……中国人来日本的途径和方式也变得多样起来，新华人人数逐年递增，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来，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现在已经突破50万。

据长期从事在日华人研究的《侨报》总编辑段跃中说，现在的在日新华人，大部分集中在三、四十岁左右，正值年富力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日本留学，然后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其中不乏高素质的人才。在职业上，新华人们也摆脱了传统中国人到海外只从事餐饮、服务等行业，更多地参与到教育、科技、文化、商业等领域。（此处插入图表）

随着新华人不断增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日本社会开始崭露头角：出版书籍、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创办媒体刊物、开设公司……华人专家学者频频出现在日本的媒体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日两国间交流的不断加深，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信息通讯也为他们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提供了帮助。

第二部分：

范国辉：公正是我的信念

范国辉，42岁，1989年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院留学，现为美国WHITE&CASE法律事务所律师。

17年前，范国辉来到东京大学法学院潜心研究中国法律和涉外法律业务。经过近10年的刻苦学习，他终于在1999年成为一名在日本注册的外国法事务律师。

2000年，范国辉被聘为本田公司的代理律师，参加了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与中国广州的汽车企业进行的合作谈判。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四輪北米课课长上野洋一郎先生对当年中日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我们不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思维习惯，有时会误会中方的一些提案。相反，中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每当这时，熟悉两国情况并且精通中文和日语的范先生，就会耐心地讲解，让双方彼此明白对方的意思，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上野先生说：“范先生还提醒我们，不要进行人格上的攻击，争论是为了大家能走到一起。”最终，谈判取得了令双方满意的结果。

上野先生感叹道：“和范先生一起工作真是令人难忘，他待人友善，在他身上你总能感到一股正气的存在。谈判艰难的时候，有他在场，我很安心。今后有机会，我希望还能和范先生合作。”

范国辉不仅得到客户的信赖，而且在事务所里也赢得同事们的尊敬。山口孝太律师曾和范国辉共事6年，在他眼里，范国辉是个精通法律业务、热情健谈、活力十足的律师。他说：“范律师能两三天不睡觉地持续工作，敬业精神让我敬佩。作为前辈，他平时很关心我，帮我解决了不少难题。他是一个理解日本人心情的中国人。”

和范国辉合作过的王子タック株式会社営業本部的片山智之先生，现在已经成为范国辉的好朋友。他对范国辉的正直颇为赞赏：“我记得当年范先生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时，曾为事务所内一名普通员工的利益和上层领导据理力争。这种仗义执言的举动令人佩服。”

如今，范国辉在日本已经先后代理过野村证券、本田、三菱、东芝、日产等日本大公司的法律事务。面对事业上的成功，他认为与自己从小练习武术有关，“中国武术不仅给了我强健的体格、旺盛的精力，更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严浩：尊重别人让我不断发展

严浩，43岁，1980年作为中国公派留学生到日本山梨大学留学，现为EPS株式会社社长。

严浩18岁时作为中国公派留学生来到日本进修。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他发现为制药厂商进行药品疗效临床统计，在日本还是个新兴产业。于是，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开办了从事此项业务的EPS公司。如今，在严浩的带领下，EPS公司在东京证券上市，发展成日本药物疗效统计领域里的领头企业，并将业务拓展到了中国和东南亚。公司的快速发展，严浩认为靠的是对客户的尊重和员工的齐心协力。

在EPS公司人材開発室工作的岛津真知子女士，2000年来到EPS公司应聘时，面试她就是总经理严浩。她感慨地说：“当时，从严先生问我的问题中，我能感到他事先仔细地看过我的应聘书。我认为，这是对我的尊重。能和一个尊重员工的领导一起工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虽然当时公司的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我愿意留下来。”

在公司里，员工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愿意向严浩倾吐心声。在和严浩的交谈中，他会耐心地倾听，然后给对方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见。在大家眼里，严浩是个“透明的人”，他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有时甚至像个孩子一样纯真。虽然他的感情丰富外露，但他从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有时候，某个员工做了错事，严浩出于生气和着急，会严厉地批评他，然后积极帮对方想办法弥补过失。等到问题解决了，严浩对待犯错的员工又会像雨过天晴一样和蔼可亲，不给对方心里留下阴影，他更看重的是别人的优点。

在工作中，严浩不是站在一边发号施令，而是主动与大家融入工作，并且谦虚地听取别人的意见。EPS公司副总经理（社長室シニアマネージャー）今村久雄先生说：“作为总经理，严浩对公司的发展有着远大的目标和明确的计划。他的灵感特别多，和他一起工作，你总能感受到一种开拓、求索的活力。”

今村先生曾经和严浩一起到过中国江苏省的张家港市，他回忆道：“张家港是严浩的故乡，在那里，我们和当地人有喝不完的酒和说不完的话。我还见到了严浩严厉的父亲和慈祥的母亲。那时，我终于找到了严浩为人处世方法的根源。”

为了让公司保持长盛不衰的活力，严浩计划在50岁时将公司交给更能干的人来经营。对于这个想法，EPS公司的员工们笑着说，这只是总经理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是不会同意他离开的。

蒋峥：挫折让我成长

蒋峥，31岁，1989年到日本东京，现为日本电视台（日本テレビ放送網株式会社）社会部记者。

“1999年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原宿参加同事的婚礼。当仪式进行到热闹的时候，突然上司打来电话——森喜朗首相临时外出，正在银座与他人共进晚餐。为了及时报道可能发生的新闻，我火速赶到首相所在的餐厅门外，静静等候。”在日本电视台的咖啡厅里，外表文静的蒋峥，面带微笑地回忆起她当年做森喜朗首相随行记者时的往事，“当时，天空下起了大雪。由于我来得匆忙，只在单薄的旗袍外面罩了件大衣，所以感到非常冷。那天晚上，我在雪地里站了3个小时。结果，首相出来后，乘车而去，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而我第二天却一病不起，工作以来第一次向上司请了病假。”

1989年，14岁的蒋峥跟随作为访问学者的父母从上海来到东京。17年的在日生活让她觉得，日本和中国是她眷恋的两个故乡。2000年10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日本时，森喜朗首相对朱总理说：“您知道吗？在我的随行记者中，有一位中国出身的记者。”随即，蒋峥被请到朱总理的身边。当朱总理和她握手的刹那，见过许多政界名人的蒋峥激动得脑海里一片空白。

现在回想起这些，蒋峥在感慨之余，表示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是短波日本电台的节目制作人武藤直路先生。一次，在池袋举行的外国留学生讲演活动中，蒋峥的发言得到了武藤先生的关注。他邀请蒋峥每周到电台去录制《你好，亚洲，我们是朋友》节目，在里面谈谈自己在日本的新体验。在蒋峥眼里，武藤先生的言谈举止就像技艺精深的艺术家，在他潜移默化地感染下，蒋峥对媒体工作越来越感兴趣。就这样，武藤先生成为蒋峥走进媒体的“引路人”。

一转眼4年过去，蒋峥大学毕业了，她考入日本电视台，成为那里的第一位中国员工。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她被任命为森喜朗首相的随行记者。这时，她遇到了第二位“恩师”——她的上司吴文彦先生。吴先生经常传授给蒋峥许多实用的工作方法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提醒蒋峥要随时掌握首相的动向。有一次，蒋峥因为其他公务，没有跟上首相的行程，结果被吴先生痛斥一番。她说，那顿责骂就像暴风雨，让她感到刻骨铭心、无地自容。为此，她在那年圣诞节给吴先生写了一封深刻的“谢罪书”。从此以后，蒋峥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如今，多次得到上级嘉奖的蒋峥认为，正是吴先生不断给她的“刺痛”，才让她很快地成熟起来，这些“刺痛”是她值得珍惜的人生财富。

在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里，蒋峥按着一摞准备剪辑的录像带说：“能在日本电视台当记者，我很满足。我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最快、最准确和富有新意的新闻报道。”

姜维：我希望用真诚让中日两国人民走得更近

姜维，56岁，1989年来到日本东京，现任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

姜维和他的妻子——高原洁子女士，以及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在东京幸福地生活着。“姜维是个好父亲，他非常疼爱孩子们。”高原女士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但是，喜爱孩子的姜维却不能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2005年7月，日本村田制作所决定在中国深圳投资4900万美元建厂发展。深圳日本商工会副会长坂下重信先生提议让熟悉中日两国情况的姜维全面参与同深圳方面的洽谈过程。姜维非常重视这个投资项目，他先后3次从东京飞往深圳调查、商议。当他第二次出发前，孩子们问他：“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姜维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多久，他只能笑着回答：“你们想我的时候，我就会回来。”这一次，他在深圳一住就是20多天。令人高兴的是，姜维依靠他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真诚的合作态度，促成了这桩中日双方共同获利的美满合作。

姜维出生在中国的大连，东北人热情、豪爽和诚恳的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无论是日本的知名企业在中国投资发展，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想在日本找到一份工作，只要他们希望得到姜维的帮助，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事务繁忙的时候，姜维曾一周在中日两国间往来4次，7天中乘飞机前往6座城市。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托他帮忙的电话也经常响起。有意思的是，姜维在东京已经生活了17年，仍然不会说日语。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姜维的发言总是能感染周围的人，也许是因为他说话时诚恳的态度和真挚的眼神，让大家容易理解和相信他吧。当然，他所做的事都是让大家共同获利的。”曾经为姜维做过翻译的高原女士这样解释。

当谈到这些事情时，姜维回忆道：“1989年，我作为中国私营企业的代表访问日本，结识了当时的日本参议院议员田代由纪男先生。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感动了我，我们成为了忘年交。后来，随着田代先生的介绍和我对日本的观察，发现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而且两国人民都很朴实善良，只是互相缺乏了解，所以我决定留在日本做一些能够让中日两国人民走得更近的事情。”

“作为女人，我当然希望丈夫不要经常出远门，和家人一起看着彩霞过日子。”高原女士说道，“但是，每当我看到他为了理想而奔波操劳时，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去干扰他，只有默默地理解他，支持他。”

第三部分：

满怀理想的新华人

为什么要来日本？这是新华人们都会被问到的问题。

吴越华1992年来日本，歌唱专业出身的她此前在中国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部做了5年的老师。她说：“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很稳定，但我希望生活能更丰富些，于是便有了出国的想法。”由于姐姐早她一年来到日本，几经选择后，吴越华也随之赴日。作为一名华人歌手，在日本的十几年中，开演唱会，教普通日本人唱歌，吴越华的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最近，她编辑的《覚えておきたい，中国語の歌》一书仅出版一个多月就发行了1万多本，这让她非常兴奋。

就像吴越华一样，许多新华人都是抱着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的心态走出国门的。他们满怀理想来到日本，依靠着勤奋和努力，在日本社会奋斗，不少新华人逐渐找到了自身价值的定位。

新华人家庭的欢乐与烦恼

对于大多数新华人来说，从来日本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要学习如何融入日本社会，以及怎样更好地同日本人交往。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化心理以及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华人家庭们也总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和苦恼。

肖石琴是日本富士通公司シリコンテクノロジ研究所的一名职员，主要负责半导体技术研发。1990年，材料学出身的他放弃了国内的工作到日本学习，此后留在日本发展。

在日本公司工作，肖石琴感受最深的就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说：“举个例子，中国公司注重个人的创造力，员工有想法会很快提出来。但是，日本公司却更注重集体合作，意见大多以团队的形式提交。”初进公司，肖石琴在这个问题上便遇到了麻烦，为什么提出意见，领导却不高兴？经过私下了解，他明白了缘由。在后来的工作中，肖石琴也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逐渐适应公司的环境。他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在看待问题上有很多不同，虽然相处时间长了感觉会不明显，但作为华人，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还是中国的。所以说，不论在日本多长时间，我也需要不断适应环境。”

和肖石琴每天从实验室到家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比起来，妻子谢利辉则忙多了。两年前，全家搬进了位于东京都あきる野市的新房后，她也到市里的一家福利院就职。性格热情，工作勤快的她很受同事们欢迎。一次，院里聚会，主题是由她教全院人包饺子。80多人围在一起学习包饺子，真是热闹，谢利辉也忙得不亦乐乎。前不久，あきる野市要开办汉语学习班，当市里发现谢利辉来日本前曾作过小学语文教师时，便主动邀请她去讲课。通过这些活动，谢利辉也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虽然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但全家的生活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习惯。每年春节，他们总会邀请日本朋友和邻居到家里来，这也是他们全家最高兴的时候了。

在日本的生活很殷实，但肖石琴还是有发愁的地方，其中最头疼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家里的两个孩子，儿子高中一年级，女儿刚上小学。由于当地没有华文学校，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正规的汉语教育。肖石琴说：“作为华人家庭，我们都很希望孩子能掌握汉语和中国的知识。但现在，只能由我们自己教他们，工作一忙就顾不上了。另外，中国和日本的学校教育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和中国的同龄孩子们相比，他们的汉语基础知识和运用能力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为了让孩子学好汉语，肖石琴要家人在家时一定要说中文。有时候到了假期，他还会带着孩子回中国，让他们去亲身体验一下祖国的环境。

和肖石琴一样，子女教育问题大概是新华人们现在面临的最大苦恼，是让子女们保留中国的传统，还是任由个人发展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另外，全日本的华人学校比较少，可容纳学生有限，新华人想让孩子去接受华文教育也很困难。

新华人与日本社会的共生

现在，在日华人有50多万，并且还在继续增加，新华人越来越成为在日外国人中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和日本社会之间如何更好的融合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坂中英德是原东京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现在是外国人政策研究所所长。他在法务省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可谓新华人赴日的见证者。他曾对中国人来日本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近几年却改变了看法。他说：“那是2004年，我在整理出版『外国人に夢を与えれる社会を作る』一书时，才对在日的华人有了真正了解。长期以来，日本社会更多关注新华人的犯罪问题，普通的日本人包括我在内，对在日华人的真实情况并不清楚。其实，新华人们大多都非常勤奋，素质也很高，许多优秀的人才已经活跃在经济、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

坂中认为，日本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如何更好地吸引外国优秀人才来日本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为此，日本社会应该更加开放，为在日的外国人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社会地位，打造一个日本人同外国人融合共生的社会。现在，在日新华人越来越多，日本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如何看待在日华人上。如何让新华人们更好地同日本社会结合并为中日两国发展做出贡献，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四部分：

曾德深：老华侨眼中的新华人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1940年出生于横滨中华街，第二代华侨，祖籍广东。1999年到2005年间担任横滨华侨总会会长，2005年7月起担任现职。

由于长期参与华侨总会的关系，我和新华人的接触很多。比如，通过社团交流活动，和新华人团体讨论各种问题，让我对他们有了很多了解。

与老华侨华人相比，新华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拥有较高学历。他们来到日本之后，所从事的职业也更多地扩展到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行业。另外，他们初来日本没有社会根基，要在日本社会立足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因此，他们一般都有很强烈的自我奋斗意识（ハングリー）。在工作方面，新华人通过努力，已经更好地融入了日本人的群体当中。现在，日本社会的许多领域里都有了新华人活跃的身影，并且能不断地听到他们的声音。

新华人们的奋斗意识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横滨的山手中华学校里，60%的学生是新华人的子弟。他们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也比较优秀，而且新华人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资非常大，尽心尽力要送子女上条件好的学校。

和老华侨华人相比，由于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新华人在注重个人奋斗的同时，存在着对公益事业关心不够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比如在推动日本华文教育上，大家正在共同努力。我认为，学校教育是传承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也是使在日华侨华人后代形成民族认同感的重要接点。希望新华人群体今后可以考虑在公益事业上加强投入，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

文字：东京支局  

供稿：《人民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