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退休教师李小溪在中国的湿地保护者中很出名，她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为了一片湿地，曾经“搅黄”了一个20多亿元的大项目。

2001年10月16日，李小溪在《北京晚报》上看到顺义区杨镇的一片湿地周围要建高尔夫球场和娱乐城的消息。她急匆匆地找到杨镇工业开发主管。主管给她看的“京东大芦荡休闲旅游度假村规划图”中显示：湿地北边将建占地3000亩的大型娱乐城，南修高尔夫球练习场，西造人工绿地广场，东盖住宅区。李小溪当下表示反对：“东西南北的人工设施将切断湿地的水源补给。湿地不湿，就是死亡。高尔夫球场耗水大、毒化土壤、污染地下水……”主管争辩：“球场与湿地共存。”李小溪反驳：“要么生要么死，没有共存。”

“急红了眼”的李小溪为保住这块儿湿地四处奔走、呼吁……她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要湿地还是要高尔夫球场》、《何不建一座湿地公园》。在李小溪等人的努力下，北京林业局、环保局和规划委员会等部门对此事进行了干预，这片湿地被列入“北京市湿地保护名录”，拨款2000万元用于保护。原来的工程项目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湿地公园。

李小溪只是众多湿地保护者中的一位，湿地——这“地球之肾”，被越来越多的环保主义者关注并为之而战。

“没有湿地就没有水”前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如此表达保护湿地的重要性，“只有把我国的湿地保护好了，我国有限的淡水资源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小康社会才能变成现实。”

湿地——大地之肾

在讨论保护湿地之前，有多少人准确无误地了解什么是湿地？苇塘是吗？沼泽、河流、湖泊是吗？水库、沟渠、稻田能算湿地吗？

对于湿地最权威的定义，无疑来自于“湿地国际”这一国际性保护湿地的非盈利组织：“湿地，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不论是永久的，还是短时的；是停滞的，还是流动的；是淡水、半咸水、还是咸水，凡是沼泽地、湿原、泥炭地，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６米的水域，都属此列。”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其表面常年或经常覆盖着水或充满了水，是介于陆地和水体之间的过度带。也是地球上仅次于海洋和森林的第三大生态系统。

或许在对湿地稍微有所了解的人心目中，湿地中处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这没错，湿地是富饶的物种基因库，是鸟类、鱼类、两栖动物的繁殖、栖息、迁徒、越冬的场所，其中有许多是珍稀、濒危物种。但这不是湿地的全部功用，水生环境与陆生环境的双重特性，让湿地为人类提供水源，控制洪水，过滤毒物，提供资源；开展航运与发展湿地旅游业，更是拥有大片湿地资源的一些地方的致富秘笈。因此，人们将湿地称为“地球之肾”，从20世纪中叶开始，日益重视对于湿地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湿地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共拥有湿地面积6590多万公顷，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从寒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山，都有湿地的分布。但我国的湿地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虽成就非凡，但依然面临着几大困难。

湿地的艰难保卫战

“许多领导者并不了解湿地保护的意义，认为防治干旱、洪水、沙尘暴这些自然灾害才是最要紧的事，一提保护湿地，总觉得可以缓行。”北京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侯宝昆说，“其实，解决这些问题都要从湿地入手，专家调查说北京的沙尘80％来自本地，湿润的地表是不会扬沙的。北京的沙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严重起来，那正是湿地面积大幅缩小的时候。”

湿地萎缩，首都北京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地区。从1950年起几十年间，中国的自然湖泊从2800个减少到 2500个。“八百里”洞庭湖已由1949年4350平方公里缩小至今日2000平方公里左右。由于湖面萎缩，调蓄水能力差，洪涝灾害日益严重，涝灾平均每年达5万公顷，平均每四年发生一次水灾，天然捕捞量从50年代的310万公斤下降了三分之二，鱼类的种数也从114种下降到80种。在我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湖区，人口比1949年增加了4倍，脊推动物减少了34种。工业废水和污水排放，使许多河湖湿地及沿海水域水质恶化，国家大力治理淮河多年无果便是最好的例证。保护湿地资源和环境，实现湿地的可持续发展，已迫在眉睫。

保护湿地，主要是个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直到今天，我还在角色和思维方式的转化中。”曾当过17年林业局官员的“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主任陈克林说道，“我当时刚进湿地国际时想的是‘你们出钱，我就保护湿地’。后来明白了，中国人得自己解决自己的事，而在世界各地保护湿地，都是政府做主要出资者。”但我国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很难在湿地保护上投入过多的资金，新中国成立以来，平均每公顷湿地投入不足5元。再加上对湿地的认识还停留在浅层次水平上，其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和科研价值还远未被人们，特别是握有财权的各级领导所认识。多数地方级湿地保护区没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制约着保护管理工作的开展。

漫卷全国的市场化大潮也给保护湿地带来巨大的压力。“在中央采取坚决措施保护耕地、规范建设用地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把经济建设用地转向了湿地，盲目开发利用、乱占滥用湿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湿地面积不断减少，功能不断下降。”周生贤说道。

法制上的滞后和管理体制的混乱，也制约着保护湿地。“截至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开展工作的困难可想而知。此外，‘多龙治湿’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湿地保护的难度。”虽有难度，但保护湿地刻不容缓。中国国家林业局是全球首个获得“湿地国际”颁发的“全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杰出成就奖”，奖励其在“超乎寻常”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湿地保护成果。

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的副主任印红这样向记者介绍：“由国家林业局牵头，17个部委共同制定并公布实施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为湿地保护工作提供了国家行动指南。在行动计划框架下，我国启动了湿地保护立法进程，并逐步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部门参与、多层次运作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根据这一计划，我国将到2010年遏制由人类活动导致天然湿地萎缩的趋势。到2020年，将逐步恢复退化或丧失的湿地，有效保护我国的天然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到2030年，完成湿地生态治理恢复140万公顷，建成53个国家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示范区，全国湿地保护区达到713个，国际重要湿地达到80个，使90％以上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使我国的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进入良性循环，充分发挥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效益，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纵观我国湿地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中国湿地保护的春天已经到来。”周生贤充满信心的如此表达。

撰文 /本刊记者 王麒

供稿/《人民画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