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数千万海外侨胞，居住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对中国怀有特殊感情，拥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高层次人才。”

“我们国内还有3000多万归侨侨眷，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与海外侨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摘自2005年2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之一

一份走了220个国家的建议案

本刊记者 张 娟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简化海外华侨华人签证手续”的建议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办公厅重点处理的十大代表建议之一，这份建议被外交部通报我国驻外的220多个使领馆。2006年“两会”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这个建议案的提出人之一林明美。已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林明美现任北京市临床药学研究所和中药综合研究所的名誉所长。

半世纪的归侨生活

“这是亲戚刚从台湾带来的，这种茶叶长在阿里山的半山腰，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我特别喜欢喝家乡的茶，你也尝尝看”。林明美边沏茶边告诉记者，她的老家在台湾嘉义，父亲从台湾去日本留学后在当地定居，她和兄弟姐妹六人都出生在日本，但父亲把几个孩子的户口都注册在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对祖国向往和热爱，毕业于日本大阪药科大学的林明美和从大陆到日本留学的先生做出了回国的选择。

回国后，林明美先后遇到了各种困难。“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是我回国后遇到的最大障碍，当时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讲。”林明美告诉记者，她是在单位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下渡过这一难关的，在她的记忆中，这是一段物质条件艰苦量充满温暖的日子。而“文革”的冲击留给她的是则是痛苦的回忆，“那时与所有的亲人失去了联系，10多年不敢给家里写一封信。”好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林明美一个人生活在北京。远在日本的亲人希望她回去团聚，兄弟姐妹中就她一人没“到位”。“他们总说，中国有13亿人，可有你一个亲人吗？我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单位和同事对我有多关心，我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充实。”

林明美告诉记者，在父母眼里，她是“不孝之女”。为了慰籍故去的父母，她几年前专门到日本为父母扫墓，在那里呆了三个月。当年的同学总会特地为她组织了一次演讲会，题目是“半世纪的中国生活”。林明美说，由于日本一些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同学大都认为她在中国过了几十年“苦难的生活”。林明美把自己工作、生活的照片制成一张光盘，“我用事实说话，让她们了解一个归侨在中国的真实生活。”林明美当时已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华侨委员会委员。“同学问我人大代表在日本相当于什么，我告诉她们相当于日本的国会议员，她们直呼不可思议。因为当年上学时在同学中我并不是最优秀的。但在日本，妇女得到这样的机会太不容易了。”

不过林明美也有她的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我走了世界几十个国家，去了许多地方，但自己的故乡台湾，我长这么大却只回去过一次，是以学术交流者的身份去的，而且遭到台湾方面重重设卡。我不理解，我的户口还在家乡，我的亲人也生活在那里，为什么回自己的家乡还这么困难呢？”

凝聚侨心是个大工程

作为台籍日本归侨，50多年来，林明美见证了老一代归国华侨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历史。由于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林明美对华人华侨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一直非常关注改善老归侨的生活质量问题、解决侨房遗留问题以及华人及华侨农场贫困归侨的再就业问题等。

在林明美看来，关心老一代华侨问题，是一个凝聚侨心的大问题，只有做好了老归侨的工作，才能调动海外华人华侨投身祖国建设的积极性。“可以讲，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华人华侨的爱国心是分不开的。你要知道，在很多地方，我们通常讲的'外资'并不都是外国人的钱。”在担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和常务理事期间，林明美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关注华人华侨自然成为她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两会”期间，她都会提交有关华人华侨的建议案，比如《关于提高归国华侨临时补贴的建议》、《关于放宽中国“绿卡”发放标准和范围的建议》等。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林明美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简化海外华侨华人签证手续"的建议。她在建议中提到，“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各种形式回国创业、为国服务。但是，不少回国创业人员感到回国签证还是不够宽松。”这个建议案，林明美是经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后做出的。

“最先关注这个问题，源自一个印尼籍老华侨的电话。”林明美告诉记者，老华侨陪孙子到国内来上学，想在北京住下来，但按照现在的政策，三个月必须出境重新签证，老人感到太折腾，就打电话让林明美帮忙想办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案，就委托全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的相关部门进行调研，最后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

林明美在建议中指出：“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各种形式回国创业，为国服务。但是不少回国创业人员感到回国签证政策还是不够宽松。”她列举出了几个突出的问题，如办签证难；转签证难；办理长期、多次往返签证门槛高，手续繁琐；不利于海外华侨华人采取"两头跑"方式为国服务等，林明美认为，“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式，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方针，全面考虑我国外交、侨务和国家安全的需要，适当降低签证门槛，简化手续，放宽政策限制。”她提出建议：“一是要梳理现行对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对在国外正规大学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华侨华人，可以办理长期多次签证；简化人才的认证、审批手续，采取入境宽松，选聘严格，分层次科学管理各类人才的措施。二是研究更合理、方便的转签证手续。三是考虑给予华侨10年以上的长期多次入出境签证或免签证政策。”

代表议案“出国旅行”

林明美等代表的建议案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重点处理的十大代表建议之一。“外交部领导十分重视我们的建议，”林明美告诉记者，2005年两会后，她参加了两个部级干部与人大代表就代表建议进行的座谈会。“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越来越受重视了”，这是林明美最直接的感受。

林明美等代表的建议案是怎样办理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资料中，记者看到这个这个议案办复过程的记载：

2005年5月初，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批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简化海外华侨华人入境签证手续"的建议由领事司主办。领事司成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承办小组，多次开会研究制定落实计划。

5月中旬，外交部拟出了重点建议办理方案，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并抄送华侨委及国务院办公厅，同时将代表提出的建议通报我国驻外的220多个使领馆，要求各使领馆认真对照检查，及时整改。

6月，外交部专门派出了巡视工作组，赴法国、德国、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大使馆，针对代表提出的问题实地检查工作，对存在问题的馆提出限期整改要求，特别是根据我国驻法使馆领事部办公条件差、办证大厅面积小，无法满足签证申请人等候需要的实际，要求使馆在年底前改善领事部办公条件，减少排队现象。工作组回国后形成报告上报部领导，同时反馈给使领馆。

7月，华侨委派工作人员参加了由外交部领事司邀请在京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与提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座谈，倾听代表意见。

8月，派人分赴浙江青田和辽宁沈阳与当地人大代表进行座谈，直接听取代表的建议，并征求代表对建议答复意见稿的意见。浙江和辽宁省市人大、统战部、侨办、外办、台办、侨联等部门相关人员也参加了座谈。

8月16日，外交部向代表作出了建议答复。就代表提出的关于办理签证难问题，外交部已要求有关使馆尽快租用或购买新的办公用房，通过聘用当地雇员等方式增加接待人员，以减少签证申请人长时间排队的现象；并要求驻外使领馆通过互联网及在签证大厅张贴"签证须知"等方式，加大对现行签证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确保签证工作顺利进行。办理多次签证难主要是由于一些使领馆领事工作人员少、借调人员不熟悉业务等原因造成的。对此，外交部要求各馆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关于为在外留学人才和外籍华人专业人士等来华颁发长期多次签证的规定》，为经常来华从事学术、科技交流和投资经商的外籍华人颁发三至五年的长期多次签证，增加对外籍华人颁发多次签证的比例；并要求各馆年底前将为外籍华人颁发多次签证的情况报回，领事司也将对各馆进行不定期抽查。关于转签证难问题，公安部正在考虑逐步降低中国“绿卡”门槛，增加颁发“绿卡”数量，以解决转签证难问题。外交部还向代表解释，华侨作为中国国民，回国无需办理签证。

9月21日，外交部领事司派人向华侨委作了办理“关于进一步简化海外华侨华人入境签证手续”建议结果情况的汇报，还认真总结经验，以便今后更好地完成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

“对办理结果我很满意，”林明美说，“去年'两会'闭幕后，我刚到家，就接到那个印尼老华侨的电话，他说没想到国家对华人华侨的权益这么重视。还有不少日本华侨也打电话给我，认为我们的建议很好。”2005年8月，美籍华人医学专家廖德和担任国内一家医学协会顾问，其签证时间延为一年，“他告诉我，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过去每次回来，我只能呆三个月，很麻烦的”。林明美说，她在委托全国侨联、北京市侨联在收集有关的反馈结果，看看落实情况，另外想了解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

之二

让法律援助之光普照每一位弱者

特约撰稿人 陈丽平

2005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姜健等44位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法律援助法等议案，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更加重视弱势群体平等享受国家法律成果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律援助作为十项重点办理的建议之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司法部联合一些相关的国家机关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并且规范了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的管理，法律援助制度有了很大完善。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渐成体系，给贫弱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有效地维护了他们在人身、财产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2005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法律援助，比2004年增长48%。

呼唤法律援助立法

“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人才支持。尽管近几年法律援助的案件办案质量有所提高、数量增长较快，但离实际需要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仍有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众需要救助，尤其是西部地区。如何提高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受益，需要通过立法建立有效的机制。因此，应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保障这一工作的有效开展。”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曲阜医院院长姜健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姜健从七届全国人大开始就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一职。她一直十分关注法律援助工作。2005年3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姜健领衔提出《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议案。同样关注法律援助工作的还有浙江省义乌市青口工业区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代表，周晓光代表在此次会议上也提出了《关于修改法律援助条例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一样关注法律援助问题的还有常金月、韩德云、于建友等代表。

姜健讲到提出这一议案的原因时说：“自1994年司法部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以来，特别是2003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以后，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机构建设、建章立制、业务开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在实践中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体系、体制、编制不统一；各有关方面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有待进一步明确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尽快制定法律援助法。”

周晓光代表也认为，法律援助确实给需要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且经济比较困难的公民带来了福音。但条例应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明确法律援助对象的经济困难标准；在实施法律援助时政府的责任应加以细化；对其他单位不配合法律援助工作该承担何种责任应作规定。同时，有的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在制定法律援助法时，应突出注意以下问题：明确法律援助实施主体的资格和法定形式；扩大法律援助的受援范围；强调政府的财政保障作用；明确要求各法律援助机构要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保证政府投入的经费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解决好法律援助机构和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在工作中的衔接问题。

人大代表参加调研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关于落实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建议确定为今年需要重点办理的十项建议之一。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是这一议案的督办单位。

司法部是上述建议的具体承办单位。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转来的建议后，司法部领导高度重视，主管领导主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处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几点要求》及盛华仁副委员长提出的“四个百分之百”的要求，制定了具体的办理工作方案。

2005 年5月24日至31日，姜健、周晓光受司法部的邀请，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法律援助工作调研组。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常金月等4位提出有关落实改进法律援助工作建议的代表。他们分成两个组，分赴法律援助工作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浙江、福建、四川、重庆四省、市，围绕法律援助的经费落实情况，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事项范围和办案补贴标准制定执行情况，法律援助机构及队伍建设状况，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等进行了调研。

周晓光说，从调研情况看，四省、市法律援助机构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各地法律援助中心为主要组织者，以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为纽带，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律师、法律工作者为主体，以各类法律援助工作站、志愿者为补充的法律援助组织实施网络。

姜健等代表在调研中也发现，在一些基层地方，特别是经济欠发达的县区，法律援助经费虽然已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但数量很少。有的地方财政拨款只有几千元，经费缺口很大。部分地方没有对法律援助经费列支，而是与司法行政系统其它经费捆绑在一起，导致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很不稳定。有些地方，由于没有统一的办案补贴标准，至今还没有给法律援助办案人员支付办案补贴，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针对上述问题，姜健、周晓光等代表提出了改进意见：要进一步落实政府责任；统一解决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人员编制问题；探索合理利用和调配法律援助资源的机制；加快制定出台法律援助法。

将人民意愿落到实处

调研结束后，司法部认真研究分析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法律援助资金的投入，争取到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5000万元。司法部会同财政部制定了《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办案专款管理暂行办法》，于2005年9月份下发。这一办法明确规定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分配办法、监督管理等问题。司法部于11月下发通知，督促地方根据《暂行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中央补助地方的法律援助办案专款。同时，在司法部的推动下，截止目前，全国有15个地方制定了补贴标准、22个地方制定了经济困难标准和事项补充范围。

司法部还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两个文件已于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实现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对接，减少了审查环节，方便了受援人。《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了公检法机关对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权利的告知义务，规定了公检法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在法律援助实施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机制。

在调研活动结束后，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司法部起草了调研报告，呈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同时，结合调研情况，司法部已经全部完成了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11件议案和建议的答复工作。

周晓光收到司法部的答复后，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实地调研活动，我对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对十年来法律援助事业在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姜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十项重点办理的建议之一；司法部组织代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这是对代表议案的高度重视，是对人民群众困难、疾苦的关心。”姜健对司法部组织调研的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她看来，此次调研与往年单纯书面回复代表建议相比，更能够把代表的建议和意见落到实处。而全国人大代表深入到基层，亲耳听到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亲眼看到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情况和困难。这些真实的情况将来会反映在有关议案中，并进而反映在修改法律援助条例及起草制定法律援助法中，使之更为切实可行，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办理代表建议的方式，进一步拉进了人民代表和群众的关系，使人大代表真正起到了纽带和桥梁作用，是单纯书面回复无法比拟的。

“ 法律援助工作高尚而光荣，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是人大代表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我将继续关注和支持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并根据调研中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企盼及呼声，继续关注法律援助法的制定工作。”姜健告诉记者。(作者为《法制日报》记者)

之三

驱除清谈切脉国是民生

——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张化本

本刊记者 张娟

“提案有头有尾，有答复有落实，这让参政党人士感受到自己参与国是的价值”

——张化本　　

张化本很忙，我们的采访也一约再约，直到春节的前一天。“不好意思，我的办公桌太乱了。”偌大一张办公桌上摊满了各种意见、建议、提案。张化本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准备2006年全国政协大会的提案。张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常委、参政议政部部长。

“政协提案是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重要形式之一，九三学社中央对政协提案工作十分重视。”张化本介绍说，在2005年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九三学社以社中央名义提出的提案17件，以九三届别名义提出提案7件。这些提案受到提案委员会和承办单位的重视。

据了解，每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都要举办两场重点提案的现场交办会，去年这两场重要提案交办会，涉及的都是党派提案。其中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指导理念和规划基础》被提案委员会列为重点提案，与其它党派和委员提出的同一题材提案一起举办现场交办会，重点办理。2005年政协还就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海水和入海水利用的两件提案召开座谈会，邀请相关部门协商办理。“另外我社提出的五项提案被选入全国政协《重要提案摘编》。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共上报《重要提案摘编》40期，我社占了5期。”张部长如数家珍。

提案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作为九三学社参政议政部部长，同时又是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从提案产生、组织协调到提案办复等整个流程张化本都能接触到，“整个过程我都熟悉。提案的答复，我年年都看，”他的感觉里，近年来提案质量和办复质量越来越高，“特别是2005年的办复情况，确实比往年要好。改变了过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的做法，而是针对提案本身进行答复并予以评价，对提案中的建议能做到的明确表示采纳或考虑，一时难以做到的也做出说明。体现了承办单位对政协提案的重视。就我个人而言，满意度至少达到80%以上。提案有头有尾，有答复有落实，这让参政党人士感受到自己参与国是的价值。”

张化本介绍，九三学社的提案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特别是科技、教育、医药等方面的内容。这是由本党的特点决定的，九三学社主要成员为大中城市科技界和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领域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张化本告诉记者，他们提交提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以社中央的名义，有以九三届别名义，也有以委员联名或委员个人的名义提出。“以社中央或九三界别提交的提案多是自下而上的，经过多重遴选、论证、加工、再调研等过程，集中了社里许多人的智慧，因此从针对性、调研范围、信息量等方面保证了提案的质量。而政协对党派特别是党派组织的提案又非常重视。”

“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提案的。”张化本深有感触，“不过，提案的诞生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有故事性。”张部长告诉记者，有许多媒体都想从他这里挖出“提案背后的故事”，他往往让人家很失望。没有故事性并不代表不精彩，“每份提案都倾注了社员们大量的心血和努力，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过程。”张化本把这个过程形容为“做功课”。他介绍说，对一个问题的关注到提案出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2005年他们提出的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重点提案的《以人为本，切实加强食品安全》为例，这份提案源于九三学社社员《关于食品安全的9点建议》，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在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张化本说，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基本解决温饱食品量的安全后，食品质的安全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一份建议书到最后形成提案，经过了研讨会（有农业部、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等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食品生产一线人员等参加）、提案初稿、征求意见、完善这样的过程。2006年，他们还准备提交有关建立食品行业标准保证食品安全的提案。

高质量提案是这样诞生的

参政党通过全国政协参议国是，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的民主党派与执政的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写照。提交提案是其参政议政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民主党派中受到的重视也最大。

怎样才能避免清谈，打造精品提案？张化本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九三学社的提案组织上，他更多谈的关于社里的经验。“首先要抓好选题。好的选题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张化本看来有两类选题最有价值，一类是热点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另一类是“冷点问题”，就是尚未引起人们关注或重视的问题。如九三学社提出的《关于切实加强我国林草区鼠兔害防治的建议案》受到国家林业局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该提案“对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局将予以认真采纳。”

而调查研究是产生高质量提案的一个重要法宝。张化本告诉记者，现在参政议政不是随便想想就能提出一个见解的。因为政府部门对每个领域相当熟悉，而作为参政党如果要提出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提案，不是坐在屋子里能想出来的，需要广泛深入的调研。张化本根据个人的实践，把调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预调研。想就某个领域提出问题，首先要了解这个领域中什么问题最突出？政府部门做到怎样的程度？别人曾经提到什么程度？这也叫选题调研，就是说提一个选题前，必须先知情。第二个层次是正调研，通过去现场、开研讨会等形式，这种调研就不仅限于社内；第三个层次为再调研。这往往表现为地方组织、省级组织或专门委员会调研过的东西，在以九三中央名义提出以前，还要进行再调研，主要是通过有关部门及专家进行论证，论证其是否确切及其价值。

张化本告诉记者，加强基础研究也是高质量提案产生必做的功课。只有对某个领域的长期积累、研究、锲而不舍地去探索，才能从各类信息中敏锐地发现它的价值，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谓见多识广、厚积薄发。

之四

“百姓关心什么我心里都有数”

特约撰稿人 肖雄（发自长沙）

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119位全国人大代表针对医药价格高、群众看病贵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建议的领衔者，是一位来女性代表——湖南省永州市政协副主席、永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戴菊芳。

2005年10月10日，全国范围大幅度降低药品零售价格，共涉及22个品种6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40％，减轻群众负担近4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历次药品降价措施中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另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积极采纳代表的建议，为了从制度上抑制企业变相涨价行为，制定并出台了《药品差比价规则》；为了配合医保目录对药品报销范围的调整，修订公布了《定价药品目录》，将政府定价品种数量由原来的约1500种扩大到2400种。

我的工作就是“闻风而动”

2006年1月，记者在湖南省“两会”召开期间见到了戴菊芳。她正在向湖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伯华讲述永州市需要建设一所中心医院的问题。身兼数职的她，显得格外的朴素、朴实。

“我没有在医院工作过。实际上，因为是煤矿子弟，我最开始就是在煤矿工作，有20多年。后来，我到当地的师专接受了一年，然后当了几年的小学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后，再考上了湖南医学院。因为学的是卫生专业，所以毕业以后就搞防疫工作。一不小心，我在防疫站又工作了20年。2000年，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卫生局当副局长。2001年正好遇上市政协换届，我就兼职当上了政协副主席。”几句话，戴菊芳就把自己的大半生给介绍完了。

“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几个字肯定要伴随我一辈子，一辈子也用不完！” 戴菊芳是九届、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都是兼职，所以要想扎扎实实地做点什么事的话，得靠平常的观察和积累。如果不是以前的积累，我2005年是提不出这个建议的。” 戴菊芳平常的工作可以用一个“忙”字来概括，工作性质也决定了她必须“闻风而动”。实际上她现在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卫生局，主管业务方面的工作。既是副局长，又是主任医师，所以不管哪个县出现疫情，就会立即报到她这里。“可以这么讲，哪里发生事我就得到哪里去，不论多晚多忙我都得马上赶过去。”因为这个工作，所以平常就得比别人多绷一根弦。戴菊芳介绍说，卫生工作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接触面广，只要稍微多一点敏感与细心，就能发现很多别人不易察觉的问题。到工人，她常与工人聊天；到农村，她也喜欢与农民扯谈。“特别是下基层的时候，我会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敏感。所以，老百姓比较关注什么关心什么，我心里基本有数。”

一份足足30页的代表建议

“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看病难、药价贵的问题让我非常揪心。因为我本身也是医师嘛，所以每次只要谈到看病拿药，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抱怨。后来我在想，既然老百姓有这个反映，而且这么多人有反映，这里面就一定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我一个基层卫生局副局长就能解决的。”戴菊芳说。“你想想，这些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是多么痛苦！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认为自己既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并开始设想提一个农村医疗卫生方面的建议给国家有关部门。”

药价高，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它的根源又在哪里？从此，不管在何时何地，戴菊芳就格外留心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注意收集各类相关的数据。她到医院、药店调查，与看病的人仔细交谈，2004年，还到了宁夏、甘肃等省市进行调研。特别是在每家每户地走访一些农村家庭时，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她收集到了很多更翔实的数据资料。“有一个农村的孩子，仅仅得了个感冒就花费了几百元钱。你说，特别是一些并不太富裕的家庭怎么承受得了？” 2004年间，通过走访调查，戴菊芳掌握到很多资料。同时她发现，不仅仅是她一个人重视药价高的问题。经了解，湖南省卫生厅、农工党湖南省委（注：戴菊芳是农工党党员）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他们也都作过调查，所以她也参考了他们的一些调查情况。“调查发现，药价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利益如何分配、卫生系统监管不力以及体制机制等层面的问题。当然，有时候还包括有医生本身职业道德的问题。” 问题的逐渐明朗化，让戴菊芳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而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让戴菊芳愈来愈感觉到责任的重大。“作为代表，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反映之前，我还跟许多人大代表说起提建议的事。有代表很爽快地说，‘行啊，你写一个建议吧，你写好了我第一个签名！’”回忆起大家对自己的支持，戴菊芳就很兴奋。

“我这一份建议足足有30页，归纳整理了我在走访调查中收集的5个方面的建议。可以说，已经很扎实了。当时我们湖南代表团有位代表说，‘你这份建议很重’。”她笑道。“写完了我就在想，不管有没有用，只要相关部门能采纳哪怕其中的一条建议，我就会很开心了。”

人大代表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有句俗话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用戴菊芳的话说则是：“当人民代表就要为百姓说话。身为人大代表，如果不为老百姓办点事、说点话，那我还算什么代表！？”

“也有人不理解，你戴菊芳自己也是医疗卫生行业的人，为什么要自曝其光啊？这可以理解。但首先，虽然我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人，但我也是老百姓的一员，我也有家人、亲戚和朋友，他们也都是老百姓一员啊。还有，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人民代表，不替大家说话就证明我是失职的代表。”谈起这个问题，戴菊花觉得自己没有丝毫的顾虑，很坦荡。

在戴菊芳看来，药价高并非卫生部门一家的责任，也不纯粹是卫生部门引起的，其中还存在体制、机制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通过政策的调整才能改变的。另外，正因为她是“业内人士”，对情况了解渠道就更顺畅。“呵呵，实际点讲，如果是其他行业的人来反映这个问题，还不一定能讲到像我们这么符合实际、符合政策。所以这个问题由我们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来讲，也许更合适，讲得也更清楚。所以我才觉得更有责任反映情况，让国家的决策者多来考虑，并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事实证明，戴菊芳的思路是正确的。建议提交以后，被全国人大作为重点建议进行督办，同时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办理期间，戴菊芳还与建议的有关承办单位进行了电话、函件以及面对面的沟通。戴菊芳对办理结果的表示，“很满意！” 现在，她又在忙碌着，因为全国人大又要召开了。她告诉记者，“人大代表不是荣誉，是责任和义务。今年我还会写几个建议。”(作者为《红网》记者)

供稿：《今日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