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各地纷纷传来捷报：“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去年首次突破3000元大关，增幅创近十年来新高。”（《贵阳日报》）“去年我市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180元，首次突破4000 元。”（《长春日报》）“无锡农民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中国江苏网）……

但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不容乐观：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比上年增长6.2%。增幅回落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去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实现了9.6%的高增长，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7000元钱，相对收入差距也超过了3.2。而由于东西部农村的巨大差异，西部十省市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实际上只有1300元左右。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承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继续拉大。

经济收入的差距还只是一个方面。

“小病可以上村卫生站，大病就看不起了。”这是河北滦平县偏桥村农民苏洪喜最担心的事情，也是让许多农民犯难的共同问题。目前全国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

其它一些统计数字同样让人揪心——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只有不到四成；全国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六成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至6倍，是全世界最高的。

农民的相对贫困化，正在成为中国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农民收入多年低速徘徊，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而且会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无论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投资、外贸拉动为内需拉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如果忽视了9亿多人口所在的广袤农村，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

因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着重指出，农村人口多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是2004年以来连续第三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八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胡锦涛总书记也在前不久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让9亿农民富裕起来，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那么，中国的9亿农民如何才能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各地应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庞大，要在一篇文章中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管中窥豹，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报道的几个实例能让您看到：富裕生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中国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努力，将梦想变为美好的现实。

新庆村：集约化生产开辟致富路

黑龙江省东部的桦南县新庆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上访村。1999年底全村欠外债82万元，180户居民里有100户是贫困户，2001年时，人均收入还不足800元，因此新庆村被列为黑龙江省首批扶贫重点村。

3年后，记者再次来到这个昔日的穷山沟，出现在面前的是笔直平坦的沙石路面，红砖砌筑的路边沟，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砖房……据黑龙江省扶贫办公室的同志介绍，新庆村在2004年人均收入便达到了3100元，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2005年的收入增幅也在全国平均线以上。

在新庆村，问起农民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脱贫致富的原因，会听到两种答案：村主任张锡文说，是我们村委会摸索出的“集约化农业生产、发展畜牧养殖、开展劳务输出”路子走对了；村民们则说，是因为我们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书记。

好书记带头走上致富路

时间退回到2000年7月，新庆村先后派出两批农民代表进城去请张锡文，希望这位从本村走出去的千万富翁能回来带领全村人走出穷困的境地。当月27日，张锡文被全村农民高票选为村委会主任。

当时的新庆村情况极为复杂。这个由来自全国9个省份的100多户村民组成的村庄，一家一户生活习惯差异很大，使得这些本来便贫困不堪的农民经常因为一点点小事情便闹起纠纷。农忙的时候还好一些，农闲时节，赌博、酗酒之类的不良风气弥漫在全村之中。很多贫困户的房子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村里的几条路一下雨就变成泥塘，村里人出不去，外面人进不来……事实上，大多数村民对这位新来的主任也没抱太多的希望，他们只是觉得张锡文有钱，大概能帮村民解决点燃眉之急。

张锡文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改变村容村貌。他将自己的砖厂、采石场、沙场停产，带领50多名员工、24台大卡车、40多台四轮农用车开进了新庆村，车上满载着沙石料。全村百姓也纷纷加入到这场修路会战中。仅用两天时间，就修完了3条长达3公里的主村道，并全部达到了一级沙石路面的水平。接着，他又从自己的砖厂拉来24万块红砖，修砌了村里道路两侧的路边沟。随后又个人出资将村里到公路和田间的连接路段进行了重新整修。困扰新庆村已久的“办公难、行路难、通车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修完路后，张锡文又开始为住在高危房里的刘春凌、王风田、樊万胜三户人家优先安排建新房，无偿为这三户送去砖瓦沙石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一年多里，张锡文个人共出资22万元，先后解决了17户贫困户的建房问题。

开春了，全村有80％的农户没钱购买种子，信用社不敢贷款，有的村民甚至去借高利贷。于是张锡文再次拿出20万元，借给村民，还从生产资料公司为村民赊回20吨优质化肥，解除了村民的燃眉之急。为了方便村民随时借贷，提高新庆村的信誉度，张锡文还筹资100万元押到柳毛河信用社，只要有张锡文签字的村民都可以得到贷款。

村民们看到了希望，找回了信心，村领导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也被重新树立起来。不过张锡文毕竟是一个商人，不是慈善家，他的种种举措更多的是从经营角度出发的。他本人和全体村民都知道，只有找到一条持续发展的“致富路线”，新庆村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好路子开创生活新局面

新庆村人少地多，人均生产率低，自然收入也有限。在桦南县农业所科技专家的建议下，他们开始尝试连片种植、集约经营、少收保底、多收归村民的股份制发展模式。

村委会将59个贫困户的1400亩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连片集约化经营管理，统一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按最高产量保证群众收益，不足的部分村委会补上，多收了全部都归入股的农户。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由于大面积经营适合大型农机具作业，降低了成本，每垧地翻、耙、耕、喷施农药等集中作业相对个体作业可节约支出385元。二是由于开展集约经营，增加了科技含量，提高了粮食产量，平均亩产比单干的高50斤左右。三是省时省工，管理这些地只需要6人，解放了61名劳动力，他们在没有降低原有收入的前提下，还可以从事其他副业或外出打工，额外赚钱。

集约化经营开展起来以后，全村种地只需要50人，还有170名劳力需要安排。张锡文对他们说，我出去干企业7年，企业员工一大帮，村里没有一个人去打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留在家里守着田园，永远也富不起来。于是在村委会组织动员下，这些裁减下来的村民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打工。此外，全村还有152名劳动力常年在外进行劳务输出，年人均收入5000元以上，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75万元。

2003年，村委会又采取“大户带动、贫困户加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滚动发展、利润分红”的经营合作方式，吸纳了32户贫困户，兴建了新庆村贫困户养猪场，采取集中饲养的方式，克服了分散饲养的弊病。当年出栏育肥猪1450头，32户贫困户年末按利润分红，最多的分得红利4000元，少的也有1000多元。

在黑龙江扶贫办公室的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举措落实之后带来的直接效果，那就是新庆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以40%以上的速度递增。村民收入成倍增加了，远近闻名的上访村安定了，村容、村貌改变了，连邻里关系也变得融洽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刚刚完成一项政府指定的研究课题——《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国祥博士专门向本刊介绍了其中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关的现状、问题和对策情况。

《人民画报》：尽管目前有不少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很高，产业结构调整也比较成功，但据我们观察，在总体上他们仍属于很小的一部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全国大多数农民在收入方面的实际状况？

李国祥：根据这些年的调查情况来看，中国农民收入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收入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缓慢、难度大。

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国际上相比，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不过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另外就是城乡差距比较大，尽管其他国家的城乡差距情况也存在，但是没有中国这样明显。国际上表述地区差异的经济发展模型用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有一个增加到减少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城乡差距曲线仍是一个直线形，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拐点在哪里。这也引起了国际关注，毕竟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还是紧密相关的。

1998年～2003年间，农民收入增速极为缓慢，2002年的增幅不足3％，绝对农业收入值甚至有所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目标来对待。当时出台的方案是对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一部分农民从中受益，例如改种花卉的花农和改种蔬菜的菜农，但由于中国农民绝大多数仍以粮食种植为主业，因此从总体来说，农民收入状况并没有得到改观。

四川：劳动力不是负担，而是资源

“马上就到家了！”

经过53个小时的颠簸，对于走出成都火车站准备换乘汽车的彭军来说，回家的感觉实在是好极了。

每年春节前夕，彭军都要带着妻子儿女从大西北的新疆昌吉州赶回家乡四川中江县（距离成都90公里），和父母亲人一起过个团团圆圆的新年。当家乡熟悉的风景再次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彭军摸摸鼓囊囊的腰包，觉得这一年的辛苦是值得的。

但是15年前的春天，彭军的日子却远没有今天这样潇洒惬意。“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锅都揭不开”，彭军妻子秦东梅说。不巧此时小儿子东东也来到了人世。1991年3月，彭军心一横，决定带老婆儿子跑新疆，看在那里能不能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彭军的运气不错，很快在昌吉的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建筑工人的活儿，一个月工资近100元钱，勉强够一家3口用。虽然报酬微薄，但是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彭军却丝毫不敢懈怠，他认认真真地干好老板交代的每一件工作。踏实的性格迎来命运的转折。建筑公司的老板发现，彭军做事又快又好，为人又老实，于是试着让他带领其他工人完成一层楼的砖瓦活，后来又把一栋楼的工程交给他负责。当他出色地完成一个2000平方米的工程，老板满意地笑了。终于有一天，老板拍着彭军的肩膀说：小彭，我可以转包工程给你了。

彭军成了一个小包工头。他从老家挑选了勤劳肯干又信得过的农民到新疆，和大家一起开始努力打拼。如今，彭军手下有上千名建筑工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四川乡亲。彭军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第一次有了积蓄。他和妻子一合计，在中江县城买了3个门面房，准备“以后养老就靠它们了”。

在四川，像彭军这样通过外出打工致富的农民还有很多很多。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05年据统计总人口已达到875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到80%以上。而四川的耕地总面积只有5856.6万亩，人均耕地仅0.67亩，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2.88亩的23％。

如何让6000余万四川农民富裕起来？显然，仅靠农业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耕地。而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人增地减的趋势还在日益加剧。很明显，将富余的劳动力输出到劳动力匮乏的地区，是解决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出路。据四川省省长张中伟介绍，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四川农民实实在在地从劳务输出中得到了实惠。

其实不仅仅是四川。据保守估计，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至少有1.8亿人。中国加工制造业68%、建筑业80%的劳动力都是来自农村，在城市从事环保、家政、餐饮等行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更是高达90%。可以说，没有农村劳动力，不仅没有中国今天发达的经济，也没有中国城市居民方便的生活。

而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而言，除了实实在在的劳务收入之外，更多的是学到了技术，开阔了眼界。中国输入劳动力最多的东部发达地区，每年吸收了82%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民进入大城市，从事与农业完全不同的各种职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外出民工在外学到技术、挣到钱后，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彭军的家乡中江县通山乡，一条长250米、宽16米的街道两边，是一溜四层高的小楼，这些全是打工在外的农民修的，算起来共投入了640万元！这条街是当地乡镇的物资集散地，遇上赶集的日子，整条街就会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乡亲们挤得水泄不通。住在街上的农民也开始享受一开水龙头就哗啦啦直流的自来水，“和城里人差不多了”，街上的居民石一万对记者说。

事实上，享受劳务输出甜头的并不仅仅是农民，还有当地政府。据中江县委书记贾瑞云透露，2005年，全县40万农民工仅通过邮局就寄回20亿元，是当地财政收入的13倍多。这些劳务收入通过在当地的投资和消费，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中江GDP为75.08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因此，地方政府对劳务输出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中江县政府在县内设立了多所农民工培训基地，还根据有相当数量的中江农民工都集中在北京一带的实际情况，专门新成立了“中江农民工北京培训基地”，以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劳动技能。《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中江农民工由于素质过硬，受到了雇主的欢迎。

而劳务输出还给中江带来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好处：通过劳务输出，中江的农民们发现打工比种地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很多地方放弃了广种薄收的低收入劳动，山上的陡坡地顺利地退耕还林，过去过度开垦的生态环境开始恢复。

《人民画报》：但是我们看到，从2004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速又开始加快，达到了6％以上的增幅，与城镇居民收入8～9％的增幅开始接近。那么这些比过去多出来的收入是怎样取得的呢？

李国祥：中国农民收入2004年增幅达到6.8%，2005年为6.2%，这背后是中国政府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在研究报告中，我们把农民收入划分为农业直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中以税费改革和发放农业补贴为表现形式的转移性收入，带来的农民增收效果最为明显。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由2001年起在安徽全省进行试点，2004年已经在全国进行铺开，到2006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全国农民因此每年人均减负120元，换句话说就是人均年收入直接增加120元。此外每年投入100多亿元对农民进行生产补贴，除粮农可以直接获得补贴外，农民购买化肥、农机具等生产资料时也可以得到相应补贴，这不仅让广大农民获得收入上的直接提高，还能带动生产积极性，产生间接增收。

农民增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务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劳务经济以农民外出打工为主要形式。这两年，政府在地少人多地区开展大量的技能培训活动，提高农民工工作素质，扩大就业范围。在接收劳务地区则通过解决工资拖欠、提供劳动保险等一系列手段改善用工环境，吸引更多农民离开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人口通过这样的工资性收入提高了自己的收入水平。

过去两年里，农产品市场处于高价位区间，这也有助于农民直接收入的增加。

无锡：努力消灭城乡差别

一进入无锡市区，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宽敞整洁的大街，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忙于促销活动的商家，都在显示着这座城市的勃勃生机。无锡自古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到了近代又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以后，依托城区工业发达、人才基础较强的传统优势，一大批乡镇企业拔地而起，整个无锡市遍布大小工厂，区域工业化的成就为城乡协调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驱车从市区前往阳山镇，这里出产的水蜜桃个大味美，全国闻名。令记者惊讶的是，沿途所见到处都有厂房建筑，只是密度较市区稍低，若不是路边不时冒出的一两块农田提醒我们这是农村，我们一定以为还身处市区。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无锡市已经出现了多个卫星城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使得城乡连成一片。无锡市政府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实现行政区划调整，大面积推进乡镇撤并整合工作，目前乡镇数量由108个合并为59个，撤并了720个行政村。从外表上看，城乡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但是，这种建筑景观的变化仅仅是城乡差距缩小的一种表现，更重要的还是城乡经济形态的变化。近年来，无锡市加快了城市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步伐。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无锡市重新提升对发展农业的认识，明确提出发展依托城市、服务城市、与城市相交融的都市农业，确定了优质水稻、精细蔬菜、经济林果、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五大产业基地的发展方向。

随着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城市化的快速扩张，无锡也出现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放慢，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实现。当地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推进农村的发展呢？

2003年，无锡市取消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的区别，实行城乡居民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200多万农民转变身份成为市民。2006年，在无锡滨湖区，政府出台了劳动力就业的新政策，取消户口限制和地域限制，只要是参与就业的劳动力待遇一律平等，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工人一样，统一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养老保险，免费办理《就业登记证》。记者在无锡市下属的江阴市劳动力就业市场采访时了解到，无锡市还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在江苏省第一个提出农村劳动力无障碍就业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学者都阳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缩小差距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人口的自由迁移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无法有效地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真正融入到城市化过程中去，导致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无法根本提高，并扩大了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差距；同样，由于农村劳动力无法在城市永久居住，使得城乡间的人口比例一直无法迅速地提高，这样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

另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建立城乡接轨的社会保障制度。无锡从1992年就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据当地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05年无锡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到了45.87万人，覆盖率达到62％，其中老年农民参保率已达100％。此外，针对农民关心的医疗保险问题，无锡市也出台了农民大病统筹保险的相关政策，使得农民看病不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在无锡市政府的规划中，2005、2006两年市财政还专门拨款2600万元用于卫生医疗体系的建设。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无锡市工业迅速发展，占用了很多农业耕地，如何才能保护失去耕地的农民利益不受到损害，对政府的智慧是一大考验。为了确保那些失地农民的利益，无锡市也提出了“以土地换社保”的新思路：凡是土地被征用的农民，都必须纳入社会保障体制。最近，无锡市政府又制定了《无锡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目前，全市37.54万人被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覆盖率达到80％。

以农民的福祉为本，让更多老百姓受惠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利益，分享到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加快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就是记者在无锡采访所获得的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努力消灭城乡差别，无锡的这些做法是具有代表性的。

《人民画报》：农产品逐步与市场接轨，必然会面临随之而来的竞争局面，这样的风险农民有能力应对吗？尤其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之后，农民转移性收入的获得必然大幅减少。未来几年里，农民增收的方向是什么呢？

李国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农业补贴）等。可事实上这些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等状况。最近颁布的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也提到，“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非农化”应该是今后解决农民问题的主要方向。

中国农村土地的生产率在全世界都处于先进水平，但是劳动力人均生产率就很低。因此，关键在于减少农民，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以此带动农产品的商品需求，促进结构调整，从增加非农就业和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两个方面提高农民收入，降低中国加入世贸后对农业带来的风险。

工业化、城镇化不仅是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单个农户获得更多生产资料的机会，还是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和实现以工补农的根本前提。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才能使农产品获得增值，使农产品找到市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若城镇化率按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7％，城镇总人口8.28亿。这意味着从现在到2020年，将有近3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综合报道 记者 谭星宇 杨雪岐 李莉娟

供稿 /《人民画报》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