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窗，一眼就能看到繁忙的世界商都——纽约曼哈顿岛。这是地处美国新泽西州的《北京周报》北美分社的驻地所展现的景象。2005年6月6日，《北京周报》北美分社在美国成立，办公室坐落在泽西市的哈德逊河畔，与纽约曼哈顿岛仅一河之隔。

《北京周报》是中国唯一的英文新闻周刊，于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创办，是中央级重点外宣刊物之一，有“中国之窗，世界之友”之誉。

《对外大传播》：《北京周报》北美分社与曼哈顿近在咫尺，这样的办公地理位置选择有什么特殊考虑吗？

王刚毅：将北美分社设在那里，从多方面考虑都不失为上策。第一，与分社近在咫尺的纽约是集大众传媒和金融于一体的国际性都市，身处曼哈顿能感受到联合国的气氛。第二，哈德逊河畔是个绝对英文环境的白领聚集地区。以往无论是中国媒体的办事处，还是分社或其他记者站，大都因为经济或地理原因，而设在美国的China town（中国城），那里的气氛可以说是与美国隔绝的。《北京周报》北美分社今天的地理位置使记者能较大限度地感受美国的文化和舆论环境。第三，这里的交通通信便利。步行数分钟即可到达渡船或地铁站，二三十分钟就可到达曼哈顿岛。再有，相对曼哈顿岛上同等面积和档次的公寓，这里的价格便宜了三分之一。

身处这里，哈德逊河上的交通来来往往，尽收眼底。这就不会造成以往记者在对象国“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态。

《对外大传播》：我们了解建立《北京周报》北美分社，是《北京周报》实施本土化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在这之前，《北京周报》在“本土化”方面是否也有探索和尝试？

王刚毅：《北京周报》北美分社的建立是我们向本土化发展的一个突破，因为《北京周报》在历史上只有在日本东京设立过记者站，2000年日文版撤销，2003年记者站也随之撤销。《北京周报》也有在美国印刷的历史，但在内容上跟国内版没有区别，只是把胶片寄到美国去，那时我们在美国也没有自己的机构。

国家在外宣上的本土化历来有之，本土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宣传效果，就是说，要看我们的刊物内容是否为读者所接受，这是对外宣作品真正的检验标准，而不是在于在哪里办刊。比如日本电器，当年不在中国生产，但一样卖得好，人家搞“本土化”是为了降低成本。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北京周报》是纯英文的刊物，但她的成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基本是先由中文记者和编辑采写和定稿，再由英文翻译人员翻译成英文。这种运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刊物的质量和宣传效果，周报近年来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王刚毅：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我国的外宣刊物效果很好，因为那时办刊人中很多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根本没有翻译这回事，都直接成稿。《北京周报》英文印刷版是我国唯一一本英文新闻周刊，所以，用英文直接写稿，实行采编译高度融合是提高其质量的必由之路。2005年《北京周报》使用外国人撰写的稿子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外国人的稿子的确有示范性，更关键的是，很多话由外国人讲出来更有说服性。

近年来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员工，我们首先是在转变观念上下工夫，使大家都认识到实行采编译高度融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招聘外语员工时明确他们的工作就是用外文从事新闻采访和写作。其次是加强人员培训，通过各种形式提高英文人员的策划、采访、编译和新闻写作能力；提高中文人员的英文水平。再就是在政策上鼓励英文部人员到一线采访。近几年来，英文印刷版的许多稿件都是由英文部人员采写的，不少栏目也是由英文部独自承担的。下一步，我社将把目前以语种划分的机构设置改为以采访领域划分，使我社的机构设置更加符合新闻周刊的要求，更加符合采编译高度融合的要求，更加符合外宣“三贴近”的要求。

《对外大传播》：《北京周报》是一个“资深”又富生机的“老外宣”，“本土化”实施以来，《北京周报》北美分社在美国的建立，人员上一定更精益求精，困难也肯定存在。对此，北京总部对北美分社的人员是如何要求呢？

王刚毅：的确，北美分社的建立，在人员上我们做了很多考虑。由总社派出的人员首先应该是“社会活动家”，要在当地建立广泛联系，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其次，要了解当地读者对中国信息的需求，随时掌握在当地发生的同中国有关系的重大新闻事件，协助总社进行选题策划。第三，要及时向总社反馈读者意见和建议，提高报道质量。

当然，我们还要招聘一些当地雇员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国的成功企业已经开始大胆地聘用外国人做事。在“本土化”方面，我们《北京周报》放开的程度远不如“央视9”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们的模式是中国人只做最后的把关，其余的采访、设计制作都由聘用的当地人来完成。这也是我们财力不够所致，美国的人工比我们中国贵了3到4倍。

再好的东西，没有人去做也不行，人才，在哪都是个大问题。《北京周报》北美分社的建立，还仅仅是个突破，我们刚刚开始，从全社来说，相信不用太长的时间，一批年轻人会挑大梁！

《对外大传播》：您来《北京周报》做社长之前，一直在《中国日报》工作，您先后供职的两个媒体都是中国外宣的“国家队”成员，也可以说，您在外宣工作中一定有很多切身的体会。《对外大传播》在采访中与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和大使们接触，感到他们特别渴望中国的外宣和外交“握手”，从您的体会来说，外交和外宣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王刚毅：我国对外宣传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和整体外交的，越是外交一线人员越是体会到外宣的力量，因为对外宣传的任务和目的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向读者介绍一个全面、客观、真实的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认识、了解和友谊，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

的确，外交与外宣需要“握手”，也常常“握手”。驻日本文化参赞黄星原几次对我们《北京周报》高呼：你们什么时候恢复你们的日本版？！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也对我说，对美国的外宣对于跟美国的外交有绝对的助宜。还有外交官在与我们交流时也一再强调，在国外做大型活动不行，最好是带有民间色彩。所以，我们坚持在新闻报道中外宣味不要太浓，做新闻就是做新闻，做点点滴滴。

《对外大传播》：北美分社到目前为止，给总社提供了几十项选题，这些选题策划是哪些人做的？这样做与以往的选题策划有哪些不同？从2005年8月初至今，北美分社在《北京周报》上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采访报道，在美国采访与在国内采访有何不同？

王刚毅：北美分社在2005年给总社提供了20多项选题，包括“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英国伦敦爆炸案对全球反恐的影响”、“诺基亚在中国的拓展”、“中国首次批准外资金融企业经营退休金”、“新奥尔良飓风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禽流感”、“近期中美关系走势”、“网瘾”、“中美高新技术合作”、“中国自主技术开发”等。同时，北美分社共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9篇采访报道，内容包括胡锦涛主席参加联合国峰会、联合国改革、美国专家论人民币汇率、美国专家评论中海油收购尤尼科、英国伦敦爆炸案对全球反恐的影响、新奥尔良飓风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根据当地发生的事情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提出的，发表的文章只能在当地采访撰写才行。

说到在美国采访，这要问前方记者。不过，采访的辛苦我是知道的。例如2005年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记者为采访安南的记者招待会，足足等了一个下午，而且安南还一拖再拖，他一天几个会，分身无术。没办法，我们的记者也不能抱怨，只能等待。

《对外大传播》：外宣工作肩负着说明中国的任务，作为北美分社，可以说是前方。我们想知道，后方总部是如何加强指挥和沟通的？北美分社的工作流程与《北京周报》中国总部的工作流程又有何不同吗？

王刚毅：分社是总社的派出机构，当然要接受总社的指挥和管理，完成总社交办的任务。我们不是要宣传当地，而是宣传中国，也就是要报道中国和在当地发生的与中国有关的事件。前线必须了解总部的战略意图，总社要及时将编辑方针和报道重点提供给前方。你们说的“打仗”很对，“武器”和“弹药”哪儿来？我们总部就是制造这“武器”的，前、后双方的最终目的是制造好“弹药”。

在现在通信发达的今天，总部要想掌握对象国的舆情也不必就在当地。我们每天都看美国的各大媒体报道，要视频也有视频，这通过网络都可以做到。对于总部来说，现在确实可以做到“决策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

但后方的这种阅读报道代替不了记者在前方的切身感受，每一天当你走在对象国的大街上，你随处就可以看到人家的头版头条，他们的橱窗里是什么，百姓在谈什么……这都是现场能感受到的东西。还有，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必须到对方文化中生活才能真正地了解。

说到本土化的流程，其实，在哪办杂志，流程应该一样，因为是有共性的。要以本土化促进国内杂志的发展，现在我们很多的流程需要进一步改进，以适应一本新闻周刊的运作要求。最根本的首先就是要遵守出版周期，周刊要对得起读者，若干年后，读者再翻阅《北京周报》时，我们也应该对得起历史。所以，对于许多事件，我们都提前策划，如五中会议，将背景材料和分析都提前准备好。对于突发事件，我们以简讯或要闻的形式给予体现。关于时效性问题，关键得有时效的意识，不能说截稿期一定，就不管新闻了。我们应该有两种功能，一是记住历史，二是解释历史。

《对外大传播》：经济报道是时代的主动脉，外宣刊物不能不去触动它，要使外国人透过我们的刊物看到我们国家的主动脉的搏动。您说过，外宣媒体做好经济报道，国家需要，刊物广告需要。《北京周报》在北美分社建立后，是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报道的？

王刚毅：加强经济报道不仅是国家的需要，也是读者的需要，是提高刊物发行量的需要，是增加广告收入的需要。在北美分社成立之初，我去美国拜访我驻美使领馆的领导，他们一致建议我们在内容上要改善，特别是我们的经济报道，尽管中美在贸易方面的摩擦不断，但合作是主流。

我们经济报道从取材上看，宏观多、微观少，中央多、地方少，企业和企业人物报道少之又少，金融方面更少。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策划，宏观、微观结合，继续加强和改进经济报道。

《对外大传播》：采访中，我们体会到作为记者，除非有一张被公众熟悉的面孔，对大多数的人而言，一张名片不能说明什么，每位记者引以为豪的都是他身后的刊物。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最先准备的就是拿上自己的刊物，利用一切机会“营销”《对外大传播》。我们了解《北京周报》的记者营销意识也是很强的，请您谈谈这种主动营销的意识从何而来？

王刚毅：背着自己的刊物出发，这能衡量你是否是一个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这也体现了你对刊物的感情和评价。如果刊物让自己自豪，那肯定会带着的。再有，人都是懒惰的，认为带不带自己的刊物没有必要，这是与自己对工作的投入相关的。推广和宣传自己的刊物是每一个员工的义务和责任。

为了扩大《北京周报》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北美分社在美国成立不久就向部分美国议员赠送《北京周报》，现在美国议员的助手在每天几公斤必读的报刊中如果没发现《北京周报》，他们就一定打电话索要。

《对外大传播》：《北京周报》作为中央级的对外宣传新闻媒体，她不同于日报也不同于月刊，与一般的外宣媒体比较，她有什么不同呢？

王刚毅：分三个层次说明这个问题。第一，周报社是一家新闻单位，要按新闻规律去办刊。领导曾经说过，我们不是解释几千年前中国秦朝的兵马俑时代，是要对外展现、报道和解释当代中国。所以围绕的应该是当今在中国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第二，现在不是缺少信息，而是如何选择信息，要喻外宣于我们的新闻报道中。第三，我们是中央级的对外宣传的新闻单位，是代表国家的，要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新闻报道的效果是一个“加”还是“减”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一要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了解外国的国情，读者的思维习惯和他们的需求，要用作新闻的标准去做外宣的新闻报道。

我们没有义务跟踪世界所有的重大事件，但我们有责任跟踪跟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国外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不仅做到了时效性而且也有深度。同样作为中央级的外宣新闻单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要兼顾国家和地方，宏观和微观，行业和企业等等。

文/本刊记者 谭 震

责编/ 谭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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