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成本动辄过亿的影片越来越多，但它们会吸引更多的观众进电影院吗？

最近，导演张艺谋又成为娱乐新闻的焦点--他与明星女友巩俐分手11年后再次“握手”，这对曾经的“王牌组合”此次合作的古装新片被宣称为“再创中国国产电影投资之最” (3.6亿元人民币)。

此前，另一位高票房导演冯小刚获得的投资终于过亿（人民币），他用此拍摄的古装片《夜宴》被不少人期待为影院的“重磅炸弹”。

刚刚度过百岁生日的中国电影正在以“大把烧钱”的方式进行“大制作”，其片名类似于《拯救大兵瑞恩》，主演除了张艺谋、冯小刚，还有陈凯歌以及他们的“老板”--名单会越来越长，其自觉或被动的使命是：拯救中国电影业。

中国电影人面对着这样的“诺曼底”：前有好莱坞强攻，后有DVD追击，不时还被其它“天敌”偷袭。曾经骄傲于“电影观众年总数达到了293亿人次”的他们不得不正视严酷的现实--1年甚至几年没进过电影院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每年流失十几亿观众使得票房收入一跌再跌。

由此，摆在中国影人面前的首先是市场问题，是关乎国产电影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即便是最不具商业性的制片人，也无法在不能从市场上收回成本的情况下筹集到足够的制作经费；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没有谁愿意自己的作品成为“抽屉艺术”而无法与观众沟通。这样，大制作和高投入被看作是让观众重回电影院的一剂良方。

其重要的一个依据是，2002年，张艺谋拿到2.4亿元人民币（约合3000万美元）的投资，顺利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古装动作片《英雄》，并创造了2.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奇迹”（不包括海外收入）--相当于同年出品的60%以上国产片的总票房,而此前的中国电影，票房达两、三千万就已称得上是“大获成功”，而且，音像版权以1780万元拍卖给3家企业，这一数目对于因盗版泛滥而导致DVD、VCD制品销售额极低的中国来说是“天价”，此前的纪录不过10万、20万。

曾几何时，只要愿意，中国导演可以为了艺术、个性与得奖而不用去考虑票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考虑过多少“市场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这个概念。即便在10年前，中国的电影厂在商业方面也没有太多奢望，影片投资金额也就几百万人民币而已，上千万投资的影片在2002年都属凤毛麟角。《英雄》的投资相当于张艺谋前一部影片的25倍，更超出了其以往影片制作成本平均数的55倍以上。紧接着，他凭借2.9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使另一部古装动作片《十面埋伏》成为当年中国最“贵”的影片。而20年前让他拿到柏林金熊大奖的《红高粱》投资只有约60万人民币。

不久，张艺谋的老同学、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得主陈凯歌执导了《无极》，花了更多的钱--3.5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即便在好莱坞也已属于中等规模，是李安3部《卧虎藏龙》或3部《断背山》的成本，足够包括后来也在戛纳有所斩获的王小帅等绝大多数中国导演拍100部影片。

表面上看，高投入、大制作的影片确实吸引了大批观众到久违了电影院里去看个究竟，从而拉动了经济效益的高速增长，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陷入“口水门”。

在票房一致飘红的同时，大制作影片都大多都陷入了评论上的巨大争议，从作品质量到宣传营销的方式，来自各方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式大片”雏形初现的同时，一个“叫座难叫好”的困局也随之形成。当具备了高额的投资，聚集起大牌导演、明星阵容，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配合起高密度的宣传推广，中国的电影人们却始终没能拍出票房口碑俱佳的作品。也就是说，目前问世的“中国式大片”还远未达到电影人创作的初衷及观众们期待的目标。

也许造得起“泰坦尼克”，可问题是它能驶多远？

“成本300-400万的影片没有吸引力，必须靠大制作占领市场。”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总裁王中军如是说。这位被章子怡叫“老大”、葛优（戛纳影帝）称“高层”的私人电影公司的老板，在5年间拍了十多部电影，在张艺谋《英雄》出世前连续3年夺得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上的冠军。

原有体制下，中国政府只承认16个国营电影厂的故事片生产权，王中军等独立制片人如果想拍电影特别是进入发行渠道的话，除了要送审办手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购买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就像书商买书号一样）。这种厂标全国每年也只有150-200个，每个叫价几十万元，令大多数独立制片人望而却步。

因此，目前虽然不少人对中国电影市场持观望或怀疑态度，但电影拍摄成本动辄过亿元的现象也反映了另一些投资人与制片人“高投入、高收入”的信心与可能，更说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主管部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电影产业、电影体制改革纵深发展逐步取得了成果。

由国家拨款拍片、中国电影总公司统购统销的生产方式沿袭了40多年，直到1993年1月1日，这一天开始，中国各电影制片厂被断了“皇粮母乳”，不得不在市场里自己“觅食”。原计划体制内厂长们可以不太考虑经济效益（把持住社会效益即可），可票房无高收入，也就没有大量的资金进行再生产，只能再集资，而集资拍又有一定的风险，就尽量在“低成本”上做文章，于是多年来中国电影的创作总是在捉襟见肘中艰难地维持着，形成了恶性循环。而如今，电影制片厂从过去面对唯一一家发行公司（确切地说是收购公司）到如今面对36家“大哥大”（省、市公司）。过去，一部片子出来交给中国电影总公司，电影厂就能够得到100万元人民币的预付款。而在“自办发行”以后，它们必须买断地区版权或拷贝之后才能收回资金。而垄断被打破之后，这些国有电影制片厂最后的特权也被彻底取消，只得以同等身份面临民营制片企业和其它“可以不问出处”的资本的竞争，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海外资本共同投资电影生产的新格局。由此，从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产业总收入和电影票房收入都以4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而高投入制作电影也日益成为可能。

“投一个过亿元的影片，市场风险非常大，《夜宴》3个月的拍摄中，相当于每天要花掉100万，我个人再有钱也拍不起，所以得有好的融资渠道。”王中军表示。其公司曾经把美国哥伦比亚集团引进投资组合的阵容当中。他坚信“高投入自然就有高回报”，但也深知，这是需要电影制作前期的细致策划、后期的全身心推广和发行做保证的。

《无极》等影片还在“电影后产品”方面收获颇丰。

中国“泰坦尼克”也许绕不过“冰山”

但应该指出，在现阶段，一个适合中国商业电影运转的制片市场体系尚未完全成型，资源分布过于集中，“中国式大制作”成为个人创作牵头的拍摄项目，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工业制作与销售模式。“中国电影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从政策实施到市场反应还需要时间。”《新京报》评论员刘帆指出，在具体的投资制作环节上，国内真正具备票房效应和创作资源的个人屈指可数，能够调动大规模投资的电影企业也非常有限。

就这些“有限”的电影企业而言，因现行的院线制里电影票房由投资、发行和院线三方实行分账，大投入影片能够从国内拿到的收益其实有限，很大程度上还要靠海外版权的销售。“高投入的影片仅靠中国市场的份额肯定很难收回成本，我们必须参与海外整个市场发行和分成才能真正赢得回报。”王中军说。他在中国电影海外发行机制上是第一个吃起“螃蟹”的人：首次尝试了在中外合拍片中由中方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并直接参与全球票房分账。而如何让作品具备海占有外市场的潜质，已逐步成为王中军们投资运作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两个市场的不同需要，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大规模商业片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目前内地的电影界中，还很难找出类似李安那样有着美国电影教育背景和对好莱坞长期研究背景的人物。

“‘烧钱’大制作片救不了中国电影！”在采访中，许多业内人士表示，振兴中国电影需要整体推进，如果只关注单个影片的制作、宣传与发行，“弄不好会危害每一部国产影片的生存。”

在著名作家、“西部影视城”董事长张贤亮看来，其它产业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多，产出量越大、质越优，而文化艺术产品的量和质却可能与资金投入不成比例。他从美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20世纪百部经典影片为例，“其中属于‘大制作’的还是少数。”他指出，从经济角度讲，小制作影片票房也许不如“大片”，但其投入产出比却往往高于它们，“从这点上看，小制作电影是大有可为的。”

1981年，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的影片《牧马人》投资不过百万元人民币，却创造了票房奇迹。该片导演谢晋的另一部作品、投资不到400万元的《芙蓉镇》（1986），其收入更是在只有几角钱票价的情况下轻松上亿，这意味着有几亿人次到电影院观看。究其原因，两部影片都契合了当时中国人关注的焦点，真实地表现出他们感同身受的时代沧桑，符合其普遍的伦理取向和审美心理，人物和人物命运可以引起共鸣，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由此，专家们表示，无论影片投资大小，“关键是像当年的谢晋所做的那样，悦目更要赏心，这样才有口碑与票房。”

文：唐元恺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