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正在进行、并将长期进行的一项全国性重大工作，也是新一轮的全局性改革。然而它只能按照局部的即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步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适合全国农村的统一模式。】

前不久我随一个考察团去了云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两个省区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相互为邻，又分别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云桂两省区的总面积有61万平方公里，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加起来的面积一样大，而那两个州正好也处在本国的西南地区。此外，美国的首都在其国土的东部靠北的地方，中国首都的位置也差不多如此。这样，从北京去云桂就是长途旅行了。事实的确如此。我们从北京飞到云南首府昆明用了近三个小时，难怪同行的外国朋友说好像出了国一样。而出了机场，置身当地的人流之中，立刻就能感受到不同的风土人情。于是想到，中国这样大，各地的情况不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离不开因地制宜这一条原则。新农村建设也是一个道理。

从去年10月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成为全国上下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考察农村的现实。毕竟在京城里谈农村建设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过去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令世界瞩目。这期间，中国的农业总体发展平稳，使大多数中国人基本上衣食无忧。然而，农业离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农村发展滞后。相当多的农民还没过上小康生活，其增收速度相对缓慢，不少农民还处在贫困之中。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举措，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其目的之一，就是要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使各地区的发展趋于协调、平衡。我认同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农村，就等于不了解中国。

而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无论是它的过去或现在，恰恰是不少生活在西方的中国观察家的一个不可小看的短处。这些观察家往往根据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听到看到的一些情况，或根据某些国际机构的统计数字、调查报告，便得出结论说中国已崛起为一个经济巨人，不久的将来便可与美国平起起坐，进而超过之。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些说法和结论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原料，这是中国人所不愿听到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上述结论基本上没什么恶意，不过是片面之调而已。片面性多源于无知，它很难彻底根除，因为任何人都做不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平心而论，要求外国人懂得中国的农村未免太苛刻。但是，如果有什么外人真想理解中国，他是无法绕开农村问题的。

其实，只要是对中国的农村现实有些粗浅的认识，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并且长期如此。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它既不是一片光明，也不是阴暗无边。它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并不如某些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所谓危机四伏，冲突不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农村是一个“万花筒”——什么色彩都有，什么现象都存在。其所折射的无非就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 。比如，高科技已运用到农业生产中，但占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较落后的生产方式。基础教育有所发展，但农民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辍学者也不在少数。又比如，一方面，过去近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一大批农民摆脱了贫困；另一方面，仍然有不少农民在温饱线上挣扎。一方面，农村充满着发展的机遇、势头和潜力；另一方面，失望、抱怨、麻木、怀疑的情绪也广泛存在。怎么办？我想起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乐观天性与务实精神。面对农村问题，人们也还是这个态度。越是在基层，越是在像云南、广西这种并不很发达的农村地区，越能感受到这种态度。

“新农村建设”会不会成为花架子？

第一次听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词组的时候，我的反应是颇为复杂的。首先，这是个振奋人心的信息，让人看到了农村的希望。它表明执政党、政府和全社会都将把中国所称的“三农”问题列为国家下一步改革及发展的重点，可以说是抓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关键。它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将用于农村的基本建设，用于农业技术推广与提高，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农村的教育、卫生设施等等。其次，我也不免担心，不知这个重大举措能否健康、有序地进行，其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立意不错的全国性活动，要不流于形式，要不变成了花架子。谁敢保证新农村建设的结果在某些地方不会成为所谓的政绩工程？成为形式主义的新作？我不希望看到新农村建设仅仅是多了若干乡镇政府部门的楼房，添了一批华而不实的典型村镇，或冒出少数暴发户。

于是，我带着希望，也带着某种担心踏上了赴云南、广西的征程。我所接触到的地方官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了解建设新农村的真正内涵。不少人对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找到致富的途径，建立、发展产业，而不单单是输入资金。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很多官员头脑清醒，知道建设富裕、民主、环境友好型的新农村，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不能有浮躁的心态，也不要想走什么捷径，更没什么灵丹妙药可用。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的不少官员在谈到新农村建设时都强调要有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一哄而上。”这样的话不断地从他们的口中传出。针对历史的教训，他们还特别表示，过去那种人为地树典型、树样板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了，不能强迫农村去接受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穿一样的鞋，过一样的桥”。

人们所说的历史教训，主要是指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客观地说，人民公社制度其实还是有一些积极因素的。但是当时强行让各地实行，无一例外，显然有违经济规律，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大刮“共产风”，不让农民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让其自主生产，弄得农民怨声载道，其生活也没得到改善。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矛头直指旧体制。80年代初，改革出现第一次高潮，公社体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退出了历史舞台。

至于学大寨，我是有亲身体验的。70年代初，我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山村务农，当时学大寨运动正方兴未艾。大寨的一切做法——从生产方式到组织形式，乃至它垒梯田的方法，都是先进经验。媒体广为宣传还不够，政府还组织各地农村基层干部到大寨实地学习取经。我所在的生产大队领导也去了一趟大寨。可是他回来没说什么大寨的好话，尽挑它的不是。比如说那里的饭难吃，环境不好，还拿那里的人或一些做法当笑料，逗得村民们乐不可支。当时生活普遍清苦，农民们把这叫“穷开心”。不久我就明白了，那是农民把官方搞的运动不当回事的一种表示。说白了，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那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运动能改善他们的境况，他们从心底里很厌恶这种做法。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在最近这次乡村行中就特别注意倾听基层群众和干部的真实想法。我采访了30多位农民。农民都很实在，所以我问话从不提大道理，不从概念出发，也不谈离他们很远的事。但他们主动提起，我自然接话。比如，我在云南中部一个叫可官村的小地方，遇到了54岁的可正兴，他就主动说起了建设新农村这个话题。他说：“新农村建设不好搞哩，没有钱，怎么搞？我们农民主要有三个困难。一个是房子问题，再一个是看病难，第三个就是教育问题。都是要钱的事情，上面这个费那个费又多，我们实在吃不消啊。”

我对他说，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帮助农民富起来，就是要减轻他们的负担。他答道：“我听说了，听起来蛮不错。但是呀，你看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看得多了。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开始是个好事情，结果却不好，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情况多得很哩。”这位农民还表示，他的运气不好，好事落不到他头上。

像可正兴这样信心不足的农民并不在少数，他们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知道中央的政策好，但担心地方或基层的干部不能完全落实，担心所谓“政策走样”，怕空欢喜一场，什么实惠也得不到。我向云南的一位官员谈起过农民们的担心。他说，其实中央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多次强调，新农村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必须实事求是，不准搞花架子。不过他也表示，问题当然并不那么简单，中国这么大，农村这么广，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官员肯定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农村建设的成功有赖于反腐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各项事业的进步。它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私有化是灵丹妙药吗？

下渌村是一个有着210户人家的村子，位于北距广西首府南宁市约40公里的武鸣县。当地人认为它在建设生态友好型村庄、走共同富裕之路方面颇有成效。2005年，该村810名居民人均收入3,600元，略高于3,255元的全国农村人均收入。

下渌村地处广西中部小丘陵地带。山岗耸翠，田野泛青；果树成林，农畴连片。丘岗之中有一条质量不错的公路，一头连着下渌村，另一头连着四车道高速公路，向南直达南宁。村头有一株近600年的大榕树，好似一个巨大的守门人。这个村庄更像是一个城市的居民小区：三层或四层的小楼房，白墙红瓦，与四周的绿色原野交相辉映。这里找不到过去农村常见的破烂不堪的茅草屋，所见的都是名副其实的民居。村里的各项事业看上去颇为红火。村民身体健康，穿着整洁，个个忙忙碌碌，就像其它地方的农民一样。

我们不是第一批参观者，当然也不会是最后的。除了农民新居和势头不错的生产外，据说这里的农民文化生活丰富，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犯罪率逐步下降，已成为广西的一个农业窗口。加之这里风景优美，难怪时常有人造访了。

下渌村人把他们的成功归为集体经济，显然不打算削弱这种经济形式。坦率地说，在不少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相当薄弱的。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东部安徽省的一些农民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完全不同于过去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家庭联责任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迅速在全国推广。于是，在许多地方集体财产很快即被分光到人、到户。不过也有例外，有很多村镇不愿实行承包制，不愿分田到户、将集体财产一分而尽。对于这种情况，政府也不强求。相反，当时的政策是让农民自己决定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

在决定集体经济命运的时候，下渌村人相当冷静，做出了时至今日还感到颇为得意的选择。村长韦世宁回忆道：“当时（80年代初）很多村一夜之间就把集体财产分光了，他们的集体经济成了空壳子。我们觉得集体经济搞得还不错呀，就没有分（集体财产），保留了下来。大多数农民都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当时的村领导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幸好没有分，要不然今天哪有这样的集体经济实力？”

韦对我说，集体经济只要有好的机制是可以搞得很好的。从长远来看，集体经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他以本村为例：“比方说，你要修路，修水库，这下你知道集体经济好了，能发挥作用了。几年前，我们准备把村里的旧房子折掉，修漂亮的楼房，还打算铺路。那时候要是没有集体资金，哪敢修呀？”他又谈到建设环境友好型村镇，说有了集体经济，做起这件事来就容易多了。

活又说回来，集体经济也不是处处都成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徒有虚名，有的基本上就是失败。另一方面，私营经济在农村充分显示了它的积极作用和活力，成功之例屡见不鲜。就全国而言，私营经济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其潜力不可限量。

正因为私营经济表现不俗，于是有了私有化的问题。一个在国内外都广泛讨论的问题是：私有化是解决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方法吗？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均一直坚持私有化是根治中国农村问题的良方，而我遇到的中国官员和农业专家均持保留态度，并强调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如广西的农业专家张明沛所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我们的国情不同于其它国家。西方的做法不能照搬，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与张持同样见解的人很多，包括武鸣县的官员潘金宝。潘过去也是一个村官，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弄清楚农民们到底要什么。农民都跟着感觉走，他们是很讲实际的。什么致富，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不管什么口号呀，宣传呀，政府的喊话呀，等等。他们就相信现实。”所以实行什么制度、运用何种形式都要讲实际。

潘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一种农业生产制度或方式，可以归为私营经济范畴。这种制度或方式在中国过去28年的经济改革中起了革命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能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万能的。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是有局限性的。

潘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要致富，还要靠集体化，靠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制不能强制推行，集体化也不能这样搞。还是要靠农民自愿。”他认为农村的问题很多，不可能“一把钥匙开万把锁。”私营的方式需要，集体的方式也需要。至于用哪种，怎么用，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刀切。在建设新农村这件事上，“我们不想一哄而上，不想急于求成。最主要的，是要让农民得到实惠。不过说实话，这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到底这项工作有多艰巨？

建设新农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只是潘金宝这位基层干部这样想，可以说，所有了解、关心中国农村的人都会这么想。中国必须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上获得成功，否则，它的现代化努力就会落空。换句话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我所接触到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现在政府也好，媒体也好，专家也好，对他们的关注明显增加了。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建设新农村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伟大的工程。而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机会，一个过更好日子的机会。他们不喜欢讲理论的东西，也不愿意谈太远的事、宏观的事，他们只来实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过好日子。”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对此，44岁的农民赵玉萍谈了她的看法。

赵生活在云南南部一个叫茶树林的村庄，村民除生产粮食作物外，也种植茶叶和咖啡。看得出，生活正在改善之中。但是赵并不满足。她对我说：“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吧。但是还是有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缺乏资金。大家都说，‘要致富，先修路。’一点儿不错。我们也想修路。想把现在的土路改成沥青路或水泥路。可是修路要钱，钱从哪儿来？所以我们希望有人资助我们（修路和建基础设施）。千事万事，发展是头等大事。过去我们为什么受穷？就是因为没有产业，经济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赵说出了众多农民的心声，她的话也可以说代表了包括云南、广西在内的西部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看重经济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由此断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发展。实际上，西部地区的人民现在很清楚，他们不应该走东部一些地区先发展（经济），后治理（污染）的老路。就说赵的家乡云南吧，这是个自然、人文资源都非常丰富的大省，有不少自然保护区。如今，环境保护被列为该省的重点工作。省环保局副局长高正文明确表示，在这样一个到处是宝贵资源的省份，“保护（环境）是第一位的，开发是第二位的”，这是一项基本政策。

不仅云南如此，广西也一样，这两地的人民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新模式就是中国人现在经常讲的科学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它的实施可以说更加艰巨。所谓新，是相对于80年代那种发展模式而言的。那时候，在一些沿海地区，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也带来环境的重度污染。如今，那样的发展模式将不允许在西部重演，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当然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云南有80个贫困县，在这些地方，脱贫是压倒一切的。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杨培森认为：“你不可以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的名义下制造出一批‘生态贫民’。”他指的是在自然保护区，开发是受政府严格控制的。而保护区又多在贫困县，不开发，如何脱贫？到头来人们还是受穷。他说：“这些地区（贫困县）的人民也有权利致富。你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在那里过‘共产主义’，而让我们在这里过‘奴隶主义’吧？那未免太不公平了吧？”

鉴于这种情况，杨建议中央政府从全局的角度予以考虑，设立一项生态补偿金，对生活在保护区内的人民给予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保护环境而抑制了开发，从而做出了经济上的牺牲。他说“我们寄希望于这个大局上的补偿。”他说的“我们”应该说不仅指云南，也包括整个中国的西部地区。而他之所以称“大局”，显然这个问题靠个别省区是难以解决的。

说到这里，你可以感觉到，中国人还是像一二十年前一样，张口就谈发展。但是现今谈发展与过去已大不相同。如今在谈这个问题的同时，人们还谈生态，谈环保，谈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普通的农民很可能弄不懂这些新名词，但有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科技的进步正在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沼气在云南、广西两地的广泛运用。人们还把沼气的推广看成是建设生态友好型村镇的一个标志。广西的农学家张明沛指出，沼气有多种用途。“使用它可以减少污染，气可以燃烧，（燃烧后的）渣滓可以做肥料。煤呀，天然气呀，电呀，这些都不是再生能源。但是沼气是再生能源。”他说在广泛使用沼气的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山又绿了，鸟兽又回来了。”张提供的数字表明，整个广西有24万处沼气池，使用沼气的农户占全区农户的30%。而在全国相应的比例是10%。

张明沛是一个新农业技术的实践者和推广者。他强烈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其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创新与高科技的运用。这一点，在中国的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可以说有着广泛的共识。一谈到科技，我们就接近问题的实质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科技在未受过教育或受过极少教育的人群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中国现有7.45亿农村居民，占全国13亿总人口的57%。他们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又是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所以重中之重的工作是教育农民。这才是抓住了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

我此行在云南玉溪市下赫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要富口袋，先富脑袋”。此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只有受过教育的脑袋，只有装满知识的脑袋，才可能把中国的农村建设成为全世界都愿意看到的、先进发达的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长征，任重而道远。

文：黎海波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