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政府首度将反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的重要内容提出，并将其明确定为今年的工作重点。

3月15日，四川达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原达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李祖伦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李祖伦受贿122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李祖伦去年6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不久被逮捕。达州市检察院指控他在1997年至2005年春节期间，利用医院采购药品和购买医疗设备之机，收受11人25笔贿赂，共计124万元。2005年12月和2006年2月，达州中院两次开庭公开审理该案。法院认定，李祖伦受贿金额共计122万元，一审判处李祖伦有期徒刑14年，对受贿所得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述案件是今年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法院审结的商业贿赂案之一。

近年来，商业贿赂现象在中国很多领域广泛存在。从去年开始，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今年更是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的内容列入2006年工作重点。

南开大学国际法研究院教授程宝库说，目前在中国商业贿赂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名词。一般认为，商业贿赂是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或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程宝库说，商业贿赂正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并成为今后发展的一大隐患。整治商业贿赂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商业贿赂：危害经济运行的“潜规则”

近年来程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商业贿赂问题。这一问题最初引起他关注的原因，是他发现多年来，在经济生活中，商业贿赂一方面似乎是一种广为人知的事情，另一方面被依法判决的此类案件却很少。

从2000年至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机关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606件，案值达52.8亿元,罚没款约8.1亿元。而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仅是浮出水面的部分，还有很多案件根本没有进入执法者的视线。

多家媒体援引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张忠宇副处长提供的资料说，近五年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逐年上升，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占同期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却始终非常小，尚不到1%。这一数据与人们印象中商业贿赂普遍存在的判断严重不符。

“商业贿赂在我们的社会中究竟状况如何？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2005年4月，程宝库向学校申请课题立项，对此进行调查和研究。

调查结果让他感到震惊：中国的商业贿赂现象相当严重，已经成为某些行业市场的“潜规则”。商业贿赂的手段从巧立名目以“宣传费”“车马费”“劳务费”给付现金，到提供实物，以及提供居室装修、安排国内外旅游考察等，名目繁多，其中以财物给付最为常见。

程说，面对这样的‘潜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选择屈从，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我们何尝不愿意公开公平的竞争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民营企业销售人员在中国著名的网上论坛新华论坛发贴，说这种潜规则逼着销售人员不得不违规操作。他披露自己所属行业商业贿赂的内幕说，他们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供电视台使用的电信设备，做销售必须要跟电视台那些有购买设备决定权的人搞好关系，其方法大多是请客吃饭、娱乐，或者送礼，安排对方出国考察、替他们买大宗商品的单等等，如果在交易成功了，还要给有关人员“信息费”，多则几十万，少则几万。即使这样，由于行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别人比自己更有手段，一切“贿赂”都可能是白费工夫。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不做这些是不行的，商业贿赂其实对于竞争残酷的企业来讲，实际上才是购买了入场券。

“国家要整治商业贿赂，我是由衷地支持。”这位销售人员说。这种丑恶现象玷污的不仅仅是社会风气，更是极大地破坏了商业规则。程宝库教授说，商业贿赂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会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经济健康发展；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假冒伪劣产品大开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已成为滋生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

程说，商业贿赂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有难以承受的社会后果发生。他举例说，像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经济从人均收入3000美元到7000美元，一般只用3年左右的时间，最多的用了6到7年。然而像拉美的几个国家在达到3000美元之后，不能上升，反而上下震荡。造成拉美国家如此状况的正是腐化的商业风气，权钱交易的商业贿赂潜规则。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商业贿赂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程宝库说。

全面宣战

2006年，中国政府正在以反腐败的名义向商业贿赂宣战。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廉政会议，部署2006年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治理商业贿赂”成为重点之一。此前的2月15日，温家宝在部署行政监察工作时，要求认真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并重点查处政府机关公务员在其中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

就在上述廉政会议召开前一周左右，一份由中央纪委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下发到各部委和各省市。

事实上，这一工作中央政府从去年开始就已在着手布署。

2005年7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治理商业贿赂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对此拿出解决方案。此后，9月份中经委牵头成立了由包括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内的18个部门组成的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参与单位从原来的18个增加到22个。

今年2月下发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近期的专项治理作出了安排，要求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主管(监管)行业、领域和单位的商业贿赂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并责成其从2006年第一季度开始，组织本行业企业事业等单位，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对不正当交易行为进行自查自纠。在自查自纠的同时，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泛、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案件，依法从严惩处。

这份《通知》还明确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重点治理的对象。

目前，与这六大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已开始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做出反应。交通部、国土资源部等有部委开通举报电话，表示欢迎举报与其所辖领域有关的商业贿赂行为。

“这一切都显示了高层治理腐败，打击商业贿赂的决心。”程宝库说，中央政府的决心对于治理商业贿赂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附：一个举报医生的自述

不久前，新华社报透露了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一所医院举报药品回扣外科医生肖启伟的自述。以下是这份自述的内容摘编：

我在医院当了35年医生。就我所知，药品回扣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以后，大大小小的药贩子进入医院，面对面与医生接触，公开发放药品回扣。与此同时，医院内部根据科室的药品收入、辅助检查等收入提成。每年医院都给各科室下达经济指标，与职工的收入挂钩。

在开江县医院，有一种门诊用量很大的抗菌素针剂，在外面只卖10元一瓶，但在县医院里竟然卖到72元一瓶，医药公司给医生的回扣多达20元，是我们医院药品回扣最高的一种药。有的医生1天就可以开出6瓶到10瓶，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一两百元的回扣。

近几年来，医药费迅速上涨，涨到老百姓难以承受的地步。作为县医院的医生，8年来，我家里人生病都不在县医院开药，因为这里的回扣药太贵了。

1998年新院长上任后，药贩子开始进入医院与医生面对面接触。院长解释道：“医院搞点回扣药，目的是为了提高职工待遇。”我觉得这话有一定道理，自己作为科主任，应当跟院长保持一致，便自觉地在科室和大家一起开回扣药。一个月下来，还真尝到了回扣的甜头。

这样搞了两年后，我看到了严峻的现实：病人承受不了高额医疗费用，约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处方外流；门诊由原来的每日400人次下降到100人次；患者对医院的评价也是每况愈下。作为一名老医生，我非常痛心，决心与回扣划清界限，并开始了对回扣现象的举报。

在举报过程中，多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领导对我提到，现在政府对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医院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似乎只要加大投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就能解决回扣问题。可是我想，医务人员每月的收入到底要拿到多高才能不收回扣呢？3000元还是5000元？触手可及的回扣利益与按部就班的工资，哪个对人心的诱惑更大？恐怕很多医生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砍断医生药品回扣的中间链条，不管政府投入多少都会是个无底洞。

2001年1月，我匿名举报了开江医疗界的回扣问题。卫生厅一名纪检书记来开江调查，把院领导们着实吓了一跳。可这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2002年底，我当着院领导和全科职工的面，宣布将带领外一科成为无药品回扣科室，并制定了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这件事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当场还有职工喊出要把我这个科主任“拉下马”。

2004年11月，我以实名举报了县医院药品回扣的情况。四川省纪委、省卫生厅等部门组成的省市联合调查组终于着手调查此案。2005年3月，达州市检察院和市纪委对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等人立案审查。调查组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上交回扣、红包。

截至2005年5月，除我一人上交回扣4万元、红包1000元以外，全院另有近20名医生和药剂人员每人上交回扣几百元不等。

2005年5月至8月，达州市有关部门在全市开展了“退红包、清回扣、正风气”的专项治理行动。11月，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我谈话，虽然肯定和赞扬了我的举报行为，但也婉转地希望我不要越级反映或与新闻媒体接触，办内退远离为好。

而在同事们眼中，我成了一个挡大家财路、脑袋不清醒的“异类”。院里唯一支持我举报行为的一名科室主任，被无缘由地免掉职务。

就这样，我无奈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到外地一家民营医院打工。

200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就这样，我无奈地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远离家乡到外地一家民营医院打工。

2005年，四川省有关部门联合展开医疗卫生系统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办128人，涉案金额近千万元，涉及36名医院院长、副院长和一批处室领导。这使我感到安慰，感到我的付出还是值得的。

文：封婧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