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宣期刊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外国读者。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外国读者的口味是怎样的？相信不少人看过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也读过今天的美国人库恩写的《江泽民——他改变了中国》，我们试图从他们看中国的视角中，了解外国读者的需求。最终，我们发现那些曾被中国记者忽略的细节，那些不曾被中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出现在他们的笔端。

经了解，能经常有机会与中国记者同行，并不断亲自写稿的外国专家当属中国外文局各期刊社的专家为“最”。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一次次走到中国百姓的生活中去，将自己看到的原汁原味的东西传递给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海外读者。

中国外文局近几年来组织了数十次外国专家采访团，赴中国各地采访，他们采写的稿件的确有新的视角，字里行间透着对发展中的中国的一份新奇，他们又将这份新奇传达给了更多的海外读者。

本刊推出这组选题，就是要使我们的外宣工作者通过“外国专家‘写’中国”了解：中外媒体人之间，对同一个事物不同的表述，同一个过程不同的角度，以此进一步探讨新时期外宣工作“三贴近”的有效途径。

生活在中国外文局旁边的人可能都习惯了这样的一幕：高鼻梁、蓝眼睛的欧美人，肤色微黑的阿拉伯人……每天在北京西城区这座爬满青藤的院子里出出进进。

中国外文局国际合作部主任刘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谈到外国专家写中国的好处时说：“回忆起中国外文局成立至今的50多年，外文局发展史的每一页都留下了外国专家的身影和足迹。一切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局局长蔡名照曾在新年外国专家招待晚会的致辞所讲道：‘多年来，外国专家在为向世界各国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外国专家积极投身图书、期刊、网络对外传播工作，在选题、采访、编辑、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外国专家，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内心都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他们的工作早已成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访谈是从组织外国专家在北京过大年开始的……

真实的生活才能写出好的报道

这几年，刘东可没少与外国人交朋友，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到来时，他常和外国专家在农村过大年。

本刊在2004年就刊登了《北京周报》法文专家李莎和《今日中国》阿文专家侯赛因写的以在中国过春节为内容的文章——《鞭炮、饺子》、《中国人为什么进步？》。文章发表后，其有趣的描述和有深度的见解，颇让中国读者同乐。那几个春节刘东记忆犹新：

金发碧眼、服装鲜艳的外国朋友的到来，给通州区大营村带来了新奇与快乐：外国专家和村民们一起逛庙会，到村民的小别墅中做客......

伴着院落里“噼噼啪啪”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吃着热气腾腾刚出锅的饺子，外国朋友在中国体验了一次原汁原味、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中国新年。

今年在通州过春节，明年就转移到延庆，对此，这些专家非常喜欢，同时也通过他们的报道把一个现代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告诉给了我们的海外读者。

刘东告诉当地农民，你们和外国人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平时过节吃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一天，这座小山村的农民们特别放松，他们白天在一起包饺子，逛村景，晚上就聚在一起放鞭炮，这使得这些专家好不惬意。

通过充分调动发挥外国专家的优势，推动外文局期刊本土化是外文局组织外国专家活动的初衷。这也是中国外文局贯彻中央服务“大外宣格局”思想的具体举措。

组织外国专家写稿，或者共同策划选题，既补充了中国记者在家闭门造车的局限，此外，外国专家对选题也起到了补充和良性互动。

在刘东看来，首先，外国专家比我们有着语言表达上的优势，他们采用自己国家的母语写作，并且文章是给跟自己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看的。他们的文笔幽默，擅长运用本国读者感兴趣的典故，用得非常巧妙，一些俚语的加入，很容易让读者会心一笑。这样就能把很枯燥的选题做得巧妙，甚至将一些政府法规、白皮书、人权、西藏问题等，在坚持我们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采用一些巧妙的方法进行报道。

《人民画报》英文部副主任张荣在谈到外国专家写稿子与中国记者有何不同时，说：“简单地说，外国专家的稿件更加直观，可能是一开始，他也并不了解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能让不了解的人更容易看懂，看问题保持最纯真的角度，而我们中国记者可能太深入其中，思前想后，想在一篇文章里包含太多的内容，反而让这样一篇文章很难读懂。”

其次是加强针对性。

刘东说：“我们读到中国记者在境外采访的、描写外国的文章，我们会觉得可信，这如同我们知道一个美国人一直不能公正看待中国，那么他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就不可信一样。当你的思维模式、视角、基本观点，都得到读者的认同，再加上语言是流利的外文，即表达形式是读者能接受的。”

他们背后有最直接的读者

刘东在接受《对外大传播》记者采访时说：“外国专家写中国不一定很全面，但是他们的文章风格很有针对性。知道他们对哪些方面感兴趣，就了解到他所在国家的那一部分读者想知道的内容。比如，我们问俄罗斯专家，你经常和家里通电话，一般家里最关心你在中国的哪些方面情况？结果他的答案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他妈妈关心他在中国吃得饱吗？环境污染是不是很严重？”

看来，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而且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自己的家事，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

关心环境话题远不只是俄罗斯专家一家，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于是，专家提出“如果采写北京政府为改善环境出台了哪些相关政策，墨西哥读者也许会觉得有用”。

美国专家的家人不太关心人民币是否坚挺，但是却很担心外国专家在中国的生活指数是否下降。谈到此，刚陪同专家从浙江回到北京的张荣说：“我们这里的英文专家更关注社会经济类的话题，也关注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他还说，总之，外国专家对没看过的东西就感兴趣，他们在寻找文化差异。而那些能触动人类共同情感的事物也很能打动他们。最近，专家们报了好几个选题，让读到选题的人耳目一新，甚至迫不及待地想早点看到他们的稿子，如现代家庭装修的选题，毕竟中国单元房的装修和国外别墅的装修是不一样的。此外，他们还曾经做过现代白领健身的选题，反响都不错。

刘东说，从始至终，必须贯彻“三贴近”原则，贴近外国读者，选题必定要是外国读者欢迎的。我们把专家看作是第一读者，关注专家对选题的认可度。我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当你远离对象国，远离读者时，外国专家就是对象国的代表，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质，因为他们是在同一种文化氛围下长大的。试想一下，如果外国专家不感兴趣，那么读者也不会感兴趣。一篇好的文章在专家改稿的过程中，就决定了它是否基本成功。

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对日传播刊物《人民中国》执行主编王众一的观点更加完善了这一观点，他说：“来了外国专家后，的确起到了增强可读性的作用。如果你曾参加过我们的选题会，你会发现编委会上选题的策划依旧以我们的意见为主，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有开放的心态，不是说外国专家说的都要听，也不是说外国专家说的都不听，要以理服人。借鉴外国专家好的观念。引进‘外智’，是借助他们了解受众的思维习惯，提高针对性，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的队伍得到锻炼，通俗地说，就是利用洋拐棍更好地走路，要自力更生。

“我们是借助外国专家和他们的文章创造中国外宣品牌。换句话来说，就是以受众能接受的方式做我们的宣传，形成双方的对话。而不能是《朝日新闻》怎么写，《人民中国》也怎么写。外国专家来到《人民中国》之后，彼此影响和改造，他们也会经历一个很困难的转变过程。如果认为外国专家来了，我们能成功，那就陷入了一个‘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怪圈。

“的确，外国专家是我们的第一读者，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他能代表所有对象国的读者口味，读者是不同的，可能有的读者喜欢传统文化，有的读者喜欢现代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在选取专家时，会考虑老中青三代不同专家。”

组团前选题策划是关键

掌握了读者想了解的问题，国际合作部在作选题时，就有了基础。

刘东说：“说到选题，我们为了做好某个选题，组织外国专家做相应的采访，事先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们不是盲目地举办活动，而是根据外文局编委会提出的每年度以及阶段性的选题计划，组织和策划外国专家活动，是服务于外文局整体工作的，也是服务于全国的‘大外宣’格局的。为专家做好选题也的确是做好文章的关键之所在。外国专家感兴趣的选题，更能代表外国读者的需求，这比在对外宣传中‘王婆卖瓜’般地自说自话更能取得好的效果。”

《人民画报》英文专家Paul在回答《对外大传播》记者关于完成一个好的采访关键点是什么时，他回答：“出发之前收集信息很重要，如果收集的信息不够，便很难进行很好的采访，而且行程要有所安排，有时采访的时间太紧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采访和拍照，写出好看的稿子就很困难了。”

前不久，中国驻日本的文化参赞黄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曾说到，“外宣”与“外交”要两条腿走路。结合对外宣传要做哪些事情，以及国际舆论斗争的需要、外交的需要，在这一范围内提出一些外国专家感兴趣的选题，这便是确立选题的关键。

刘东说：“在选题策划过程中，我们把选题分类，面对所有在外文局工作的外国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把一百多份问卷回收，这些问题涉及社会、文化、民俗、教育、医疗、体育，等等。最后将外国专家感兴趣的领域和外文局编委会的选题计划重合的部分进行选题策划。

“我们不做没有针对性，没有动脑子的选题。没有经过精心策划的选题，好比请专家吃饭，你叫什么对方吃什么，对方吃不吃就随他自己。这样是不对的。你既然请人吃饭，要不就让对方参与点菜，要不就是你了解他的喜好，点的菜是对方爱吃的，这样吃起来的心情一定不一样。

“即使有了外国专家，即使有了好的选题，仍然要‘三贴近’。根据这几年经济报道的外宣报道方向，2006年中国外文局国际合作部策划了一个选题，组织专家团采访南水北调工程沿途的省份。并不是为了写这条渠，而是拿它当线索，找寻到一个由头之后，顺着这条线索下去，就如同一个万花筒，透过这个万花筒，一个中国社会的万花筒，通过这样的引子，引出一系列的话题，民俗的，环境的，经济的……将中国的现实介绍出去。”

说到这，刘东还讲起了过去工作中的一个小插曲：“我们曾经策划过一个选题，准备报道某监狱中为正在服刑犯人开设自考考场一事。当时西方国家出现了很多针对中国监狱不友好的报道，诸如所谓劳改产品进入欧美市场销售，用犯人器官进行人体器官的移植，甚至还有孤儿院虐待孤儿的血腥报道等。我们的采访既反驳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攻击，也正好是国外媒体的关注点与外国专家感兴趣的问题统一。只要是有分析能力的外国人，都会为这样的一次采访，对掌握这个资料感到高兴。

“这次采访进展得很艰难，从北京司法局到北京监狱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申请采访的报告一直打到司法部政策研究室。我就像今天接受你采访这样，用20分钟的时间阐述我们的想法，我就说：我们主要是通过这样典型案例说明中国的人权现状，哪怕是犯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减少他刑满释放，回归社会时所面临的障碍。我这样一说，他很理解，于是就同意了我们的采访请求。

“可以说，类似这样的活动也反映了我们工作方向的转变，从最初的各社提要求，到我们主动找选题，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有价值。”

但这次采访，给刘东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采访的是一所北京市模范监狱，所以当时设计文章配图用一些阅览室看书、开饭等贴近生活的画面，专家提出了配若干插图的请求，结果对方没有允许。事隔多年，提及这个话题，刘东仍是一脸的无奈和遗憾，他认为在对外宣传中，这个选题可惜了，所讲的故事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整篇文章却没有一张相应的照片相配，外国读者会有疑问，他们会问：为什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却没有一张外国专家或本刊记者拍的照片呢？而今天，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针对国外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不实报道，国际合作部也组织外国专家旁听了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的涉外知识产权案，通过一家美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侵权，最终中国公司败诉的这样一桩案件说明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所作的努力，外国专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中国政府如何裁决知识产权案件的这种方式，得到的影响力当然是最好的。

谈到遗憾，外文局一位日文专家说：“我的中国同事，在选题或写稿过程中，过于追求深度。其实读者想知道的就是一般的中国情况和中国人的感受，不是国家的意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做选题或写稿。中国人重视用文字来说明或介绍一个问题，因此使得文章有点长、有点复杂，其实可以相应地用图表来表示。”

专家引进与读者市场相辅相成

前几年，在用人单位和外国专家间有个不大不小的尴尬。外国专家管理条例中规定：工作满五年，没有特殊情况的，不再续聘。而这五年正是专家了解中国情况比较到位的时候，也是中国编辑与外国专家比较熟悉，在工作中日益增厚了感情，产生了了解的时候。

当初做这样的规定，是有一些考虑的：专家离开自己的国家五年后，他的母语有了一定程度的退化，对于本国现实社会的情况也不一定了解。打个比方说，一个说中文的人，如果他不上网，那么他对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语言，如青蛙、MM、恐龙等词语会产生陌生感。

令用人单位愉快的是，这些规定从90年代之后，便不再那么刻板了。因为人才太难得了，谈到此，刘东说：“一位专家能够连续被用人单位聘任五年，那他就属于大浪淘沙中被留下来的金子，是适合你需要的人才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从进入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缩小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再说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

谈到挑选外国专家时，刘东说：“除了有采写方面要求外，还要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对华基本友好，二是愿意正确报道中国，三是有新闻写作的经历。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特别的要求。国际人才市场很大，但是好的专家难求。你把适合的人才放走了，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在谈话的过程中，刘东一直强调着这样一个观点，即组织外国专家的工作也是为了贯彻书刊本土化。而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刘东说，“为了达到‘三贴近’，我们要求书刊本土化的业务人员懂外语，懂新闻，会写文章，懂读者对象，懂国外市场情况......外文局长期以来比较缺的也是这类的综合型人才。”

这样的缺憾相信不是中国外文局独有的。长期以来，做翻译的不会写文章，会写文章的不懂读者需求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对外宣传书刊要走出去，必须要做好“三贴近”。引进外国专家作为推进期刊本土化工作为首要任务的外文局而言，又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对此，王众一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对于外国专家的使用，不能仅仅强调思维的差异，也不要片面夸大外国专家和中国记者之间的差异，更不能认为洋人来了，我们怎么也赶不上。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危险的。

“中国记者应该向外国专家学习一般新闻的表达方式，稿件里必须有‘五个W’要素。有些中国记者写文章，一下子就进入主题，比如介绍社会主义新农村，日本不了解新农村的背景，而我们的记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文章的阅读对象，就像对待国内读者一样，把背景的交代一概忽略掉，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对外针对性。

“中国记者和编辑在编辑外国专家稿件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看看人家是如何写作的。而且，外国专家严谨的工作态度，能改进我们的企业文化，人家是雇员，尚且如此认真负责，如果我们用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工作是说不过去的。”

要知道，一次成功的引进，不仅弥补了人才队伍的不足，也是对外国读者市场的一次引进。“为什么这么说呢？引进外国专家的同时，加速国内人才的培养。发挥外国专家的作用，让他们在实践中帮助我们培养国内的人才队伍，并通过对外国专家的了解，间接地了解了对象国。”刘东形象地把它称之为“双轨”。学习外面的世界，一方面是“走出去”，一方面是“请进来”。目前的人力和财力还不可能把大批人才派出去。用“请进来”的方式，能更有效地解决大部分干部的培训问题。

引进外国专家，就相当于引进一个好的老师。刘东介绍说：“今年引进外国专家时，有培训方面的偏重，那么，我们在选取人才的时候，除了注重在采编方面的特长外，将着重引进有从事教育、培训方面经历的人才。为大家提供一个充分的、必要的条件，把课堂建立在生活圈子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随着聘用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专家本身也会自动产生压力，当他感到知识水平达不到你的要求时，要不他辞职，如果他想留下来，继续从事这份职业，那么他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刘东说：“原先我们只是聘请外国专家改稿，很少发挥他们直接用母语写作的优势，而现在我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对于我们国际合作部来说，是一次角色的转换。部门和专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侧重对外国专家的管理，老是给外国专家制定规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近几年，在局领导下，我们的工作也有了创新和突破，好比一匹千里马，它用来拉磨可能一点用也没有，但是你不能因此说它不是千里马，把它放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驰骋，千里马的优势必然发挥出来。”

鲜花怒放，觥筹交错，笑语欢歌。

中国外文局每一年的外国专家新年招待会上，都会有新的面孔出现。一批批的外国人来外文局工作、生活，又离去；一批一批的新人又来。他们参与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艰苦事业里，不经意中，自己也变成了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的中国通。

有趣的是，这些外国人，不管回国多久，都不会忘记外文局，不会忘记坐落在北京西城的这个院子。这里是他们从遥远的异国来到中国时第一个拥抱他们的地方，也成了他们留在北京的、永远的家。

文/本刊记者周瑾  责编/周瑾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