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童年”概念里的美好在他们的经历中出现得越来越少,充满压力的课内外生活,是其压力的主要来源
北京的小学1年级学生岑成虽然只有7岁,可遵照父母“指示”,已开始为10多年后能够考上大学作准备了。不过,“备战”工作并不顺利,近日来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不起来,老觉得“不舒服”,厌食或贪食。仔细检查之后,医院的诊断结果是,身体没有任何的疾病。小儿科医生建议他的家长咨询心理大夫。
“造成他症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是压力。”在心理医生看来,岑成充满压力的每一天,可能就是压力的来源。“感到压力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现在不少孩子无法承受或处理来自多方的期望与要求,而导致心理问题。”
岑成是按钟点安排自己的“奋斗”生活的:每天早晨5:30被父母或闹钟惊起,最近5:20左右便“自觉”醒来;5:45开始长跑30分钟,在户外,或在家中的“跑步机”(岑成很清楚,这是锻炼身体,而并非“玩”);7:00背上至少有3公斤重的书包走出家门,由父母或爷爷送到3公里以外的学校;下午5:00以前由爷爷接回家后便开始写作业;19:00边吃饭边与大人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其实更想看动画片,但这只是一种“奢望”,要到星期六的2小时内才能被实现);吃完饭15分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则是打开电脑,可不是坐在那儿玩游戏,而是从一大堆教学软件里挑选一些做练习;在不用鼠标点击的时候,他又忙于学英语和背古诗……
“在他1岁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他学习字母表了。”岑成的爸爸岑军不无骄傲地说。他希望儿子今后能够掌握两、三门外语,“10岁时将让他上奥林匹克数学班。”
实际上,现阶段的每个星期六,岑成要去参加某民营学校开办的“数学兴趣小组”,虽然他在“非公开”场合多次声明“自己对数学并没有什么兴趣”;而每个星期日,他还得到少年宫上“小提琴班”。
“我们严格要求,是为儿子日后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想让他的童年丰富、充实而有意义。”岑军说。他对孩子面临的压力不以为然,但很显然,岑成的童年并不快乐,是失衡的童年。
一个平衡的童年至少应该除了上学、做功课以外,更要有时间玩耍。而公允地说,岑成的父母从来没有不让他玩儿,但他要做的“更紧要的事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学会放弃”,把所有“业余”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学习上。如今,他很怀念“小时候”(上学前)与邻居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光。
教育专家认为,儿童也需要家庭以外的接触,因为这些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孩子们了解他们自己,并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一个过度繁忙的儿童是无法培养这些关系的。”而具体到岑成,恶果已经显现:即便是面对同学,他想主动说些什么,却常常不知道如何张口,这使他经常处于一种落寞与孤独的情绪当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胆小怯懦。而男同学友好的推搡让他在东摇西晃中不知道该怎样利用这种互动来推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只好以笑容回馈,但换来的是同学们的轻视。
在岑成周围,同样“不合群”的同学还有很多。身为独生子女,他们的成长方式由本应群体的、活动的、自发型的状态,进入到孤独的、“静止”的、被迫型的“怪圈”之中,其社会性发展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我很快就会成李钰那样了!”在接受采访时,岑成带着哭腔、几乎是喊着说道。
“李钰”是岑成从一篇杂志报道中结识的“同学”,也是独生子女,只比岑成大5岁。她面对记者采访时表情木然,说这是在“放松脸上的神经和肌肉”。放学回家乘坐公共汽车时习惯往车窗外望--这对她而言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户外时间”。除此之外,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屋子里--家、教室、补课老师的家。在没上学之前,她就开始学钢琴,上小学后则上奥林匹克数学班、英语班,现在上中学一年级的她每周要补3门功课。“今年除了春节时父母让我休息了几天以外,其它时间都在为了学习而忙、忙、忙。”
从学校坐车回家大约需要半个钟头的时间。她家的附近就有一所中学,只需3分钟便可以到达,但父母托人联系了现在这所离家比较远的学校,因为这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多。不过,他们曾经想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但被女儿拒绝了。“我对父母说不需要这么花钱费事儿,但实际上我另有一层考虑。”李钰说。
真正的原因是她很享受这忙里偷闲的宝贵时光,哪怕只有这么可怜的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一天中唯一可以透口气、最放松的时候,睡觉时都没有这么放松。”李钰说她做功课经常要做到后半夜两点。“有时睡得很轻,会突然间以为自己功课没做完而醒过来。”
“我也一样!”岑成说这话时竟然有些“他乡遇故知”般的激动。他说自己好几回做过这样的梦:终于参加完高考,可当天被通知说,由于考试题出错了,因此所有考生都必须重考!
岑成称自己还和李钰姐姐一样,越来越喜欢晚上的氛围,“夜色是冷静而寂寞的,这更贴近心境,让我们感到亲切。”他觉得这种孤独情绪已经成为自己性格的一部分。或许每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让其不开心的事,但他也找不出令自己开心的理由。
应该说,在当今中国,像岑成、李钰这样无法享受童年快乐的孩子并不在少数。他们饱受的压力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
去年9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云南、甘肃和河南6个省(市)进行了“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调查”。调查发现,无论是平日还是周末,中、小学生的学习时间超过教育部门相关“标准”的比例均占50%以上,其中小学1-6年级学生2005年周末作业时间超标比例达70%以上;近一半中、小学生在去年暑假参加过补习班;57.6%的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苦恼。
“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按照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王玉凤研究员的说法,其中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达到21.6%至32%。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包括三部分组成。首先是重度精神病症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这部分所占比例很低;其次是精神障碍患者,这包括常见的多动症、儿童抑郁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焦虑症等,不少孩子情绪还会出现从低落到狂乱的两极紊乱,而这原本被认为只是成年人才有;第三则是一部分精神疾病高危人群,即没有达到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已经开始具有其中的一些症状表现,如果任其发展则会转变为病症。
“值得重视的是,诸如多动症、焦虑症、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所瞄准的对象越来越低龄。”一直关注儿童心理疾病问题的中国新闻社记者何晓鹏说。
专家更是担心,许多患心理疾病的孩子所处的年龄正是其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异常,通常不会自动恢复,从而直接对其性格造成重要影响,导致性格压抑、心灵创伤,阻碍他们社会性的发展和交往能力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成年。“这就像是小时缺钙而得佝偻病,无论你长大后如何补钙都无法矫正了--因为关键期、可塑期已过。”北京少年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郑毅教授举例说。
应该说,心理疾病越来越成为“国际通病”。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范围内儿童患有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比例为20%。这意味着每5个的孩童中有1个受到心理方面的困扰。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博士则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3000万孩子遭遇心理问题或许是最保守的估计,实际人数可能扩大到5000万。“‘3000万’这个数据已经用了很多年,其本身也只是一个估算。”她还指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只能通过各地所做的一些局部调查来估算。
去年上海妇女联合会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该市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达21%-32%。
1984年以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对北京市某些城区的小学生作过4次儿童心理与行为问题患病率调查,1984年为8.3%,1993年为10.9%,1998年为13.4%,2001年则增长到18.2%。尽管这几次调查在选择区域时前后有所变化,但它所反映的增长态势无疑是越来越严峻的。
文:唐元恺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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