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4日，本刊名誉总编辑爱泼斯坦先生去世一周年的前夕，今日中国杂志社举行座谈会，其生前友好和同事深切怀念这位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先驱。

爱老从16岁从事新闻工作直到89岁，对于对外传播有丰富的经验，他经常问编辑记者，你们所写的文章、拍的照片给谁看，是外国读者当中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对你的题目有无兴趣，对题目所涉及的内容他知道多少，有无疑问，最想知道什么，然后再下笔。他写《西藏的变迁》一书时，不仅四次进入西藏，通过艰苦而扎实的采访获得了翔实的资料，而且研究西方读者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点。由于有着丰富的阅历，并经过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对于中国的西藏问题西方更为关心的是自己在西藏的利益，而且置疑西藏的政教合一，于是他不仅如实报道了西藏的发展变化，还比较了在美国的印弟安人的情况，使读者看到西藏人民的生活好于美国的印第安人。他写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不仅提到中国历史，还把中国的这段历史放到整个亚洲的背景下，使亚洲读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兴趣。

爱老始终认为对外传播要用事实说话，他在写《宋庆龄传》的时候，将本刊的创始人宋庆龄作为一位世界上的伟大女性来写，他反复核实传记材料，认为不能有任何创造。因此书中没有引用任何对话。

爱老认真扎实的采访风格更是为大家所敬佩，他不畏艰苦深入到采访地，认真记录，始终保持着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

他关心读者的需要，在经常参加国际活动过程中不忘了解读者所想，把读者的需要带回编辑工作当中。

爱老的工作方法与敬业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传播从业者遵从的典范。

5月26日，在爱泼斯坦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爱泼斯坦和与夫人邱茉莉的墓碑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落成，爱波斯坦的亲属、生前好友和同事200多人参加了骨灰安葬仪式。

爱泼斯坦1915 年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迁居中国，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从美国回到中国筹办《中国建设》。曾任《中国建设》（现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总编辑，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副主席，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是第六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先生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亲身经历了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出版和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向世界真实而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爱泼斯坦2005年5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邱茉莉1905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1943年与爱泼斯坦在重庆结婚，被爱泼斯坦称为“生命中最美的音符”。她1952年起长期担任《今日中国》和外文出版社改稿专家。(本刊编委会)

半个世纪的友谊

文/ 田 森

岁月匆匆，人也匆匆。弹指一挥同艾培相交竟已半个世纪，这期间我们有过数不清的推心置腹的长谈，可谓从天下事到家事，真是无所不谈。艾培不仅通晓西方，而且熟悉苏联，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造诣常令我赞叹不已。早在8岁时他就开始读托尔斯泰、契可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少年时代也很喜欢世界史，并曾立志要写一部世界历史的专著。难怪当年一家英文报纸曾刊登过一则题为《八岁少年立志撰写世界历史》的消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每隔三年都要重温一遍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我同艾培之间的交谈往往是用英文和俄文两种语言交错进行的。哪一种语言更能确切的表达我们的意思，就使用那一种语言。

这些年来我在英国调研和讲学，少有见面。我们最后一次晤面是在2004年底。尽管他已卧病，但那却是一次病榻倾心，一谈竟是两个多小时。临行前他用颤抖的手在他的新著《见证中国》的扉页上写下了“送给我多年的好友田森”，分手后第二天我就回英国了，正是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11个小时的航程，一路上我贪婪的读着，它不仅使我忘却了旅途的疲劳，更由于不时的激发着一种崇高的情感而令我心醉。记得那天临别前，艾培紧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安心地去吧，我会好起来的。你看，我所有的牙齿都是原装的，连一个都没有坏过。别忘了还有好些事情等着咱们去做呢！”他那慈祥的面庞上浮现着自信和亲切的笑容。 我怎么也想不到分手还不到5个月，伦敦电视突然传来了艾培逝世的消息，我被惊愣了，好一阵子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好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们分明商定明年回国时一定要再好好谈谈的，而今诗罢对谁吟？一种苍凉和怅然若失之感不禁袭上心头。

这次回国后，我特地去看了艾培的夫人浣碧，她也对我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信心，他说他还有两个愿望要去实现：一是看海峡两岸统一，二是坐火车畅游西藏。艾培，你真的不该走，你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艾培从两岁来到中国，到他去世经历了88个年头，可以说他的整个一生都与中国人民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特别是为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编了半个世纪的中央级的对外宣传刊物，写了好几百万字的高质量的宣传中国的书稿，审定了大量的英文重要文件，为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出计谋献良策，功莫大焉！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出色的桥梁工程师。尽量以外国人能接受的方式宣传新中国，以中国人能理解的方式评说西方，从而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我特别欣赏艾培提出的在对外宣传中要注意少发空泛议论，多让事实说话的原则，其实在对外宣传中又何尝不应当也注意这个准则呢？以事实说服人，以可靠的信息量取胜，乃是当今世界为文之道也。艾培不止一次同我谈起肖伯纳，赞扬他的文章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可见天下的好文章都是靠事实来说话的。

艾培做学问十分严谨，可谓一丝不苟。1983年他把刚出版的《西藏的变迁》送给我并说：“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花了约30年功夫才把它写完。”“你从调研到著作问世用了这么常的时间跨度，对许多往事的印象不会模糊吗？”“不会！”他用毫不含糊的口吻回答我。说罢就带我走进了他的藏书室，很快便从书架上取出了一大堆装订好的草记本，那上面不仅有在飞机、汽车上草就的凌乱的字迹，有速写，而且还有各种足以唤醒他记忆的相形图画，大约有3000多页，近100万字，看到这些“宝贝”后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艾培的记述总是那么精确呢！他见我若有所思便打断我说：“任何人的记忆力再好，也没有笔记本可靠，做为一位严肃的作者，我们告诉读着的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必须确切。”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在修改他为叶君健集子所写的序言，但改来改去，总也不满意，最后还是决定忍痛放弃，他绝不愿意把一个自己都不十分满意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1994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家庭年，联合国有关负责人希望我们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能在中国举行一次高层次的学术讨论会，以配合联合国的这次重大活动，我就这个想法事先同艾培交换过意见。他说对此我们理应全力支持，并就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即席地有感而发。直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他说过的一段话：“我很幸运，三次婚姻都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幸福。如果没有家庭，我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么多工作，也许连它的一半都未必做得了。”说罢他便以他惯有的幽默笑着说：“你以为1＋1永远等于2吗？”

艾培是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的顾问，他几乎参加了我们中心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并不时地对中心的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他就是这么一个非常认真的同志，要么谢绝担任顾问，要么极端负责。那次家庭问题学术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这同爱培的大力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为中国人民的事业贡献过力量的国际朋友成千上万，可像艾培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的事业献身的朋友更是难能可贵。他不仅在中国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而且在“十年动乱”他受迫害身陷囹圄的时候，依然毫无怨言，还想着等出来之后怎样才能为中国人民多做些事情。这是何等了不起的胸怀啊！

记得是1979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艾培被任命为《中国建设》总编辑。据我所知，这是外国血统的中国人首次担任如此重要机构的第一把手，所以我特地向他表示了祝贺。可他坦诚地对我说：“我的命运是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出任这个职务，又有什么值得特别庆贺的呢？”

艾培说得多么好啊！简单的一句话就把什么都说明白了。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早已同中国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在他看来，能为此献身，是他最大的幸福。难怪他的逝世激发了中国人民那么深切的悼念。

爱泼斯坦的雪域高原情结

文/ 陈日浓

在爱泼斯坦毕生从事传播中国的记者生涯中，对西藏有着不解的情结。从50年代起的半个世纪间，他四次踏访雪域高原。直至90高龄，他仍怀有一个梦想--“尽管年事已高，我仍然希望坐火车去西藏一趟，这是我长期的梦想。”

“在新中国我看到的所有变化中，世界屋脊上的变化是最引人注目的。西藏跨越了一千年，从农奴制、奴隶制一下子跳到了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爱泼斯坦十分关注对西藏的研究和对外传播，希望世界能了解真实的西藏。因为他知道国外一般人对西藏很不了解，加上西方舆论的影响，使外界对西藏还产生许多误解。

爱泼斯坦几次赴藏的时机都是在西藏社会经历重大变革之际，回顾他半个世纪四上雪域的采访经历，每一次的相关报道都非常深刻地反映了西藏在各时期经历的变迁。

爱泼斯坦第一次赴西藏是1955年，是从四川成都市乘吉普车，沿刚修建成的川藏公路，跑了12天才到拉萨市。他曾回忆说，路难行，“颠得我骨头都快散架了。”但是他认为人民子弟兵在这样地势极端复杂的高山峡谷中，在很短的期间能赶修出两千公里的公路，真是个奇迹，而且“一路景色如画，瑰丽多彩，难以描述。”

1955年，西藏和平解刚刚3年多。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西藏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启了从黑暗到光明的序幕，但当时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旧貌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在采访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旧社会的形形色色。他曾回忆道：“我首次访问拉萨时，西藏仍然是中世纪的景象，生活在尖锐的矛盾中。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在拉萨上空飘扬。但核心政权仍然掌握在西藏当地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权力集团的手里。……在人民和革命红旗之间，是封建的皮鞭。”这些都生动地揭示了当年隐隐燃烧在西藏社会内部的尖锐矛盾。采访归来，他写了《在康藏公路上》、《日喀则两姑娘》等文稿，还采写了西藏的系列报道--《西藏从10世纪到20世纪之路》、《西藏的新方向和新人》、《西藏走向富裕的开端》等文章，刊载在美国的《新时代》刊物上。这可能是新中国50年代早期通过一手资料，系列介绍西藏的外宣文章。

他第二次进藏是1965年。这时西藏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很快平息了叛乱。随后又开展民主改革，推翻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他此次赴藏，主要采访了许多城乡刚翻身当家作主的农奴、奴隶，欣喜地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成长为各级政权的干部。他仔细地参观了西藏革命博物馆和一些地方的旧庄园遗址，因为那里展示着西藏旧社会的反动、黑暗的罪恶历史。然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民主改革短短几年中，雪域高原呈现出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他满怀激情，又写下许多篇报道，如《拉萨工人拉珠一家》、《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等文章，这些报道除在本刊发表外，还在美国《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刊出。

1976年爱泼斯坦第三次赴藏，这时西藏与全国一样经历与刚刚结束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十年“文革”动乱，这使他有机会看到这场动乱给西藏造成的损失与挫折，以及后来开始的拨乱反正。他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要面临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西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爱泼斯坦是个勤奋的老记者，深沉的西藏情结和对外传播西藏的历史责任感，支持他长期坚持研究西藏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为日后成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珍惜每次赴西藏的机会，每次采访他到要花二三个月的时间，深入高原的城乡和牧区，访问普通藏民。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时期，他蒙受5年冤狱，恢复工作后又要求去西藏采访。回京不久又逢唐山大地震，他在地震棚里赶写报道西藏的书。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爱泼斯坦的巨著《西藏变迁》英文版终于在1983年著述完成，并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如今此书已经过多次再版。这部书内容丰富，系统介绍了西藏从农奴制跨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变革，是由中国出版专供外国人阅读的有关西藏的经典著作。一位研究西藏的学者在书评中写到：“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有一本如实反映西藏情况的书，提供给外国朋友阅读，爱泼斯坦终于完成了这个历史性任务。”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素材全部基于作者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基于这些丰富的感性认识，作者以流畅的笔锋对西藏进行了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纪实报道，记录了许多农奴奴隶翻身做主人的动人故事。此书还表现了作者开阔而深刻的视野，他查阅运用了中外大量有关西藏的史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今昔强烈对比的背景材料。他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见证了在中国统一团结的民族大家庭里，西藏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变迁；揭露旧西藏的黑暗及帝国主义的罪恶历史；他以鲜明的新旧对比，有力地批驳西方关于分裂西藏和所谓人权的陈词滥调。

爱泼斯坦最后一次到西藏是1985年。这次他是作为西藏的老朋友被邀请去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第四次踏上雪域高原，他已届古稀之年，但此行令他心情十分激动。他见到当年了采访过的老朋友，昔日的农奴。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已成长为领导干部，与西藏各族人民一起建设新西藏。访问归来，他热情地写下了《八十年代的西藏变革》一文，较全面地介绍了改革开放给西藏带来的巨大变化。

作为老记者，他拥有丰富的经验，他热忱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记者，希望他们也能关注和报道西藏，因此在给年轻人讲课时，如何对外传播西藏也列为内容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作为总编，他主持编务工作时，更是直接指导对西藏的报道。

1986年，为了加强西藏的对外宣传，我们计划出一本从生活角度通俗介绍今日西藏的书，他当之无愧是我们最好的顾问。他认为由本民族的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外传播西藏是很有说服力的。经过多次研究，我们采纳了他关于突出报道西藏普通人的思路，约请20多位西藏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同胞，以他们各自切身的生活经历为题材，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西藏人谈西藏》的书，并以多语种出版，获得了外国读者的一致好评。

他对西藏同胞的情愫是深沉的，直至晚年都完好地保存着他每次采访西藏的笔记本和自己拍摄的照片，还有他身着藏服与藏族同胞亲密合影的珍贵图片。在他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见证中国》的回忆录中，还专门有一章回忆他四上雪域的难忘经历。他高兴地看到同事们为祝贺他90寿辰出版的画册中选有他在西藏拍摄的照片，因为这是他记者生涯的一部分，也是他见证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爱老已经离去，梦想未酬，但是可以告慰他的是，青藏铁路已经建成，他离去一年后，今年7月火车将正式通达拉萨，我们年轻的记者将乘火车踏访雪域高原，继续向世界传播西藏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供稿：《今日中国》 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