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相比，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她们多样化的实践。除了上文谈到的对于“失落”的作品的发掘、翻译、注释、批评，以理清重要的女性译者，“提示出可能建立起女性译者谱写的种种关系”并“试图突出翻译成为女性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的诸多时刻”（同上，p3）以外，女性主义译者很重要的一片天空就是翻译当代的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主义译者也尝试翻译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文本，即带有浓厚男权思想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译者质疑原文的用词、语法、概念和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表达，并尝试用创造性的译法来凸显原文或源语的性别歧视的性质，引起读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翻译意识形态上友好的文本，即本身就有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时，“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才能最完美地体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种种实践手段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女性主义作者认为父权制下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女性的思考与写作，从而尝试使用新的词语、新的拼写、新的语法结构、新的意象和比喻，以及一些“文字游戏”（wordplay），旨在超越父权语言的成规，突出女性的身份特点和人们对女性的常规认识。她们认为“女性拥有自己能随意使用的语言会为她们的创造带来影响，对她们进行革命性思考以及创造新作品产生作用”（Flotow，1997：15）。显然，女性主义作品的语言除了表达文本意义，同时也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手段，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实验性质。翻译时，译者必须在具有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文化中创造一种与原文对应的行文方式，使译作同样能引起人们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实践与当代女性写作之间的合作可谓女性主义运动在语言和文本方面的双重出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女性自我表达的潜能。西蒙指出，“女性主义写作和翻译相通，都极想在意义生产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Simon，1996：13）大多数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表明，在文本、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心领神会的共谋和合作，作者和译者在一种当代性的框架下共同操作，参与一种互为影响的对话。女性主义翻译不是要损害原文本的意志，而是要扩充和发展它。

弗洛图（Louise von Flotow）列举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三种干涉文本的方式：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增补即“补偿”手段，一般的翻译者也常使用，但女性主义译者只注目于补偿原文在表述性别意义上的方式。比如：在英语单词one中用粗体的e来突出法语中的词性；HuMan中用大写的M来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造新词auther来译法语的auteure，等等。（供稿：《中国翻译》杂志）

中国网 2004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