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法国《世界报》驻华首席记者柏滨

历时九个月的中国文化年于7月2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优雅谢幕，通过“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多彩的中国”三大板块，向法国公众展示了中国形象。法国舆论界认为，中国文化年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日前，本刊记者采访了法国《世界报》驻华首席记者柏滨，请看他对开放的中国以及中法文化交流的印象。

中法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化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至今已经有40年了，但法国公众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了解得不多。

记者：柏滨先生，你作为法国《世界报》驻华首席记者，在中国工作了6年，去过很多地方，接触了很多人，请你谈谈你对我们国家的印象。

柏滨：我来中国时，已经开放了，中国已经走出了封闭的状态，并逐步受到西方国家的尊重，这是我来时的背景。

我对中国的印象总体分三部分，首先是外交领域，中国加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尤其是2001年，中国取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六个月之后，又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两件大事表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

第二是中国的内政，虽说步子迈得不够大，但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在解决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上措施比较得力；在户口、婚检、独生子女的政策上逐步放宽，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以来，在言论自由上也宽松了一些，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减弱共产党的统治，反而强化了共产党的统治。

第三是中国的社会，社会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的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贫富的分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分化，农村和城市的分化，每次我出去采访，无论是坐飞机还是自己开车，出了北京，到不同的省，尤其是到了边远的农村就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一样。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两极分化吧。

为了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中法互办文化年，在法国历时9个多月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已于7月2日晚在巴黎凡尔赛宫落下了帷幕。法国舆论界认为，中国文化年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文化和经济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

记者：柏滨先生你对此怎么看？

柏滨：关于中法文化年，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不平衡的现象，中国人了解法国比法国人了解中国要多得多。现在中国人去法国，法国人总问中国人一些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开放时期，大家对外国的一些不同的模式和生活方式都非常感兴趣，是一种渴求的状态，相比之下，法国人对中国还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

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赞成。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介绍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开始在法国出版，还有很多杂志上的文章、图片都以不同的形式来介绍中国，这会加深法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不过，有两点我想提出来，第一，像这样的活动，官方色彩不要太浓，政府介入少一点会更好。第二，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去，法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是毛泽东时代的清一色的中山装。而现在中国向外界介绍自己时总是注重耍龙灯、跳狮舞、旗袍等民俗的东西，把中国完全变成一个民俗化的国家，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说的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个意思。

2003年，中国文化年在法国举办，这是一个极好的契机，法国人一下子了解了中国。不光是文化年，还有杨利伟登上太空，以及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快把自己推向了世界。

近几年来，中法关系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尤其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本人酷爱中国文化，他曾写信给华文报纸《欧洲时报》社长说：“我对中国及其文化兴趣浓厚，对进一步发展法国同中国的关系的愿望始终不渝。”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即将于金秋十月在中国闪亮登场，希拉克总统将亲自来北京出席法国文化年的开幕式。

记者：请问柏滨先生，你希望中国的媒体怎样来报道这件事情？什么样的形式法国公众最容易接受？

柏滨：怎么报道法国人不在乎，法国的中国文化年和中国的法国文化年，法国人更关心前者，而中国可能两者都在乎，因为中国人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但有一点法国人看得比较重，那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和法德意见不一致，美国人批评我们，我们很生气。

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赞成仅凭想象来判断事物，比如说，一提到美国，就说美国人肥胖，美国人只吃汉堡包、喝可口可乐；谈到法国，就认为法国人特别浪漫，法国女人很漂亮，法国美食很诱人，法国的葡萄酒名扬四海；说到中国就是耍龙灯、跳狮舞、旗袍，等等，其实这都是很片面的。我希望中国人了解的是一个真实的、客观的法国，而不是梦想中的法国，这是最重要的。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中国人对法国人太好，这可能与中国的外交有关，中国与法国建交40年了，是国家级朋友关系，不好意思批评法国人，其实不然，对法国人来讲，好与坏要以事实而论，优劣均可以说。

法国是传媒大国，《世界报》是法国国家级报纸，也是世界强势媒体之一，西方媒体的经营理念比较先进，经营水平相对较高，而中国的传媒市场尚处在探索和发展中，尤其是在世界传媒领域还处于弱势地位，这其中有语言的局限和文化的差异，可能还有报道技巧的问题。

记者：柏滨先生，你是西方媒体的记者，深谙西方受众的心理，又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你对我们的媒体目前这种经营模式有什么看法？西方媒体平时最关注我们哪些方面的报道？

柏滨：首先不可否认，中国媒体在进步之中，比起10至20年前，由单位订报，发到读者的手中，到现在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报亭选择购买，这已经改善了很多。当然，衡量报刊经营的好坏还是要看发行量的。

我个人认为，《新京报》是一份很好的报纸，我也很欣赏《财经》杂志，它们的独立性很强，有思想，有自己的观点。

但中国的传媒官方色彩仍比较浓厚，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报纸，曾经是很有独立性的，在商业上是很有竞争力的报纸，受读者欢迎的报纸，现在的可读性大不如以前了。

一般来说，中国的报纸都要附属于上面的一个单位，附属单位的级别越高，相对自由度就越大，比如说，《新京报》附属于《光明日报》，而《光明日报》由中宣部主管，因此，它的自由度就大一些。而《北京青年报》背靠北京市，是市一级的报纸，自由的空间相对要小一些。再比如，《南方都市报》，它的记者可以深入到河南的艾滋病村去采访，做这样敏感的话题，不会有人管，但你要揭露当地社会的阴暗面，触及到当地的利益，就会有人出来干涉。

西方媒体平时关注中国除了大的方面外，还有一些社会细节方面的事情。

《世界报》是一份比较严肃的报纸，但第一版上有一个窗口，我们法国人称它为“肚子”，在这里我们用简单的文字，轻松幽默的形式来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在《世界报》的“肚子”上曾经登过中国的宠物问题，养小狗的人还得给狗纳税；

中国的新年，有些农村妇女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出生在羊年，而希望他们出生在龙年；

中国的大熊猫过于受宠，它们的生死都要上电视或者见报；

还有人们总是用领袖的标准去要求扮演领袖的演员，告诉他们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弄得他们哭笑不得。这些事情对西方人来说都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 柏滨先生，你在中国工作了6年，一定有很多体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听说你任期即将届满，卸任在即，同行们都希望你在离任之前，讲点你在中国的故事，我们都想听听一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真实感受。

柏滨：这太多了，先说今年春节，我去了安徽，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做年饭，看老爷爷写对联，晚上看他们给死人烧香，对我来说，这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在山东曲阜孔子的故乡，看到很多餐馆都写着，“孔子第七十四代传人”，“孔子第六十九代传人”，等等，他们都标榜是孔子的后代，这很有意思。

但去陕西，就没那么轻松了，我们在一个县里调查农民的问题，那里的税收很高，农民的负担很重，地方政府非法占用农民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造成当地农民对他们的政府产生不满情绪。

在河南上蔡县看到艾滋病人艰难的处境，这是我情感触动最大的一次。当然，在城市就不一样了，我采访过不少中产阶级，包括海归派、高科技一代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他们一个个信心十足，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刚才我们讲到社会分化问题，不仅是城市和农村的分化，贫富的分化，还有思想上的分化，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一部分人则很悲观。

我还特别喜欢去中国的边界，研究那里的贸易、文化，我对少数民族也很感兴趣，我希望我能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记者：你认为记者与传媒的关系是怎样的？我觉得有时是很矛盾的。

柏滨：我想信息不是传媒，记者不是做传媒的，记者是反对传媒的，其实这并不惊讶，公司要做传媒，政府也要做传媒，各自都在卖自己的信息，如果做的跟别人一样，就没意思。

记者的职能是如实地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单纯地做政府传媒的工具。法国人有句谚语，就是从来不说正点到达的火车，只报道迟到的火车。因为每天正常运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报道，如果第二天打开报纸，都是讲天气非常好，路上没有堵车，就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就是记者并不一定反映事物的本象，而要报道一些特别的东西，引起公众注意的东西。比如说出现的问题你不说，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迟到的火车，你不去报道，它就会永远迟到。

我的意思不是批评中国政府刻意地去隐瞒问题，我们对自己国家要求也一样，我们的政府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同样是该批评的时候就批评，所以说记者有净化社会不良现象的功能。

采访结束时，我问柏滨，如果我请你用一句话来概括你对中国的印象，那会是什么？他很干脆地回答：“中国的苏醒。”我想我就用他的这句话来作为这篇访谈的标题吧！

资料

《世界报》（Le Monde）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创刊于1944年12月8日。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世界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60年代，《世界报》每年赢利增长10%以上，1969年达到1500万法郎。70年代，由于新闻纸涨价和经济低迷，该报经营不尽如人意。进入80年代后，报社比较重视广告经营，广告的增加带来了内容的调整，但《世界报》仍然保持着高品位。

《世界报》内容规整，严肃清洁，版面紧凑，基本不登照片，只有少量的图表和漫画，文字考究，注重背景和资料介绍，时评水平高。现在每天出版38版，发行量是40万份。读者一半受过高等教育。

该报社目前拥有采编人员400多名，还有一部分自由撰稿人。在世界有20多个分社，中国分社有两名记者，柏滨是1998年来中国的，目前担任首席记者。（文/潘天翠 责编/翟淑蓉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