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称《参考消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周恩来总理说《参考消息》是“中国最好的报纸”；《参考消息》有“万报之报”的美誉；它浓缩了国际新闻的精华，是广大读者认识外部世界的窗口。

在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参考消息》还能一枝独秀吗？让我们听听掌门周树春的高见。

记者（以下简称记）：《参考消息》是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份报纸，它及时反映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浓缩了国际新闻的精华。作为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参考消息》报总编辑，周树春（以下简称周）先生，请您谈谈现在的情况。

周：《参考消息》从1957年3月改报并扩大发行以来，已经走过了47个春秋。几十年来，它以不同于任何其他报纸的特色，始终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目前，《参考消息》仍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

《参考消息》的报道方式是独特的，这种特色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参考消息》的评价。几十年来，作为一种集纳天下报章华萃的报纸，它始终是广大读者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人们因此送给它一个“万报之报”的美誉。《参考消息》还是惟一进入世界报纸前十名的中国报纸。

记者：《参考消息》的办报理念和宗旨是什么？

周：对于以国际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报纸来说，在办报理念上可能都会努力让中国读者、受众或公众通过阅读我们的报纸增强国际观念、跟上世界潮流，同时增强对在这个大千世界中鉴别是非的能力。就《参考消息》而言，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办报宗旨是“见世面”、“种牛痘”。

记者：《参考消息》的确有引导中国人看世界的态度的一面，它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与外界的关系。我要问的是：从创刊到现在这一思路有过一些变化吗？

周：是的。从历史上说，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观念演化过程中，先是出现“师夷之技以制夷”这种观念，继而产生对外部世界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以后的岁月中，实际出现了一个“向世界学习”的过程，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题。

与“向世界学习”相平行的另一个主题，是源于屈辱历史记忆的爱国主义或所谓“民族主义”，包括某种流淌在我们血管中的所谓的“义和团情绪”。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民族主义一直是我们中国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第二，由于中华文明的特性，民族认同的三大基本问题，即“我们从何而来，现在何处，要去何处”，可能总是潜在而格外困惑地萦绕在我们心头。

《参考消息》作为报纸问世的时候，是一个“中外分明、敌我分明”的世界。但现在，世界已不是过去的世界，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就有一个探索新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里的“世界观”是狭隘意义上的“世界观”，就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看法。

记者：《参考消息》已经保持了很长时间强劲发展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各种资源在相互组合，新闻传媒也面临重新洗牌，《参考消息》还能继续保持一枝独秀吗？

周：《参考消息》之所以能长盛不衰，这一方面决定于中国的国情，即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特殊认同的复杂的关系或情结，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着某种独特的甚至是难以复制的核心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了长期积淀起来的独特资源，包括有形的信息、人才和网络资源，也包括无形的品牌资源。虽然自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替代性媒体”，但可以肯定，迄今还没有谁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竞争对手，《参考消息》“独一无二”的地位还没有人能够撼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我们一贯注意居安思危，始终强调不进则退。

记者：你们去年又推出了一份新的报纸《国际先驱导报》，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周：《国际先驱导报》创办时，我们不太张扬但旗帜鲜明地喊出了一个口号，就是“探索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作为大背景的。

从定位看，《参考消息》是一份“广播”报纸，受众范围很广，读者中有国家领导人，也有打工妹。而《国际先驱导报》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窄众”报，目标读者更明确一些，瞄准追求国际化和前卫意识的那部分受众。

记者：问您一个很私人的问题。据说您的小提琴拉得很专业，这个特长对您所从事的事业有帮助吗？

周：我的确是做过专业小提琴演奏员。音乐是人类情感的一种高级表达形式，是灵魂和精神的宣泄。它不仅能给人带来愉悦，还能激发人的形象思维和创造能力，提升人的情操及审美意识，特别是能磨练人的毅力和敏感性。我想，敏感对于新闻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过去学习音乐对我有什么具体的益处，就我本人而言，可能就是多了一点敏感力和感受力。

记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发展稳定。您认为这会给中国的传媒带来一个盛世吗？

周：这是毫无疑问的，一是在2020年前，是国际新闻媒体的又一个机遇期。在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整个过程中，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培育国际意识和世界观念，公众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更加关注世界的变化，也会在意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二是2050年前，在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之前，由国际新闻媒体折射出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再就是中国国际新闻媒体的国际观在未来必将进一步演变，可能体现在“一个融合”上。从过去的“中外分明、敌我分明”，到现在的“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可能走向“全球世界，全球中国”，即国际观与民族观的进一步融合。当然，就我们的报纸来说，并不是要使理念“忘本”，“见世面、种牛痘”仍将是一种基本宗旨，但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国际新闻媒体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面貌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记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颠覆、颠覆、再颠覆”的社会，而且“颠覆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人类的世界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明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迷茫。

周：这也正是“探索新的‘世界观’”的意蕴所在。往往有这种情况，一次震撼心灵的经历可能对我们实施“价值的颠覆”。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把威斯敏斯特教堂上空的雾画成紫红色，伦敦人惊愕不已地发现，伦敦雾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灰色。我们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陡然发现，世界的色彩与我们原来的印象竟十分不同。每一次这样的体验，都可能使我们陷入迷茫和困惑。有时，在新知与旧识的反差之间，我们经历着判断和选择的煎熬。也有这样的时候，顽固至极的观念被一阵飘飘清风痛痛快快地吹得烟消云散。有意思的是，每一次迷惘总使我们更接近真理，而不是相反。

记者：当今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价值大混乱”时期，比如“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都使我们大跌眼镜。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世界的确进入了一个所谓“价值大混乱”时期。“9·11”事件后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文章，标题是“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判断的涵义是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的。从“9·11”到伊拉克战争，是从一个“颠覆”到另一个“颠覆”的历史必然。但从根本上说，这还是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说过的“世界大转折”，是一场历史性的世界变局。

这样一个“混乱时代”，用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是用以追究“事变提出的每一个历史之谜”的“历史学家的乐园”。但对我们，还是一个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的老课题。有史家说，近500年间，从大航海、中日洋务运动竞赛到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国与三次历史性机遇失之交臂。现在，又一个战略机遇期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次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那就是：必须把民族振兴置于世界变局之中。如果说世界文明主流日益显示为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这种观察是令人欣慰的。

记者：您对今天的国际传媒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怎么看？

周：一方面，一些传统因素的确发生了变化，这似乎将在未来产生一些值得注意的微妙影响。第一，我们和外界的距离大大拉近了。“世面”已远远不像过去那样“大”。记得在BBC一个对话节目中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北京中关村某IT公司老总，用几乎是蔑视的口气对BBC的一个著名主持人说：美国硅谷有什么，我们马上就有。相比之下，你们英国已经“太落后、太迟钝了”。话虽然有些绝对，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可见一斑。第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国人的自信和自豪有了更为物质的基础。近年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温和”、“成熟”，暗示着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有所淡化。第三，全球化是世界的发展趋势，国际社会日益相互依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因素正在出现，又将促进国际新闻媒体在未来的发展。第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第二，中华民族无疑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中华民族正在一场世界变局的过程中崛起。一方面，我们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清醒地睁大眼睛看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通过世界的眼光审视自己。无疑，“世界变局”和“民族复兴”这两大因素，将给国际新闻媒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祝愿《参考消息》越办越好。（ 文/李忠 责编/申宏磊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