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莎通讯社是意大利“全国报联社”（Agenzia Nazionale Stampa Associata）的缩写。它是世界八大通讯社之一。
安莎社同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多家媒体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963年他们同新华社签订了互相提供新闻图片的合同，1971年互派常驻记者，1978年又签订了新闻合作协定。安莎社前社长塞尔焦·莱普里和前董事长格朗佐托曾先后数次访问新华社。新华社几任社长穆青、郭超人和田聪明也不止一次访问过安莎社。
早在1968年，安莎社就建立了驻北京分社，据说第一位驻京记者是一位年逾花甲且十分能干的老头，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建社初期千头万绪的工作都被轻易化解。那时，现任社长那塔里刚刚进入安莎社，开始了报道国际新闻的第一步。
那塔里，是那种典型的亚平宁汉子——身材高大，胡子拉碴，还带有招牌式的神秘的微笑。记者在三里屯外交公寓他的办公室见到他的时候，首先便联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杰出的意大利足球明星。巧的是，那塔里本人也是一位超级球迷，于是我们的谈话便从足球开始。
离外交公寓只一箭之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正上演着亚洲足坛最高水平的对决。尽管这种比赛的水准比起他的家乡意大利的联赛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对球迷那塔里来说已经是盛大的节日。他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亚洲杯北京赛区所有的比赛，他全部到现场观看。在那些狂热的中国球迷中间，那塔里学会了一个很中国的词汇——“加油”。“我——给——中国队——加油”，那塔里连比带划地讲了这么一句汉语，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记者请他预测次日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那塔里分析一番后十分肯定地说，中国队将会取胜。遗憾的是第二天的比赛结果多少令人有点失望。
自然又谈到意大利的足球，记者问：要多长时间中国足球才能赶上意大利足球的水平？他稍作思考，伸出五个指头，肯定地说：“五年”。这个说法让记者甚是惊愕——惊愕于那塔里的入乡随俗，他这么快就掌握了中国式的“乖巧”。
那塔里来到中国才整整一年，之前曾长期在伊朗、中国香港和印度工作，先后见证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门事件，以及一波三折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对亚洲范围的问题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记者请他把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作个对比。那塔里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无疑要比中国缓慢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印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不同阶层的人难以交往，甚至不能通婚。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但是印度也有它自身的优势，比如较少依赖外资和信息的自由化等等。这又有效地降低了经济扩张带来的风险。那塔里说，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研究周边国家例如印度的情况，这就能避免少走弯路而获得较高的效率。
那塔里1951年出生在罗马。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安莎社建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长期财政困难，该社的壮大受到很大的制约。直到1980年，它才开始使用电子设备。而采用电脑储存资料则到1982年5月才实现，这不仅大大落后于路透社（1969年采用），合众国际社（1971年采用）、美联社（1972年采用）和法新社（1973-1976年采用），甚至比埃菲社（西班牙）和德新社都要晚。
安莎社采用先进的电脑设备后，财政更加困难，1981年财政赤字从上一年的18亿里拉猛增到30亿里拉（这一年的财政决算达400亿里拉）。从七十年代后期，安莎社进行体制改革，加强了经营管理，增设行政社长、总会计师、业务室主任、人事处长等职务，同时加强新闻推销工作，以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据那塔里介绍，安莎社今天的状况已经大为好转，不再为经济问题所困扰。但与其它西方著名通讯社相比，外派记者仍是最少的。北京分社只有那塔里一名记者，让人多少感到意外。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凸显了其工作的高效。
安莎社对中国的报道是比较客观的。前社长莱普里在访华后曾说：“中国小孩的脸蛋是圆圆的，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否则，小孩的脸蛋应该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孩子那样消瘦或干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安莎社将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文章汇编成书，取名为《六个月改变了中国》，充分体现了该社对中国的友好感情。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曾联手制裁中国。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安德列奥蒂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态度，率先打破僵局访问中国，成为制裁以来西方大国中首位访华的政府首脑。他的这一举动在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它国家遂纷纷效仿，争相派员访华，制裁堡垒从此打破。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安莎社也作了积极的详尽的报道。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久远，那塔里谈起来还是记忆犹新。他话锋一转，略显沉重地说：意大利现政府是历史上最为亲美的政府，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没有自己的主张。而在欧洲大国里，法国和德国就坚持独立于美国之外，尽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实际上，现在在欧盟内部，不仅是法德，其他国家也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对华武器禁运的松动便是很好的例子。那塔里十分肯定地说：“意大利政府不久也会走到这条路上去。”
那塔里对他的先人马可·波罗十分推崇。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在外界看来是十分神秘的，实际上，一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也还是极度封闭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您认为您是当代的马可·波罗吗？”对于记者的提问，那塔里又露出那颇具魅力的微笑，大声地用中文说：“是的！”那塔里的前任巴巴拉先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对中国历史甚至古典文学都有研究。“喏，”那塔里指了指办公室墙上张贴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年画和邓小平的肖像画以及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招贴画，说：“这些都是他的最爱。”说时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令那塔里更为羡慕的还是巴巴拉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会给工作带来巨大的方便。那塔里决心尽快解决语言问题：“我以后每天要说一小时中文。”
在那塔里的中国同事眼里，他是那种十分聪明，办事效率很高又很随和的人。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充当翻译的两位中国女孩便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那塔里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十分钦佩，认为他们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现代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塔里说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在欧洲的名气并不是很大，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但新政府亲民的执政风格已经受到好评。
那塔里非常诚恳地谈到中国在对外传播方面的一些不足。他认为对外传播不
应是千篇一律的正面宣传；向世界介绍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介绍一些具体的“人”。那塔里的一个商人朋友有一个中国合伙人，他来自西部贫困地区，凭借着执着的精神和良好的素质，利用国内优越的经济环境，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像这样的例子便很有说服力。
那塔里说，在中国的一年中，他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活力。他希望在任期内，能通过安莎社的巨大网络把更多中国的事情介绍到世界。他试图解答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有多大、多快；其背后的依据是什么。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话题自然又转到即将开幕的雅典奥运会。那塔里认为，凭借中国队强大的实力，进入三甲当不成问题。到时安莎社将会发布更多中国人胜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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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莎社成立于1945年1月13日，15日开始发稿。当时股东只有12家报社。1946年，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总共214人，只在纽约有一名驻外记者。当时的国际新闻主要采用路透社（从1945年起）和法新社（从1947年起）的，同时还同南通社、塔斯社等交换新闻。如今的安莎社在国内共有18个分社，设在18个大区首府：安科纳、波洛尼亚、卡利亚里、卡坦扎罗、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奎拉、米兰、那不勒斯、巴勒莫佩鲁贾、波坦察、罗马（兼管拉齐奥和莫利塞两个大区）、都灵、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主管波尔萨诺和特兰托两省）、的里亚斯特和威尼斯。
在本国有18个分社，国外有92个分社和记者站，总共有437名记者，其中有59名驻外记者。每天发稿22万字，用意、英、法、西、德五种文字发稿。（责编/翟淑蓉；《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