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804000>沈苏儒，1919年生，原籍浙江嘉兴。1945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译出版工作，已五十余年，是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专家、受中国译协表彰的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译协第一届理事，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font>

（10月21日正值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会议召开前夕，记者作为外宣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怀着敬仰的心情叩开了沈老先生的房门。下午的阳光照在宽大的客厅里，桌上已经摆好了我向沈老先生提过的几本他撰写的著作，书旁边还有一个大纸袋，里面装的好像是些剪报。）

记者：沈老您好！我们编辑部有您撰写的《对外报道教程》一书，有的编辑在谈体会时说：这大概是她看得最畅快的一本专业类书籍。可以用“像海绵吸水一样”来形容大家在读这本书时的愉悦状态。

您写这本书时，是在10年前，后来又作了修订，可以谈谈您是针对外宣工作中的哪些变化进行的修订吗？

沈老：这本书以前的名字是《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当时五洲传播出版社要出版一套对外传播方面的丛书。因为要赶时间，没有力量做大的调整，同时我也与爱泼斯坦先生交换了一下意见。他认为，这本书中援引的例子虽然是几年前的，但讲的基本概念和技术与现在的传播学是相通的。其中有一章关于港澳台方面的，因为形势变化很大就取消了。另外，我还有一部分想做而没有做的内容，如网络的兴起是个很大的课题，我想将来我会对此做个补充。

记者：您有一个观点，即：中国与外国读者之间存在一个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不同而造成的“沟”，这个“沟”有时候甚至还有人为因素。那我们外宣工作者应如何在这些沟上搭建桥梁呢？

沈老：这里面有个知己知彼的问题，你只有知道“沟”在什么地方，才能去架设桥梁。填沟，有许多工作要去做。其一，国家领导人一直要求我们做对外宣传要细水长流，强调潜移默化，这是永恒的规律。其二，填平这些沟，要有许多机会，还需要许多人一起去努力。其三，还要善于等待。也许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但不能期待它一下子就填平了，认识和理解是要有过程和规律的。其四，对这些因沟而造成的隔阂，要有一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因为人们的文化背景与实际需要各不相同。

记者：您曾说过“最好的宣传是让人看不出是宣传”，对此该怎样理解？

沈老：（笑）我不敢掠美，这话是《今日中国》的创始人之一金仲华先生说的。其实这个问题不说，一般高明点的做外宣的人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第一，“宣传”一词，容易让人感到是一种片面性的、主观目的性暴露在外的行为。这是一个基本理论性的问题。而“传播”就要含蓄、客观得多。比如，宣传西湖，你只要生动地介绍出它如何美就行了，至于它到底美不美，就要让读者去下结论了。好的“传播”是要把自己的目的性隐藏在里面。直白的宣传不是一种聪明的、有智慧的做法。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大家都很聪明了，如果你还用老办法就很吃亏。

记者：据悉，您曾在中国第一张英文报纸《上海新闻》做过编辑，又曾任第一本对外刊物《人民中国》编辑和多语种对外刊物《今日中国》副总编辑，积您五十年翻译生涯的体会，您曾讲“翻译是人类最高级最复杂的智能活动之一，它要征服语言和文化这两座大山的障碍才能完成。”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好吗？

沈老：这确如有的同志所说，翻译是文字上的第二次创作性的劳动，它的本质应当是为达到交流的目的，把具有某一文化背景的发送者用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尽可能充分地、有效地传达给使用另一种语言、具有另一文化背景的接受者。在处理编辑与翻译的关系时，过去那种有意无意地“以编为主、以译为辅”、“重编轻译”的看法和做法对工作是不利的。我主张对外刊物的外文版翻译人员应享有更大的编辑权，因为他们懂外语，更了解国外宣传对象的文化背景。如果编辑能诚挚地欢迎翻译对中文稿提出改进意见，使最终出炉的稿件能更加符合外文的特点及使用此种外文的对象国情况和受众的要求。这样的稿件会更加出色。

记者：您曾和另两名老同事在2000年6月北京申奥之际，发表了一篇《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的文章，以严谨的阐述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很多改进建议。另外您也谈道：“……提高对外的外语质量，从根本上说，当然在于提高全民的外语知识和掌握外语的能力。”您能谈一谈做这篇文章的初衷吗？

沈老：这里有这么一个背景，2000年申奥之前，奥申委征集了上千条口号。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口号“新北京，新奥运”，如果是直译，那就是“new（新）+奥运”。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因为中文这里的“新”字，是指以新的方法、新的姿态去承办奥运会，可这样容易给奥委会造成误解，以为我们要抛弃奥运会已秉承了千年的文化传统，最后就译成了“new+北京，great（伟大的）+奥运”。由此可以看到，翻译作为二次创作的重要性。很巧的是，爱泼斯坦先生刚从海南休养归来，竟带了满满一本备忘录，上面记下了各种标志牌的许多不正确的英文表述。当时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团长在京考察后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在几位老同事的共同谋划下完成了这篇文章。

（说到这儿，沈老从纸袋中拿出一份剪报，这是同年由他执笔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一篇内容相似、行文又略显活泼的文章，题目为《申奥——外语别给北京人露怯》。

文章中列举了很多让外国人很迷惑，让懂外文的中国人也啼笑皆非的纰漏。比如一位外国游客在北京要去上厕所，厕所的英语牌子上，把本来应写的“收费”两字，误写成了“募捐”。）

自从我们提出“大外宣”概念后（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各行各业几乎都有与外国人接触的地方，都需要使用外语，也就都有了对外宣传的任务和要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外宣”），不仅看到了中国外宣事业的发展，也暴露出我们的外语人才缺乏的尴尬。当然，人才缺乏是一方面，有时操作出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art(艺术)”就曾被油漆工在广告牌上误刷为了“ant（蚂蚁）”。

记者：从您发表上述文章到今天已经过去四年了，天安门广场东侧已竖起了“2008奥运会倒计时牌”，您认为传播界在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对翻译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吗？

沈老：申奥成功以来，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是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全社会都来关注外文翻译问题的氛围还没有形成。翻译工作不只是专业部门的事情，全民都应该关注，因为翻译的错误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记者：您曾呼吁建立针对外文工作的咨询服务机制或机构。早在1994年，外宣老专家爱泼斯坦在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封备忘录中针对深圳等地外宣品中所见的质量低、差错多的情况，提出过设立“对外外文诊所”的建议。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呢？

沈老：我们只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所谓“诊所”，就是咨询服务机构，所有对外外文材料（小至一句话的口号、大至一本小册子）都由这样的机构审阅、修改、润饰。这些机构须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和授权，由经过挑选的英语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汉英翻译学乃至法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以及外籍专家组成，以规范公共场所的外文使用，当然也可以把学生们组织起来，去发现、更正身边的外文错误。同时，中国人应该拿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些西方的文化。这样在学习和运用一种外国语言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记者：十分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期待您的呼吁能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责编：申宏磊；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