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画报》王景堂社长访谈录

提起《人民画报》，许多读者心里都蕴藏了一份珍贵的记忆。建国以来，在《人民画报》就以一幅幅精美的黑白照片滋养着自己的读者。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这份创刊于1950年的刊物投注了极大的关怀，毛泽东主席当年亲自为之题写的“人民画报”的刊名，那熟悉的字迹至今让人感到亲切。

在我们的外宣领域有不少这样老牌的被称之为“国家队”的刊物，但面对群雄并起的期刊市场，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代进步了，可我们有的“王牌军”却在老去，这个“老”字不仅是指我们的读者在老化，更是指刊物对新生事物，对文化制高点追求不至的无奈。然而，《人民画报》在市场经济一波又一波的浪头中，正上下努力开大船，正顽强地把胜利的希望送达彼岸。今天，我们走近人民画报社的领军人物、社长兼总编辑王景堂（以下简称王），倾听他对事业的追求与见解。

记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廖承志就提出了《人民画报》中英文版要分开，为何在1999年之前一直未能进行这项工作呢？当初使这项工作滞缓的瓶颈是什么？为什么您上任后认为这项工作非做不可？

王：画报中英文过去为何不分版，我不太了解，但我想这里一定有其苦衷与困难，因为我知道这是以前几任领导都想做的事情。人民画报原来只是中文定稿，同样的稿子分送不同的文版，甚至设计上都没有什么不同，这很难适应中外不同读者的口味。分版是为了解决读者针对性的问题。

分版后相当于增加了一本刊物的工作量。有人不免问经费从何而来。我们都看过表现石油工人业绩的《创业》影片，那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当时有这样一种思路，不能一谈事情就先要钱，我对下面部门也这样说：“你先把事情干起来，上面肯定是要支持的，干不好，即使有了钱也得停。”有的人利用项目多要钱，这不是一条出路，今年要多了，明年还有花完的时候。

现在我们中英文版是分开了，下一步，“外”与“外”还要分开，即使是英文读者，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对中国了解的程度也大有不同，因而还要进一步细化读者。分版后的效果，从读者方面肯定是要欢迎的，在经营方面也很见起色，我1997年调到人民画报时刊物很少有广告，分版后两会期间广告多得排都排不上。

记者：据悉，画报社目前已与韩国合作出版《中国画报》（韩文版）。现在您又在为创建俄文版而忙碌着。请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中国画报》是《人民画报》对外的刊名。本土化是外文局2004年一项大的举措，《人民画报》韩文版是由我方掌握话语权，由韩国人投资、韩国人发行的刊物，这在本土化上是一种尝试。中韩建交10周年之际，我们到韩国参加庆典活动，韩国大使表示非常赞成这个合作。现在这本刊物由刚开始3000多册的发行量，涨到现在年发行量近20000册，基本达到了局里给我们订的初级目标。前不久，赵启正主任指示，不要放弃这部分的韩文市场。因为生活在中国的韩国人已达到三、四十万人了。当然，以我们目前这样的合作方式也有操作上的困难，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与我们合作的韩国人有没有市场观念的问题。有时候想改变其中的弊端，但因为发行权在他们手里，我们鞭长莫及。

对办韩文版我是很有感慨的，我认为与韩国的这种对话一定要想办法继续做下去。我第一次到韩国是１９８８年，作为新华社的摄影部的领队采访奥运会。到了韩国，看到他们是很小的一个国家，但他们却发展这么快，现在回过头想，他们能早于中国20年举办奥运会，真是个了不起的举动。现在，许多韩国人已经纷纷走到海外“打工”了，他们正在积极参与海外市场的竞争。所以说，韩文版应该办下去，应该想办法与这样的民族对话。

对于筹办俄文版，我与许多人一样心里有种情结。毛泽东主席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思想”，十月革命的成功,点燃了许多人中国人的革命热情。当我站在卓娅（二战时期苏维埃保家卫国的女英雄）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等“名人墓”前，那种崇敬也是油然而升的，而俄罗斯沉郁深厚的文学艺术，也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我曾两次为筹办俄文版而出访俄罗斯，在部长级的会议上感受到他们也在呼唤这本刊物，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了解今天的中国，但大多是通过打工者的形象来了解中国的。而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也多少有些误差，以为前苏联解体后他们的社会就陷入了一种困顿不堪中。实际上，到了俄罗斯你会感觉他们在经济上复苏的很快，就拿路上跑的世界顶尖级的豪华车来说就有100多辆，人们的穿着也都很有修养，给你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起来，而且起来后就不得了。他们缺少主流渠道去了解中国的大政方针及社会主流风貌。现在俄罗斯又是我们邻国中最大的合作伙伴，虽然两国之间还有些需要逐渐沟通的问题，但利益合作是首要的，从外宣战略布局上也应该有这样一本刊物。

记者：过去《人民画报》有13个语种，其中就包括俄文版。在“恢复”与“创办”之间有区别吗？

王：这是不一样的，区别有三：其一，此次创办俄文版是按照局里的本土化的方式进行的，这本刊物要将编辑部前移到对象国，使其对读者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二，过去不管办什么刊物都是国家拨款，说穿了是先办刊物再找市场，这次投资方式是要争取夸国集团的帮助，产生出的效果要让投资人感觉到投资值了；其三，俄罗斯的国家建设近十几年来虽是一路风风雨雨，但从大局上看，他骨子里是不会附庸强权的。我们同他们交朋友也是对某些霸权主义的单边政策是个遏制。从以上几点看，俄文版是创办，而不是恢复。明年四、五月份我们要做出第一期。

记者：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您的名字，据他说，他当时是属于思维非常活泛的年轻人，他在外面冲锋陷阵的时候，您经常在后方给他解决困难。据说，画报社在干部的使用上是较早打破论资排辈的单位。今天走进画报社，让人从上到下感觉到一种活力，您对今天年轻干部的培养和使用有什么样的做法与见解？

王：哦，这不仅是我，当时部里其他领导对年轻人也是很放手支持的。就我个人来说，与年轻人相处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思想不保守，具有职业的敏感性，从语言风格上讲也更适合今天的读者，你刚看见的进来一下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刚到这里来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准备让他担纲做俄文版。对年轻人我有批评，但都是就事论事。我办公室的门总是开着的，他们进我门的时候无论是敲门还是忘了敲门我都是热情接待。大学毕业生到我们这里，如果你真有才干，两、三年就可以得到提拔，关键问题是他们要能上能下，干不好了也能承受下来的压力，过段时间有经验有能力了还可以再上嘛。我对年轻干部很少表扬，像原来总编室的主任那么认真工作的人，我也很少表扬，我常说，我不批评就是表扬了（笑）。

说起人才，我有点惋惜，画报社积累和培养了一些人才，但被调走的也不少，如果他们都还在，我现在就省事多了。

古人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现在是人到用时方恨少啊！发展事业人才太重要了。

记者：您是学英语出身的传媒人，在新华社摄影部做了多年的领导工作，又在澳大利亚工作多年，这样的经历对您在画报社的工作有何帮助呢？您认为在外宣工作的转型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干部？

王：您这个题目让我很激动，也想了许多。在新华社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到了新华社， 33年的工作经历中，有24年是在那里度过的。这其中，除到澳大利亚学习两年外，我没有脱离开夜班的岗位。说起来是个笑话，我都调到《人民画报》两年了，新华社在过节排夜班时，有的领导还脱口提到了我的名字。

如果不是组织调动，我是难舍新华社的岗位的，我与那里的同事有很深厚的感情。记得我刚结婚后，还没有房子住，有的人就是把宿舍腾出来给了我们夫妇，爱人临产时，可以说我在北京举目无亲，天上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医院外面徘徊。我们摄影部的郭主任带着部里的同事去看望我们，那个镜头和那种见到亲人般的心情，一生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说到这里他很动情）。

在新华社的经历使我打下了三个很好的基础，一是学会了发稿时你要站在应该站的立场上，具有了大局意识；二是一篇稿子发错了，你要层层做检查，培养了主人翁的意识，这使得我到现在也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三是使我具有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做画报社的领军人，我心里才觉得塌实。

至于现在外宣工作中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我认为，作为外宣工作者，还是应该懂一门外语，这不仅仅是为了交流，主要还在于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把握了一种外语后，具备了一种意识，就是转换读者角度看问题。比如说，你即使在北京办刊，你满脑子出现的也应该是外国人，如同你分别在信里给妈妈、同学或老师讲同一件事情，你的口吻会一样吗？如果是学外文的，这种读者转换意识会强一些。

另外，搞外宣的同志哪怕是走马观花，也要到对象国去了解自己读者的生活环境。有的人长期做外宣工作，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国家，那就会做出人家已经出丧事了你还会给送花什么的。另外，搞外宣的人最起码的要爱自己的国家，不能外国人喜欢你们国家的“小脚”你就给人家展示过去，你要有正义感，有爱祖国的情怀。

这几年，我们也想从外面吸收海归派人才，但有所接触后也发现，他们对钱的概念更强些，这不仅仅体现在工资待遇的问题上，更多的是渗透在他们方方面面的意识中，就目前我们外文局能给的条件，恐怕还一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建议与其说让搞新闻的人去学外语，不如让学外语的人去学新闻。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走出家乡后多少年连乡音都难改掉，这是他当年的语言环境造成的，而新闻社会学就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许多人对它都不陌生，学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些。

在网上看到王景堂编译的《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获奖作品》及《美国历届总统小传》和《美国摄影百科年鉴》等书时，那一瞬间，真以为是与他重名人的作品。现代社会对传媒人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知识的集纳与更新是无法在八小时工作时间内完成的。于是，听到他那句“最渴望拥有的财富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话时，就令人有一种感动。

记者：在大家的印象中，您是个工作节奏很快的人，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安排自己作息时间的？对画报社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打算？

王：当了领导后真体会到那种压力。有人说：“老王早晨上班背还是挺直的，下班，腰弯了”。以前在新华社工作时，经常给《摄影世界》翻译点文章，其中一本书还获得过文学奖。前几年我看见一本书叫《珍珠》，真不错……就动手翻译，翻译到一半了，老伴说：“你快别翻了，人家书都出来了”。到画报社后，就感觉时光流失的特别快，看到有一些问题，解决起来分身无术，有时候就想对局里说：“能不能开会别让我们一把手去了？”总想给自己多留一点处理问题的时间。

但说起来很遗憾，转眼到画报社快十年了，尽管有人说：“老王把中文版已经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但我仍认为，我在事务上忙得太多，对杂志投入得还少。我总在想，在退休之前要进一步巩固提高中文版的发行量，把俄文版的本土化做完，把韩文版在国内的发行搞起来。如有能力，再做一个《人民画报》的日文版，说到这里，我们有一个体会：原来《人民画报》有日文版，《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后来这两个文版都停了，按我们原来的预测，这两个文版的日文读者应该能够被《人民中国》这个老牌的对日发行的刊物整合过去，可事实不是如此，爱看《人民画报》的日本人未必就愿意看《北京周报》，反之亦然。

在全国２０００多家期刊评选中，《人民画报》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画报期刊界大奖”；有些在国内一些“小报”大把挣钱的摄影师，面对《人民画报》上的镜头，说他想进这样的单位做记者；这现象，使我们感到，这个历经半个世纪的老牌刊物，今天，仍继续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尽管，面前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也不能不承认，在强手如林的期刊市场上，是一定有路可供我们选择的。

记者：谢谢王社长能拨冗接受本刊的采访！

（文/本刊记者申宏磊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