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香港日本拘留营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攻香港之前，我在香港的英国报纸《南华早报》工作，同时义务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宣传工作。

日本开始进攻香港——当地人的说法是“挂风球了”——是在当地时间1941年12月8日早晨。

……

随着战局失利，我决定要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免被日本人抓走。

杨刚是一位女共产党人、新闻工作者，在奉行中间道路的《大公报》工作。我同她商量，她作了安排。我先用一个假名住进一家医院，再从那里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去。为了住院，我必须先成为伤员。因此吴大夫撕破我的裤子在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好像是给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带着这个伤口，我一瘸一拐地走进了附近的玛丽医院。护士长玛格丽特·沃森接收了我。我告诉她不能用我的真名，所以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身份”是一个美国传教士。

香港被日军占领时，我的病房里有受伤的军人，也有平民。在住院期间，有一次日本人对伤员进行检查，我差一点出大纰漏。吴大夫想方设法调到了这所医院，杨刚也来了，当上护士助手。他们告诉我关于帮助外国朋友出逃的安排。

但到了约定逃走的时间，医院的进出通道上塞满了日本卡车，日本兵蜂拥而至，押送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出院的伤病员到俘虏营去。同我约好的接头地点只要走几分钟就可到达，但我去不了。这样，整个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到了1942年1月底，所有病人都从医院转移到了收容平民的赤柱拘留营。营里共约3000人，我仍旧用“传教士亚历克·史蒂文森”这个假名，但我仍在想办法逃走，万一日本人查出我的骗局，那就不得了。

但到底怎么逃出去呢？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较好的办法。拘留所的难友范内斯不顾禁令，偷偷向海岸边细看，有一天瞥见了一条船，靠在一间供游泳者冲澡用的小屋旁，一半掩蔽在灌木丛中。这里的海滩曾有圣斯蒂芬学校的学生来玩过，这个学校的校园现在成了拘留营的一部分。所有船只都被运走了，只有这条船可能因为无主而被抛弃。此后，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自造船具和装淡水用的容器上，我们尽力筹集途中所需的物品。

范内斯经常在夜里勇敢地偷跑到海滩上去，把东西一件一件藏在英军防守时所挖的壕沟里。他还查出来这条船原来的主人给它起的名字“范达”。

1942年3月的一天，有一个也关在营里名叫汤普森的香港警官同我搭讪，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他同另一个朋友将在第二天夜间出逃，他知道有一条通向新界的路径，一路上有英军在战前密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都是出逃中用得着的。

我很犹豫。他这条路径也许是最理想的。但我们这个五人出逃小组怎么办？营里的警戒措施现在是很松的，但如果汤普森先生走了，日本人发现后必然要加强警戒，那么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我把全组的人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另外有人约我明晚一起走，如果大家同意也在明晚走，而不是像过去所想的那样等潮汛和风向改变，那么我就拒绝另外那个人的邀约。大家同意立即行动。

这样，那个晚上有两拨人逃出了拘留营，出发的时间是不同的，路线也不一样，但两拨人都获得了成功。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逃出赤柱拘留营了。

“范达”号的航程

我们五个人是1942年3月18日偷偷离开拘留营的。

我们将船驶向大屿山岛，这是香港外岛中最大的一个，但在那时是最不发达的一个。我们把船拖上沙滩，再尽我们力之所及，把它藏进灌木丛中。

我们筋疲力尽了。我们倒身在沙滩上，睡着了。

我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是岛上的渔民老乡，围成一圈，站在我们这几个人四周。我们很快就了解到，有一位年龄较长的渔民曾在英国和其他外国船上当过海员，包括航行于中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属于“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船队”。凑巧的是，我们当中的雷·奥尼尔也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他们相对微笑并拍拍肩膀，这些动作是显示劳工团结的纽带，有了它，事情变得容易多了。

负责带领我们的是村里的一位裁缝，他没有问我们要钱，我们带的钱总共不过两百港币，大家分用。当时带一个人逃出香港，通常要收500到1000港币，如果这个人在日本人的黑名单上，那就需要格外的小心，风险也更大，因此收费更高。现在我们这五个人都是日本人要抓的，但我们平均每人只能付给他们二三十元，为这点钱是没有人甘冒掉脑袋的危险的。这些朴实的、贫困的中国渔民老乡出手相救不是为钱，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古老的民族的爱国子孙，这是令人难忘的。

这一整天我们都躲在峡谷里，村民给我们送了几次饭。第二天傍晚，他们把我们安顿在一艘渔船上，船上有个棚子，我们躲在下面。因为洋流方向不对，他们不能送我们去大亚湾——我们希望到那里去是因为可以找到东江抗日游击队——只能送我们到澳门。

大约在清晨四时，我们偷偷地驶进了澳门的渔港——是位于后面的港口，不是正常航运用的前面的港口。接着我们上了岸，开始沿着岸边往前走去。突然，一个矮小、黝黑、胖胖的男人向我们快步走来。他看了我们一眼，说：“喂，你们这些老乡是从香港来的吗？”他一口美国口音，自我介绍说他是保罗斯神父，属天主教玛丽诺尔教会，这个教会的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奥斯宁。

凭我们这副脏兮兮、湿漉漉的样子，除了是逃亡者还能是什么别的人呢？因此，我们也不同他多啰嗦，只问他到英国领事馆怎么走。

“跟我来，”这位胖胖的神父说。

我们到英国领事馆按响门铃时，太阳刚刚升起。这位公务员名叫里夫斯，穿着睡袍，睡眼惺松，开开门让我们进去。

里夫斯向我们介绍了当地的政局，情况是不妙的。为了安抚我们，他说，“我想去同总督商量商量，把你们的户口登记改一改，改成不是从香港来的。”

我们有一个中国朋友萨空了，是一位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香港战事的末期，他给了邱茉莉一个澳门的地址。他说，“万一我们要经这个葡萄牙殖民地逃出去，这个地址会有用处。”

这是一位姓陈的医生的地址。我和邱茉莉就一起去找。接诊处的一位女护士问我们看什么病。邱茉莉说她的胃部不舒服，护士让她进了诊室。她照萨空了的嘱咐，对医生说，请他帮助我们从澳门出去。医生说：“那你得跟我弟弟谈。”那位弟弟看起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是位教师。他说，“好的，我们能想办法。”

一天傍晚，我们被带到岸边，上了一艘小船，划到一艘停泊着的舢板船上。

因为护送我们的人同澳门境外一处地岬上的伪军哨所秘密约定了通过的时间。我们的舢板船同其他的舢板船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在夜间，很难辨别，惟一的识别办法就是在约定的时间通过。如果我们不是按约定的时间通过，伪军哨所就会开枪。

当岸上向我们开枪时，子弹射向四周水里，我们望着船尾的舵手，以为他会蹲下去躲避，但他却站得更直，不住地喊：“快划！快划！”到了距离岸上哨兵不远处，可以彼此听到声音时，他喊了一句通行的口令，还带上几句骂人的脏话。射击停止了。我们过了关。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文/爱泼斯坦译/沈苏儒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责编：朱 静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