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小康建设，加强经济报道”，从表面看来是国务院新闻办对各路媒体的要求，其实也不尽然。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多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现象，已成为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元素。不管是爱好“大红灯笼”的文化也好，固守着“兵马俑”的梦想也罢，如万花筒般绚丽多彩的经济现象已不由分说地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中国古老文明对世界的吸引，是因为历史之船在当代中国的长河中漂流。

我们的经济报道应捕捉什么样的生活现象？国外的受众最希望了解什么？我们与受众之间有哪些隔阂可以沟通和互谅？这的确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了解、沟通、对话的平台。日前，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郭招金总编辑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国运兴，华文媒体运也兴

中国新闻社，是一家以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综合性通讯社，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哪里有海陆，哪里就有华人的足迹。中国新闻社抓住时机发起并主办了两年一次的“世界华人传媒论坛”，郭招金首先从华文媒体谈起——

华文媒体的兴衰与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近代中文报刊史走着一条在海外发芽，回到中国内地扎根，再从内地拓展到海外的曲折道路。他们在向内地传播西方知识、催生现代报刊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学者统计，190年以来，在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华文报刊，累计总数达到4000多种。东南亚许多国家过去几十年间对华文媒体的政策几经变化，生生灭灭。以前，印尼政府严格禁止华文报刊的出版发行，现在仅那里就有九份华文报纸。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发展确实都对华文媒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人身在海外，最能感受中国经济盛衰对他们产生的影响。现在，华商经商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对华文媒体来讲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目前海外华文报刊有500多种，华语广播电台70多家，华语电视台几十家，网络媒体则难以统计。

分布于世界的华文传媒机构，他们掌握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丰富资讯，他们比今天刚刚走出国门的同胞更了解所在国的法律、人文环境和市场运作的规律，同时，他们对母语国的文化又有着深切的感情。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海外华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在对接的基础上对话

与国际社会沟通和对话，要先了解沟壑在哪里，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有的沟不排除有些对手因利益所在刻意挖掘；有的沟是因为隔膜而造成的，这是需要在了解的前提下谅解与宽容。

长时间以来，由于文化差异，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出现误读，需要媒体通过对大量事实的报道不断加以说明，以消除误解。郭招金列举了下面一件事情，阐释有些误解背后的基础原因——

大家都说华商勤奋，善于储蓄，我看这与我们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关，一看地图就知道，中国沙漠和丘陵较多，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很少。正因为我们的资源匮乏，普遍有危机感。不像南洋本地人他们一生没有储蓄也能过活。比如，他们种红薯可以不分季节，随收随种，而中国收播四季分明。有位香港出版集团的总裁就讲了这样一件他亲身遇到的事：一次他到东南亚办理公务，在一座城市里遇上了堵车，久堵不畅，他下车后，看到有两个当地人蹲在地上看堵车，他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时间观察堵车？答：昨天上班了，够吃一个礼拜的了。这两个当地人接着反问：你们中国人兜里有那么多的钱，还奔忙什么呢？这就是生存背景不同造成的隔阂？

再比如，在西班牙的中国鞋城被烧，人家西班牙的鞋子做了几百年了，祖祖辈辈都干这一行。 发生“烧鞋城”事件的埃尔切城，位处西班牙内陆山区，即使是现在，也山路蜿蜒，满目荒凉，不到那里，你很难相信著名的“欧洲鞋都”竟会诞生在那里。在这有20万人口的城市里，90%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制鞋业生活。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风水轮流转”。突然之间，几代埃尔切鞋商创造的西方制鞋业神话，就被“东方之龙”破灭了。几年之间，中国鞋如潮水般涌来，“价廉物美”、“品种繁多”，让埃尔切人既目瞪口呆又愤怒， 四年时间里，埃尔切向美国出口的鞋子数量减少了50%，同一时期，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鞋子增加了120%。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当地人已经失去了2500个工作机会。这愤怒，来源于当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针对中国政府或针对华人社会的战略手段。

还有人说，加入ＷＴＯ后出现了负面效应，即我们遇到了对中国实施的反倾销。其实，冷静地想一想，这种摩擦是中国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的一般性问题，而不是人家跑到中国的市场给你制造麻烦。因而对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积极地寻找新的对话方式与途径，这方面媒体要承担对舆论的引导责任。

理性的对话也有利于解决国际问题。过去，在南洋，华人掌握了一个华人圈的商业网络，形成商帮。华人在所在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无政治地位，华人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不够和谐。一旦当地发生重大事件或经济问题，华人往往成为“替罪羊”，历史上多起“排华”事件就是这样产生的。一旦出现“排华”事件，华人跑了，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慢下来了，当地政府就调整对华人的政策。马来西亚对华人的政策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对华人进行一些限制，比如，强制性地要求华人的企业要让出去一定比例的股份给当地居民。总之，迫使你“以强带弱”，马哈蒂尔就是用这种方法，使华人财富与当地人分享的同时也保持了和平共处。总之，华人要和当地土著居民共同努力，共建和谐社会，这符合华人长远的根本利益。

现在国际社会在“人权”、“环保”、“独生子女”等问题上仍有不解与隔阂，我们要看到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报道面对新的环境，要在新的环境背景下进行沟通与对话。

传统的报道路子应该改进

突然某一天早上，中国大量的财经类报刊就跃入了读者的眼帘。这些媒体人立下了要把自己刊物办成中国《华尔街日报》的壮志。在经济新闻已成为人们追逐热点的西方社会，政府及所有的CEO在抉择点什么的时候，都要听听华尔街的报纸说些什么。当新兴的财经类媒体在市场上争雄的时候，中国传统的经济报道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无论是绕道而行，抑或是浮光掠影似的报道，都使我们面临着失去“话语权”的危机。

传统的经济新闻买方市场在哪里？新的财经期刊为何会吸引那么多并非财经专业人士的眼球？什么样的经济报道才是读者最爱？郭招金也有着他的深入思考——

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的角色不一样。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媒体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媒体最基本的功能是向外传输中央的声音，把中央上层的意志贯彻到基层，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团结一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舆论氛围。通过问卷调查，得知普通老百姓知道中央决策80％是从媒体上知道的。这与西方不一样。西方媒体号称为“第四种权利”。中国媒体总的来说，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每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都重申党管媒体的原则，要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们媒体报道由四大板块组成：一是政策报道，二是成就报道，三是典型报道，四是重大主题报道。之所以要强调以正面报道为主，我理解这是由于我们与西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不一样所决定的。我们确实有一个要唱响主旋律，把握舆论导向的问题。

对外经济报道长期以来包括两个方面，即政策报道和成就报道。但坚持主旋律，不意味着经济报道的简单化。目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有三年，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多。亚太经组织专家预测，2005年亚太地区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中国经济增长不会低于8.8%。2004年年底，中国与东盟十国达成了“十加一”框架协议，也就是说，到了2010年，中国将与东盟一起建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中国改革开放激活了人们的热情，像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这样的人物都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气，柳传志敢和国际品牌合作，而不怕吃掉；就连陈久霖这样在金融市场上惨遇滑铁卢的人物，最初也是根据他的独特判断、做一宗很大的石油期货交易，结果，亏了5.5亿美元。现在大量中国资金已成为重要的对外投资力量，许多华侨现在正在把侨乡的资金引向国际市场。

中国经济地位上升牵动着整个世界，对中国政策引发的一些细微变化，国际金融市场反应都很强烈。如不久前中国的银行利息上调0.27%，就使全球上市的钢铁股亮出暴跌绿灯，新加坡和美国的股市也都应声下跌。过去，加息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现在，中国的经济变化牵动着许多人的利益，因而他们需要更多的资讯。面对变化着的形势，我们只讲成就，只谈政策就不够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有不少新闻发布会，美国布隆伯格新闻社的记者及其他海外记者都反应说，他们最关心中国政策及各种数据。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需要理财了，每个人都是经济小主题，他们的关注点与传统时期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报道必须创新，所有的报道中经济报道改进空间最大。

有深度的报道要丰富和严密

而新型的财经类报刊是把白领分了阶层，他们面向的是经济实体中的白领，这部分人想对社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阶层比政府执行系统的人数多得多。现在有知识的国民一般都会关心些股市新闻，不仅关心新股上市，还关心中航油的背景新闻，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追到陈久霖的家乡去挖掘新闻。对此郭招金说——

陈久霖出事前是个英雄，海外人士把他当成“亚洲经济的新领袖”，他的家乡人也崇拜他，因为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可以有几个点去挖掘。比如，与陈久霖相关的“走出去”的战略是怎么回事情？有多少企业家走了出去？作为读者不仅想知道结果和结论，还想了解陈的个性对事件形成的影响及中国对企业监管情况。

再比如，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好像是一个行业的事情，行情的升降与老百姓个人生活无多大关联，外国人更不关心写字楼价格的涨跌。但现在，楼市的跌涨与中国各项经济指标有关。从楼市就可以比较出北京、广州、上海的投资环境。前段时间，北京有某地区因外国商务公司从写字楼迁出，就引起那片地区“人气儿”的跌落，这都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媒体如能根据“一叶知秋”的线索继续深入，用水银泻地的方式严密地包围一个话题，就能一层层深入，直至挖掘出许多现象背后有价值的新闻，这样才能满足方方面面受众的求知欲望。至于我们的工作，需要新的知识补充，看新问世的财经报道，你就会感到这是搞传统的经济报道的记者写不出来的，但又是市场需要的。当然，使大家明白道理很容易，但做到位就需要有个过程。首先管理者思想意识上要保持敏感度。至于未来的工作安排，经济报道的分工模式要改变，过去是分部门，而财经报道一般来说是分专业板块。总之我们对外报道要创新。传统报道思路要坚持，中国各项政策和成就报道要加强，要改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拓宽报道视野，加强对股市、楼市以及贸易摩擦等公众关注的财经新闻的报道。现在看来新闻也是术业要有专攻的。过去大多数传统的经济报道的路子是记者分头跑部门，可能会仅仅拿点材料就回来，在电脑上改改就可以发稿子。而实际上新闻不是这样就可以拿到手的，大量的具有新鲜感的、有深度的新闻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头。

在访谈的最后，郭招金总编辑得知本刊记者将要采访龙永图先生，他说，加入世贸组织后，让国人开始明白，必须把城墙拆掉，按国际大家庭共有的生存方式生存，这是不可更改不可逆转的选择。中国历史上长期处在农耕文明阶段，是个封闭的社会，13年入世谈判告诉国民一种生存方式，中国必须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必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认为这是中国加入WTO 最重要的意义。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所受到的市场冲击，比我预想的少多了。融入世界经济首先就是要拆掉禁锢思想的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龙永图是个功臣。一个人一辈子干成一件这样的事情就足够了，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国人。 （责编：周 瑾 供稿：《对外大传播》）

中国网 200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