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同陈云、叶剑英等党内几位老同志交换过意见的邓小平，约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经济的谷牧同志。谷牧这位山东荣城出身的共产党的干部，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是共产党雪藏在张学良将军麾下的地下党员，共产党政权下的第一任济南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上海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尔后，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经济建设委员会的主任。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冠以资产阶级当权派，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和批斗。文革中，生产停滞，经济萎缩，周恩来总理点将抓经济，谷牧得以解放。周总理鉴于自身的健康状况，有“托孤”之意。他意味深长地对谷牧说，国务院的工作，你多抓些。但是，谷牧刚召集了一个不到半天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国务院会议，就被四人帮以破坏革命的罪名，批判了三天。

小平和谷牧见面，心照不宣，话题直逼中国的未来。他们共同的结论是，中国已沉疴宿疾，非动大手术、非改革无药可救。这次交谈，两位政治家形成这样的共识：不能再闭关锁国，要尽快开放，学习国外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小平还要谷牧先派员到国外考察取经。这时，两位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要考察取经，最理想的国家，非同属东方文化圈、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莫属。

改革开放这等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等一的大事的决策，毕竟不同一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来不得半点草率，中国已经不能再拿历史的光阴做游戏。步骤、章法可以尝试，政策、路线是绝对不容出错的。经过深思熟虑，小平决定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之机，亲自到日本走一趟，做一次实地考察，把握这个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的第二号经济大国的脉象，敲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百年大计。

中日两国自1972年田中首相访华，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两国间先后签署航空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渔业协定和商标保护协定。正是这种信赖的关系，促成了小平访日。

10月的日本，秋高气爽，天气也好似有意欢迎中国的来客。小平一走下专机的舷梯，便被清新的空气，恬静的氛围，优美的环境吸引，这与想象中的马达轰鸣，尘烟滚滚的传统工业国的形象迥然不同。

小平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是10月22日至29日。访问的内容异常丰富，重点十分突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换文仪式，会见日本政治家，约见老朋友，考察日本经济。同福田赳夫首相进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参观的企业有新日本制铁所君津工厂、日本汽车座间工厂、松下电器门真工厂，等等。

小平对日本由饿殍遍野、百废待兴的凋敝状态，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壮举，大为赞赏。他说，日本只用了7年，经济水平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仅用25年，就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了不起。

行程不及过半，小平已对访问的成果极为满意。他更加坚信自己改革开放的思路是对的。同时，面对世界发展的形势，更有一种紧迫感压在心头。飞驰的高速列车上，日本记者问小平此时的心情，小平假思索地说：“好像后面有人拿着鞭子赶着我走啊”！此时的小平，他的心早已飞回祖国。涂绘中国发展的蓝图，他已胸有成竹。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千年来的亲密交往，中国有名句古话，朋友可以选择，邻居不能选择。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周总理就今天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说了这样一段话：“两千年的友好，半个世纪的对立，几十年努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正是站在中日友好两千年的历史上，吸取近代史血的教训，化干戈为玉帛，用法的形式回固两国友好关系的。

日本对小平的访问，给予元首级最高的礼遇。小平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天皇就会见了他，并设午宴款待中国代表团一行。天皇对小平说：“两国悠久的历史中，充满令人自豪的美好交往，但也有不幸的事件。”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天皇第一次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间接涉猎战争，并使用“不幸”一词。也是天皇第一次甩掉官内厅准备的稿子，用自己的语言对外国领导人表达心迹。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大意义，超出我们的想象。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我们要以向前看的态度，建立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10月25日，小平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高度评价日本之行，高度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他直率而风趣地说，“我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日本早有蓬莱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之药，这次访问，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

当有记者问到中日间未决的钓鱼岛问题时，小平充满乐观地说，“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一致意见，但下一代人一定比我们聪明，到那个时候，一定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表明了先搁置的包容处理意见。小平关于搁置领土纠纷，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中日关系、发展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局着眼的战略思路，为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理论财富。

取经团东渡、中国决定以日本为模式发展经济

回到北京的小平，同党内主要领导沟通，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辩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掀起的。

小平很快同谷牧碰头。并询问派人到日本考察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怎样了。赴日取经团的人员组成经过严格筛选。要求既有经济头脑，又有政治敏感；既有实际经济领导能力，又有宏观决策的能力。

中央对他们的要求是，就地学习，就地消化，立竿见影。所谓就地学习，就地消化，立竿见影，就是要代表团在日本边学习，边总结，回国前拿出报告，回国后马上派上用场。

代表团名额限定为20人，在日本考察的天数是一个月。中央钦定袁宝华为团长，邓力群为顾问。

代表团堪称精英荟萃，有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文革前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叶林，有刘少奇主席的秘书宋季文，还有刘昆、张彦宁、马洪等经济专家。

团长袁宝华更是名声赫亮。他出身名门北京大学，参加过12·9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从50年代初参与东北地区重工业发展起，就与经济结缘，出任过共和国的第一任物资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

东渡出发的日期定在10月31日，即小平国回的第三天。

有幸的是，时任人民日报驻日记者的我，有机会同使馆商务参赞吴曙东等人随代表团一起活动，目睹了改革开放前夜，他们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

这个取经团，与历次访日团不同，采取的是听课与蹲点相结合的学习、考察方法。他们请日本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已、都留重人、馆龙一郎、下村治、小宫隆太郎等人，从理论上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脉胳；还请经济企划厅次官宫崎勇、国土厅次官下河边淳等官厅经济学家，从实际操作上讲解战后日本经济的运行、产业政策。

取经团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日本有代表性的大企业。在重点企业，他们至少呆上3－5天。听企业领导讲课，看生产流程，交流企业管理经验。白天听课参观，晚上整理笔记，总结所得。

日本没有午睡的习惯，简单的午餐过后，便又开始快节奏的工作。代表团的成员晚上梳理材料，往往睡得很晚，而且这些同志不少在文革中受过批判，刚刚被解放，没有午睡实在难熬。但是，大家还是咬牙挺过来了。一次宋季文同志上厕所，坐在便桶上就睡着了，路经厕所的人，听到鼾声才发现了他。

12月1日，取经团完成在日本的考察回国了。很快他们就拿出一份报告。这份有观点、有实例、内容翔实的报告送到小平手上，小平看过，劳顿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百年大计在这次会上通过，中国天亮了！

1979年12月，北京已步入寒冬。但是，中日友好的热度却不断升温。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率大来外相等人访华。访华期间，大平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再次重申，全面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表示愿意在经济、教育、文化等广泛领域，提供物资和人力方面的资助。中日经济合作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2月6日，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大平正芳首相。大平问，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小平脱口而答：翻两番。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小平翻两番的设想，无疑是受了日本倍增计划的启发。大平首相衷心祝愿中国成功，他也愿意看到中国经济腾飞。因为他相信邓小平，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历史是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今天，当我们如期完成经济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向着新的翻两番目标挺进的时候，对已经故去的小平，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最好的，我想就是用实际行动，继承他的遗志，建设好中国，建设好中日友好的大厦。（供稿《人民中国》杂志）

中国网 2005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