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关注‘两会’是因为它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前景，体现了中国未来一年的大计。
无论是在代表或委员的驻地还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无论是万人大礼堂灿若星空的穹顶下还是在大会堂的39级台阶上，“两会”期间，到处都能闻到新闻大战的硝烟。
临近三月，中外记者无不厉兵秣马准备参加2005年3月5日和3月3日分别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如何报道“两会”？“两会”报道中涌现出哪些新形式和新内容？怎样的“两会”报道能起到绝佳的宣传效果……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分别走访了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网、《人民画报》、《青年记者》等多家媒体的近十位上过“两会”的资深记者和编辑，以期给即将上会的记者一点借鉴。
老百姓不再满足于 “三段式”的文章
虽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对外对内报道共同的追求。但是，媒体在“两会”的报道中，局限于会议程序的报道居高不下仍是不争的事实。
新华社对外部记者肖红正在紧张地“备战”2005年“两会”。她说：
“因为‘两会’报道中涉及的内容大多属于宏大沉重的政治话题，容易脱离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一开头就是“谁走进了大会堂，大会堂的气氛是和谐的、热烈的……”或者“某某人说了什么”，今天，老百姓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三段式”的会议报道。随着近年来媒体对于新闻事件解读方式的转变，各路媒体开始报道一些与普通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这些报道在受众中产生了比较好的反应。”
新华社对外部综合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周效政对此表示赞同，他补充说：
“写好一篇稿件，要把‘官气’打掉，不要太空洞、太专业，不要动不动就拿‘恩格尔系数’吓唬人。老百姓关心什么啊？和自己有关的东西。你把减免农业税放在头版，老百姓就爱看。大谈房地产泡沫、反腐败问题，看上去挺大，大家也关心，但是教育乱收费问题，老百姓是不是更关注些？和大家的生活紧密相关啊。”
身为对外报道的一名“排头兵”，周效政认为:
“世界并不关注‘两会’本身，就像中国老百姓不关心美国的议会开了几次会一样。有些内容对美国人是新闻，对你可能也是新闻，但有些内容对你是新闻，对美国人可能就不是新闻……这些我们都要考虑。”
“像今年‘两会’上江泽民将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并交由人大审议。这条消息在国内读者看来，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对于国外读者来说，它意味着真正的新老政府的交替，对内不能大做文章，但如果对外不报道这条消息，国外媒体就会猜测，说‘新华社保持奇怪的沉默’。”
“再如，反腐败报道，国内老百姓天天盯着案件的发展，你一说谁谁谁，他们都知道。像成克杰案件，虽然这属于以前‘零敲碎打’的报道，新华社必须有一篇总结性的稿件，比如一年内有六七名高官被‘双规’，他们都是谁，一一列出，让外电转用我们稿件时，不用再到资料库找。”
虽然我们身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上网什么资料都能找到，但是身在中国和身在海外的读者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积淀不同，必将造成两者关心的话题不同。因此，他们认为今天采访的“两会”记者对一个问题必须深入浅出，把话说明白，才能让受众爱看。
此外，“两会”报道对于新闻事件或现象的背景、大环境的了解和纵深解读仍然相当不足。即使添加了背景，很多也是简单的回顾历史，而不是进行动态和有见地的分析。
《青年记者》杂志编辑王力刚谈到：
“能够参加‘两会’报道，对一个记者来说，往往象征着一种政治荣誉。但和国外媒体报道重大政治活动的新闻相比较，可以发现国外的媒体记者更专业一些，非常注重新闻纵深方面的挖掘。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尽管不同，但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看，也是有一些可借鉴之处。比如，在‘两会’报道中，我们的报道往往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字，尤其是GDP，而忽视了这些数字后面所隐含的社会现象。我们在报道某一位与会代表时，通篇文章看下来，只有该代表在会议现场上的发言，给观众的印象模糊，常常是不知道这个代表是第几次参加两会，提过什么议案。”
深追基层新闻亮点
“两会”上每天的简报是一摞一摞的。信息量大，新闻线索也很繁杂，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发现新闻线索，这对记者和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案是各路媒体关注的重点和热点，《人民画报》杂志的上会记者在翻看大会简报的时候，发现贵州代表团小组讨论中提到“宪法修正案初稿来自基层，自下而上，两下两上”，仅短短的一句话引起了他极大的注意。凭着记者的敏锐，他很快找到了贵州代表团询问详情。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团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贤永正好是“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参与者。通过采访他，才弄明白“宪法修正案”是各地方根据中央《关于征求对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通知》，它是先基层再上报再下基层讨论。从这样一条也许称不上复杂的路线图上，却可以感受到在《宪法修改案〈草案〉》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诚意。
《人民画报》摄影记者徐讯说：
“当时龚贤永主任手里有一份发言稿，就是他临来北京开会时，在贵州出发前的会议上的一份讲话稿。于是，在人大会议召开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记者在代表驻地楼下的商务中心花了八块钱，将这份手稿复印下来。这份反映人民意志是如何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手稿成为了本刊的独家新闻。”
“再如，山西申纪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消息，我们是2003年1月18日知道的，这是她第十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召开之前采访她，正是因为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的制度，人大代表更是民心的选择。过了春节，我和中文版编辑部主任李莉娟就去了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
当《人民画报》2003年第3期上刊发了这个3500字、22幅图片、12页篇幅的特别报道时，恰逢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申纪兰迅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台风眼”，成为各大记者追逐的热点人物。这组文章也被《北京青年报》等多家报刊转载——这不仅宣传了申纪兰，也宣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突破程序报道
正如业内的一位领导说的那样：做“两会”程序报道是国家级通讯社的职责，“开幕”、“闭幕”类的程序报道和解读、分析新闻类的后续报道是1和0的关系，程序报道是前面的1，后续报道是后面的0。如果程序报道做不好，后续报道做得再出色，就等于没有前面的1，后面跟上再多的0都是没意义的。
对此，周效政说：
“即使是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应该把受众最关注的内容放在导语里，而不是泛泛而谈。外国受众对于‘两会’中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的认知仅仅限于类似于美国议会的一个权力机构所做的一年一次的总结性发言。因此，对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报道不能简单处理为气氛如何热烈，或许国内受众很想了解现场的氛围，但是对于不了解‘两会’情况背景的外国媒体，如此套用模式的做法不可取。”
“我们对外部在处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重点关注了英文稿件中‘军费上涨17%’的内容，《华文报》、《侨报》等境外媒体纷纷转载。如果新闻报道方式没有改革，仍然将这种备受国外媒体重视的消息埋在冗长的大会报告中的做法，实在非常可怕。”
但如果只是单纯做程序报道，那与大会公报有何区别？身为涉外媒体，必须分清职能，在程序报道上有所突破。
中国网英文主管陈超也认为：
“我们常说有些‘规定动作’是不能少的，是必须做，不能缺席的，但在此之外，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些‘自选动作’，找到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而且我们会就一个问题进行系列的采访，力求把问题谈深、谈透。2003年‘两会’上我们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个重点，记者就找了东北三省的几位书记，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全方位的报道。”
记者要抓鲜活的东西
开“两会”，年年都会有老话题和新话题。
周效政说：
“重要会议中涉及到的问题都是热点，这就更考验记者在会上发现新闻的能力。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取消农业税’一条，虽然新华社对外部早先做过很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道，但先期策划时，我们准备的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合作医疗保障’的策划。当时，在会上的记者就很敏感，同时采访了同组的代表和专家，并作了历史纵向的比较，写了一篇《告别千年的皇粮国税》。”
“‘两会’是一场精英的聚会，对于热点问题，他们的评论很关键也很重要。在‘两会’上，这些社会的精英将回顾过去一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讨论近一年甚至两年的热点问题，包括宏观经济、民主与法制、反腐败、司法公正、科技、医疗保险、再就业，还有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人民币的汇率是升还是降等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反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问题关系也会有所涉猎。”
“上‘两会’，脑袋空空可不行。有闻必录，那只是素材收集者。对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在做前期策划时就开始调研，哪个话题值得关注，某一话题应该找谁来谈……力求将那些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内容都在‘两会’报道中一一体现。”
徐讯是较早参加“两会”报道的《人民画报》摄影记者。他从1993年参加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到2002年参加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和十届一次、二次会议。见多识广，一张口就是有关“两会”的段子。他也认为：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受到关注，中国‘两会’披露的信息预示中国未来经济走向。像《人民画报》做‘两会’报道一般情况下会连着做两期，除上会记者采写的稿件外，还会在当年的第三期杂志有一篇特别报道。内容一般是预测当届‘两会’的热点，提前作相应的专题报道，或许是提前对可能上‘两会’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代表或委员进行专访。”
预期的热点没有出现，或是关注的重点有了最新发展，如何及时调整采访计划？这是接受采访的记者谈得最多的话题。中国网英文主管陈超说：
“代表来自各个基层，所带的提案更是来自方方面面。有时我们以为的重点发生了偏离，或者出现了新的热点和重点，而我们手头的资料没有准备那么充分，这个时候，在‘家里’的编辑就会及时与我们前方记者沟通，告诉我们有哪些重点是新出现的，有哪些重要线索是值得去追的。”
周效政补充道：
“记者在‘前线’看不到全面的情况，但编辑就应该综合新闻走势，组织、指挥报道。做一篇‘人权入宪’的稿件，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关注的问题就不同，‘富起来’地区的代表就关注如何保障人权，他们说‘我们关注的是选举什么样的村官，而不是温饱’。所以编辑在处理这一话题时，就要听听西部代表说什么，再听听东部地区的代表有哪些提议。记者在现场，抓住鲜活的东西了，编辑在新闻中心处理起来也就方便。”
对内对外报道方式有差异
关注“两会”的外国媒体越来越多，外国记者自己采写的新闻报道也多了起来。同样是总理的新闻发布会，外国媒体编发的稿件因为加入了很多被人忽视的小细节，而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
周效政说：
“比较中外记者对‘两会’的报道，许多外国记者更能够客观地叙述问题，注意思想内容的平衡，观点注意不是一面倒，虽然文章中有着自己的想法，也会选取大量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采访内容，但同时他们也会选择不同观点的表述，争取做到客观、全面。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以前外国媒体报道‘两会’有所限制，不能旁听，得到消息比国内记者晚，只能用国内记者采写的消息。往常我们把会议放在前面，在信息垄断的时期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今，我们和外国媒体同时拿到政府报告，你再先谈开会啊，热烈的气氛啊，然后那么一大段下来，军事、外交等等国外受众感兴趣的、关注的重要内容埋没在其中，让别人慢慢找，这就不行。”
直接用英文写作，按照英文的思维习惯写稿，是新华社对外部和中国网英文部对记者的基本要求。周效政说：
“不是说我们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只是用海外媒体容易接受的方式处理稿件，把虚的、空的，有水分的内容挤掉就行了。”
“你把对内的稿件直接拿来翻译成英文，就能发现问题的关键，有些国内读者觉得不需要解释的东西，拿给国外受众看，就必须在文章中加入相应的说明，可能一篇一千字的稿件，翻译完了，成了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稿子，也有的中文稿挤掉水分只剩下五分之一的。”
中国网的“两会”独家稿件虽然主要由中英文写成，但很多都同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等多种文字同时发布。中国网陈超介绍说：
“可能有人认为翻译会轻松一点，其实不是这样，翻译别人的稿件，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考虑受众的想法，然后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这种想法很好地表达出来，这叫‘二次创作’。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够很好地理解原作者的意图，如果没有领会，就只能机械翻译，很没趣。如果是自己采访、写稿，就有所不同了。因为采访的时候你会带着自己的意图。”
正如许多记者所言，“外电愿意转载你的文章就是涉外媒体的胜利。没有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很难想像的。一旦外电愿意使用你的文章，乐意知道你怎么说的，那就占得了传播的先机”。因为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肯定是添加了背景，作了相关的解读，甚至加上现场采访内容的。如果外国受众不能从你那里看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就可以完全不理你，直接从国外媒体上摘抄内容，或者自己选一个角度来写文章，很可能另外选取的角度是负面的，这样给中国传播事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责编：雪 石 晓 蓉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5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