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我们能听到不少外国记者操着流利的中文就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发问。
“两会”历来被视为中国人的家里事，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两会”的大门也向世界打开了。2004年，首次允许欧洲议会议员旁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就在刚刚结束的2005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北京市政府也邀请了很多驻华使馆的官员、境外媒体记者列席旁听和采访，并及时印发了英文版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稿。境外媒体记者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又一举措，他们热切希望这一进程不要停下来。
去年“两会”上会的中国媒体记者有2500名，外国媒体采访“两会”的记者也达500人。他们关心的是哪些问题？他细致的报道的。
以下是这几家境外媒体关于2004年中国“两会”的报道统计。
我的同事愿意记录中国
在一些外国人眼里，中国的“两会”已经不只是电视里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一个接一个的报告和新闻发布会了。一位在北京经营了三年西餐的法国人说，每年“两会”的时候，餐馆都会把电视调到“两会”的频道上，“这是我们给中国顾客的固定服务”。
“两会”越来越吸引外国记者的目光，谈到为什么愿意来中国报道今年“两会”时，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孙传炜说：
“我已经参加过三次中国‘两会’的报道，我认为，今年‘两会’热点的问题将会是《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国‘十一五’计划，我个人非常关注中国下半年会不会有重大的政治调整。新加坡有很多商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两会’上的议题都比较重要，信息量大，读者非常关心中国政府的政策……《联合早报》希望今年能够多申请到一些上会名额，我的同事们都愿意到中国来。”
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记者Ralph Jennings先生是美国人，中文名字叫唐宁思，他说：
“2004年，我首次参加了中国‘两会’的采访和报道，我的座位在人民大会堂三楼，是外国媒体记者的席位，我是从上向下看中国‘两会’的。我去年最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军队预算。我认为中国‘两会’很重要，我的北京同事们都认为有些报告是很有意思的。每年‘两会’，总部都从香港和台北两地派记者来参与深入报道。”
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分社社长高赋文说：
“我虽没有参与过‘两会’的报道，但今年我准备亲自去采访，因为今年会有更多更有意思的议题。我们非常关注中国政府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和颁布，尤其是关于私营企业的最新政策法规。因为‘两会’中颁布的任何法规都会影响商业和投资，所以，我们会特别关注。我们也很关注台湾问题，不过，我们会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方面。另外就是这件事情是否会影响到两岸的商业关系，因为台湾在大陆有很多投资，我们也会关注台商们的反应，台湾和大陆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还有经济上的利益，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华尔街日报》是惟一一家在台湾有全职记者的美国媒体，这就使我们既能从大陆的角度看问题，也能从台湾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们对‘两会’的报道可能会更加全面、深入。”
左眼“瞄”着中国媒体
记者在采访曾是外交部发言人的章启月女士的时候，她曾说过：当外国记者从正规途径听不到信息时，会自己去找消息。近两年，“两会”的新闻中心里，中国人大网、新华网、中国网等网站中的资料非常丰富，向媒体及时发布着“两会”的信息。中国有哪些新闻媒体的报道最能吸引他们的眼球？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孙传炜说：
“我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一些周刊和报纸有关‘两会’的报道做得相当出色。例如：《南风窗》、《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报》、《经济观察报》和《新京报》等等。这可能和这部分媒体面临着市场化的压力有一定的关系，他们采写的大多是大众关心的问题，所以就能够吸引读者的眼球，我从中也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日本共同社》记者唐宁思说：
“我比较喜欢浏览《新京报》、《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北京青年报》，这几份报纸都是北京出版的。由于我所在的共同社是日本最大的通讯社，需要24小时发送最新消息，所以我更关注日报上的新闻和信息。”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高赋文说：
“我个人认为，《人民日报》、《中国日报》和《北京青年报》做得比较好。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多给我们一些方便，让我们能够采访到更多的代表。”
在“两会”现场，中国记者和境外媒体记者的采访方式有一定的差别。当一名媒体普遍关注的代表出现时，国内的记者都想获得独家新闻，总是将代表围个水泄不通，像一个圈似的随着代表在移动。而此时，境外记者却没有扑上去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们大都在旁边仔细观察这名代表的身体语言，他们会在会上观察这名代表聆听报告时的表情，审议报告时的认真态度，小组发言上的种种神态……境外记者的报道往往是从代表身上很小的一个点入手，加上深入采访，背景资料和诸多专家的预测与分析，这样完成的文章是以点带面，往往颇受读者好评。而国内媒体的报道往往是从一个很宏大的场景入手，采写的文章可能只说明了一个小点，有的甚至还不是读者想知道的那个点。
对于中国媒体“两会”的报道，外国记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孙传炜说：
“我认为，中国的受众是非常关心‘两会’的，‘两会’上的政策和议案是和中国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我希望中国媒体能报道更多的实际内容，不要集中于一些官员的讲话上，更不要把视点都放在几位焦点代表身上。我采访过很多官员，他们只能简单地谈一些问题的框架……中国媒体应在事前多收集信息和资料，再去采访相关代表，将信息准确地向外传达出去，而不仅仅是报道‘两会’的召开时间和哪些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些程式化的消息。”
日本共同社记者唐宁思说：
“希望在‘两会’期间，中国媒体能更贴近读者，就老百姓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报道，这样会更吸引读者，不要回避太尖锐的话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高赋文说：
“希望中国的记者能走出去采访，坚持自己的报道。对一个记者来讲，只有访问到更多的人，收集到充足的素材，才能写出更好的报道。”
右眼瞄着“流动代表”
大部分外国记者都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代表是在“听会”，而没有真正留出时间来审议议题。境外媒体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大厅的休息室里采访代表相对容易，那些经常出来休息的代表被称为“流动代表”，这可是外国记者的一个发明创造。
外国记者还谈到，在大会堂的休息室里，环境的宽松使代表们放松了一直紧绷的神经，与媒体交流起来十分顺畅。在大会堂的台阶上采访代表往往也都很成功，但外国记者觉得这样采访有些不雅，他们还是希望“两会”期间，组织者能给代表们更多的自由来接受记者的采访，而不是整天开会，他们希望在采访方式和时间上更自由一些，而不是被统一“安排”。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孙传炜说：
“中国的‘两会’和外国的议会比较接近，中国‘两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年定期举行，代表们有一定的时间来沉淀议案。此外，‘两会’的每一个议案比较完整，关系国计民生。”
“在采访中，我感觉退下来的官员和经济界人士比较好采访，官员则有一定的难度。不过，我们理解他们，如果天天接受采访，真是一定累死了。我听说，在小组分组讨论时，代表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尖锐，辩论也十分激烈，但是很多代表面对外国记者还是不愿多说，这会让人认为‘两会’是一个清谈的场所。我认为，很多直接参与制定政策的代表们，如果没有机会将他们的理念和公众交流，这将是一个弊端，其实多和外界说明情况，建立一个互信、理解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共同社》记者唐宁思说：
“美国的会议是开放的，哪怕是普通市民，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去旁听市、州议院的会议和联邦的会议。中国虽然有13亿人口，但让普通民众旁听‘两会’并非难事。如果可行，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申请的人会很多，但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我最喜欢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采访代表，十分方便，90％的代表都愿意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我还可以录音、做笔记，代表们很愿意就当年的热点话题作一些适当的评论。”
关注“两会”各种提案
很多外国记者在“两会”期间都采访过中国老百姓，发现他们对“两会”寄予了很多希望。老百姓正通过代表们的议案来解决一些和自己实际相关的问题。“两会”高高在上的形象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不久前，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各地深入民间征询议案。
日本共同社记者唐宁思说：
“我希望能了解到‘两会’的提案都是由哪些部门提出的，代表们是否支持等等。此外，我觉得应该全程直播‘两会’，尤其是分组讨论会，这样可以让当地的百姓看到自己所在地区的代表提出了哪些议案，让民众切身感受到代表是否在为他们说话。”
“我觉得去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很好，符合中国的现状，比较全面，尤其是中国农村问题被放在了最重要课题的位置。另外，‘修宪’看上去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宪法并非一个具体的法律和规定，要使宪法得到遵守还要有具体法律条文，要看对宪法落实得怎么样。像去年‘人权入宪’这一问题，但条款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太笼统了。我希望能有一些实例，比如，某一地方官员以法律条文为工具来解决一些当地的具体问题，用解决后的实际情况来说明‘人权入宪’这一法律条文那就更好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孙传炜说：
“因为我采写的经济报道比较多，因此我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近两年提出的‘经济过热’和‘弱势群体’这些问题。新加坡的民众最想了解中国政府对一些热点问题的态度。去年‘两会’，我采写了《中国防止经济过热》、《7％的目标透露出的一些信息》、《中国政策解读》等文章。”
“‘两会’期间，难得有很多官员聚集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就某一问题听到相关代表的议案。例如，‘振兴东北’可以请东北三省的省长一起召开新闻会，畅谈他们的想法，‘艾滋病问题’可由公安部、卫生部、河南省长一起安排记者采访，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沟通与报道，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媒体改变境外读者对中国某些问题的看法。此外，代表分组讨论时，我希望允许外国记者参与旁听，我可以多了解一下各种提案，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
在采访中，境外媒体还特别谈到，几年前，要想从代表口里套出一句话，是不容易的。在经过2003年的“非典”之后，中国媒体变得大胆了。温家宝总理后来说得非常好：“各地政府要接受新闻界的监督。”现在看来，境外媒体也希望这样做。（责编：周 瑾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中国网 2005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