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外文局50年——回忆录》收录了王作民的《我所知道的杨承芳》一文，隔着那些印刷字体，我们能从那流畅、激扬的文字中触摸到作者对同事、对事业的深情。王作民于1949年参加国际新闻局工作，1984年从外文局离休。曾任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但这个简单的履历不足以涵盖她光彩照人的一生，正如外文局常务副局长郭晓勇在给王作民的老战友张彦的复信中所言：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他们夫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饱受误解和不公正待遇，也对党的外宣事业痴心不改……他们才华横溢、业务精湛，以独到的见解对外介绍着中国。
正因为如此，当2005年元月10日，89岁的王作民与世长辞时，如同当年她的先生、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成同志离世时一样，使了解他们的人在情感上受到碰撞。现将郭晓勇、张彦及王作民女儿段东平等文章略作剪辑转发。
郭晓勇致张彦同志的信
张彦同志：
您好！
您1月18日写给我的信及随信寄来的王作民女儿段东平《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和您的《最珍贵的是真情》两篇回忆文章收悉。记得两个多月前，您在参加了今日中国杂志社中东分社、拉美分社成立总结汇报会后，也给我们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为此，局长蔡名照同志委托我专程去您家拜望，当面听取您的意见。您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外宣工作及外文局的历史情况，对我们正在实施的三项改革举措、外文局的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回来后，我向名照同志作了汇报，并把您介绍的情况和所提的意见整理成文字，在各位局领导之间传阅。您的意见引起了局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您这种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对昔日的战友一往情深、对外文局的发展时时牵挂的朴素而高尚的情怀，让我们非常感动，也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我再次向您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您及东平同志的回忆文章，我拜读了几遍，很感人、很亲切，让我更加深切地了解了老一辈外宣工作者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品质，也让我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了解了外文局的历史。段连城同志是外文局的老局长，几年前就过世了，我未曾谋面，与王作（也借用你们习惯的“昵称”吧）也只有两面之交。但此时此刻，这对外宣夫妻的音容笑貌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他们对党，对祖国满怀赤子之情，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际，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冲破重重阻力，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投身于火热的外宣事业，即使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饱受误解和不公正待遇，也仍痴心不改；他们才华横溢、业务精湛，以独到的见解对外介绍中国，对于我国外宣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杰出贡献，很多著述成了对外宣传的典范；他们纯真质朴、淡泊名利，对物质生活从不奢求，对于组织上提供的有限的待遇总是感到非常满足，甚至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也要求从简。两年前，在我刚刚到外文局工作的时候，曾慕名登门拜访王作老。她当时谈得最多的是他们夫妻当年回国的经历和一生的“外宣情结”。当问到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时，王作老的回答很简单：“没有。”这种高尚品格和敬业精神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人们不应忘记历史，更不应忘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发展史。我们的外宣事业之所以有今天，正是靠一大批执著于党的外宣事业的前辈们用一点一滴的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这其中既包括刘尊祺、杨承芳、段连城、王作民等已经作古的前辈，也包括像吴文焘、林戊荪以及您这样的依然在为党的外宣事业奉献余热的老领导、老同志，还有其他默默无闻、辛勤耕作的一批老外宣人。当年你们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超群的业务能力、忘我的工作精神，克服了诸多今天难以相像的困难，架起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开辟了新中国外宣工作的新篇章。你们不仅为我国的外宣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走向世界的。与你们从事外宣工作的那个年代相比，我们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于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从事外宣事业并做出辉煌成绩的老一辈外宣人，我们更心存敬仰和感激。老同志不仅是外文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外文局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党的外宣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党的宝贵财富。名照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我们党的发展史，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外文局的历史，尊重老同志也是尊重我们个人的成长史。”既然党把我们放在目前的位置上，我们就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也不会辜负老同志的期望，要在政治上尊重老同志，在思想上关心老同志，在生活上照顾老同志，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为老同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努力使老同志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度晚年，是我们现任领导班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近些年来，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外文局的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是一定能够通过改革和发展加以解决的。当前，外宣事业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和压力。如何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实现外文局事业的新跨越，使我局在党的外宣工作大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去年，我们开始启动外宣书刊本土化、做大做强出版社、企业股份制改革三项改革举措，并且取得了较明显的进展。实践证明，这是使外文局摆脱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前进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需要劈波斩浪，不断克服困难。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得到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坚信，只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外宣工作大局，充分依靠包括离退休老同志在内的广大干部职工，坚持走改革和发展之路，我们外文局就一定能够走向新的辉煌。
我已将您及东平同志的回忆文章推荐给《对外大传播》杂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到你们那感人至深、情真意切的文字，使更多的人能了解老一辈外宣工作者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格。在全党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今天，老一辈外宣工作者身上所蕴涵的这种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怀，不就是我们身边的生动教材吗？
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就要到了。我谨代表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祝您和全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郭晓勇
二○○五年一月三十日
郭晓勇常务副局长（左一）于春节前夕看望张彦同志
最珍贵的是真情
文／张 彦
听到新世界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王作民同志病逝的噩耗时，虽然不是完全意外，因为高龄的她老化多病已经很久了，但是我和老伴仍然心情十分沉重，为之哀伤不已。她的女儿东东怕我们年纪大了受不了，坚决不让去八宝山给她妈妈送别。现在，我们只能默默地为她祈祷：祝福她一路平安地去到那一片净土上与她朝夕思慕的老公段连城同志重聚，这也是她多年来的夙愿。
我是1949年9月2日从香港到达当时的北平前门火车站的，同来的是在香港《中国文摘》英文杂志的同事车卡（即车慕奇）、沈野、康凌和作家萧乾一家人。我们第二天就到设在南河沿一个四合院里的国际新闻局筹备处上班，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满腔热情刚刚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段连城王作民夫妇。我们虽然素昧平生，但一见如故。我们对于如何进行对外宣传，在言谈中很快就发现彼此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因此，在创办新中国第一个外宣刊物《人民中国》英文半月刊时，我和老段成了最密切搭档，下了班还经常到他家聊个没完没了，以至引起他的夫人、当时在编撰处工作的王作（我们总爱这样昵称她）的反感，甚至有时遭到她的“逐客令”。不过，这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主人，实际上又很欣赏我们俩位那种工作狂精神，有时也忍不住加入了我们的热烈讨论，并且往往有独到见解。
从此，我们两家几度成为邻居而且结为莫逆之交。在随后几十年风风雨雨历史中，我们都有过意想不到的不平凡的悲惨经历。但是，无论谁在遭遇困境，彼此却都深深地互相牵挂着，从来没有对对方失去过信心。最难忘的是七十年代初期，我和老段都在河南干校接受“改造”，所不同的是我是被全家扫地出门送往上乐村接受再教育，他是在干校连部参加劳动。实际上，他当时的处境比我还要困难，他身体有病但又不能不去参加劳动，王作又已被江青一伙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秦城监狱。两个女儿想来看他，他又无法接待，只有靠我们向村里老乡临时借了一间屋子才算实现了他的愿望。一次，老段来村里看望我们，为了给他虚弱的身体补养一下，我的老伴特意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加鸡蛋，他一口气都吃光了。那时候，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互相支持，却不允许只字议论我们都困惑不已的是是非非。1973年初，我的爱人裴毓荪因为要被她所在学校结合进革委会提前调回北京。老段不能来送行，还特意写信表示“因一番心愿无法当面表达而引以为憾”。在这封怀着深情下笔写的信件里，他特别指出：“我之所以坚持称你‘小裴’，一则是寓念旧之意，再则也是对你今天的评价。忙工作，管家务，孜孜不倦；对学生，对同志，热心热肠。望你把这种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的精神带回去，发扬光大之。”末了，他还保证：“我相信，北京见面的时间终会到来，而且不会太久了。我将努力工作，坚持学习，保重健康，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决不蹉跎岁月。”
老段才华横溢，下笔不凡，是众所公认的。他对我国对外宣传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的卓越贡献，对于后来者而言，至今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范本和宝贵教材。他之所以被领导一再提拔，自然绝非偶然。可惜，把他放在“外文局局长”这个矛盾焦点集中的“第一把手”位置上，实际上是毁了他。既用非所长，又让他饱受煎熬，其结果是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知之者，无不为之扼腕。
王作是七十年前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革命者，又是美国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高才生。但是，为了为新中国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长时期来，她心甘情愿地做着具体的编辑翻译工作，丝毫不加计较，而且一向以工作认真和严格要求著称，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年轻人无不赞赏不已。“新世界”本来是外文出版社的一家专出外国人写中国书籍的出版社。自从独立出来成立中外文并茂的新世界出版社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就包括传奇人物依思雷尔·爱泼斯坦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在创建这个独特出版社的历程中，中英文造诣都很深的两位女领导人陈休征和王作民，是功不可没的。她们的业绩一时间传为佳话。66岁的王作民，在美国转了一圈，写了一本《美国万花筒》，成了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但是，最令人敬佩的，还是她对革命人生的严谨态度。她从1968年被诬陷迫害关进监狱，备受折磨达五年有余，却始终没有向诬陷者低过头。特别是出狱以后，不仅对党没有半句怨言，反而提出了入党要求，并且实现了她多年希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愿望。
在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里，老段和王作的经历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彼此间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有着像海一样深的感情。对于当今的年轻人，也许这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老段的过早病逝，是对王作最沉重的打击。自从六年前王作亲自将老段的遗体送进火化炉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到，她已经染上了一种思念综合症。这些年来，她无时不在思念着与她的终身伴侣重聚。于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以至深夜起来梦游也是在寻找老段。
现在，老段和王作终于又重聚了。他们虽然因此离开了我们，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富有真情的灿烂形象，永远锁定在我们心间。
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
文/段东平
尽管母亲生前一再吩咐，她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丧事一切从简，不要麻烦单位领导和同事、亲友，但因母亲原单位外文局和新世界出版社的领导及她生前好友，坚持要为她送别，我们还是举行了一个简朴的告别仪式。
母亲走了，她留给我无尽的思念与回忆，这几个夜晚，我辗转床侧，难以入眠，母亲平凡而可敬的一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昨天父母生前好友张彦叔叔打电话询问母亲的丧事情况，他让我写写母亲，并答应给我帮助。在张叔叔的鼓励下，我决定写写母亲。尽管我文笔不佳，但还是期望以此寄托女儿对母亲的崇敬和哀思。
母亲幼年时期正值军阀连年混战，她从小就随家人到处逃难，未能系统地接受中小学教育，但聪颖好学的她 16岁就考入浙江大学。在浙大，母亲结识了胡乔木等同志，第一次接受了进步思想教育，并积极参加了驱赶反动校长的活动，因此被校方除名。为了躲避反动政府的追捕，她不得不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其后，母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并在蒋南翔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及一系列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后母亲辗转到达重庆，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党组织，但她一直与邓大姐和陈舜瑶同志（宋平同志的夫人）等保持联系，并尽力为党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47年母亲从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待核），并考取了公费赴美国留学，她当时专程到重庆的红岩新村请示邓大姐是否应该去，邓大姐说，去吧，新中国成立后，党将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 7月，刚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母亲得知上海解放的消息，她和父亲怀抱着只有6个月的姐姐，毅然和其他一些爱国青年一道登上了开往祖国的“戈登将军号”轮船。由于当时祖国的海岸线已被美国军舰封锁，同船的进步学生纷纷拿出自己的钱物，父母也摘下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恳求船长设法将轮船在中国靠岸。历尽千辛万苦，父母最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由于母亲沿途过度紧张劳累，致使奶水完全中断，可怜的姐姐从一个白胖娃娃变成了瘦弱多病的孩子，这令父母心疼不已。尽管如此，返回祖国的那一刻，这些爱国热血青年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啊！
我永远记得母亲讲述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他们的激动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母亲说当时只任凭泪水纵情流淌，因为祖国母亲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中华民族终于推倒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封锁，我党急需向世界发出我国的声音，急需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支持和同情中国。在美国学习新闻专业的父母很快加入到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他们充满理想和激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母亲将姐姐交给保姆照顾，从不因为家务影响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l年我国决定派遣赴朝谈判代表团，父亲被党组织指派前往。当时母亲正怀着我，但她毅然支持父亲赴朝工作。后来母亲回忆说，那时父亲的信息只能通过信使传递，很久才能受到一次。她拖着两个孩子，还要工作，那种艰辛不言而喻。待到父亲调回母亲身旁工作时我已两岁半了。每每问到母亲当时的感受，母亲只说非常惦念父亲。父亲为我取名“东平”即是期盼东方尽快和平。
从美国归国后，母亲一直在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工作，她先后在该社多个部门任编辑和翻译。母亲对待工作勤勤恳恳、精益求精，并且经常加班加点。我记得儿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节假日父母能不加班，带我们去公园玩玩，但这点愿望却大多会变为奢望。
谈到母亲，我想最该说的是她在文革中的经历。当时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妄图打倒一大批党内老干部。由于母亲在 30年代就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与周扬、胡乔木等同志有过接触，江青一伙为诬陷这些老同志，妄图通过母亲的“口供”陷害他们。面对这些荒诞的无稽之谈，母亲横眉冷对，给予严厉驳斥。这激怒了江青及其同伙。1968年5月13日母亲被强行押解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长达五年零七个月的铁窗生涯。其间母亲饱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她经历的苦难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但我可敬的母亲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始终不肯在任何诬陷栽赃的文字材料上签字，表现出母亲性格中最可贵的浩然正气。
1973年11月，母亲重获自由，她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随后母亲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当时问母亲，文化大革命中您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依然对党初衷不改。母亲回答我，如果你看到当年黄浦江畔帝国主义列强租界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从十几岁就敬仰共产党，对党的感情有如少女的初衷。
母亲从秦城出来时已超过退体年龄，但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人才，外文局领导同志又邀请她回外文局工作。此时的母亲又焕发了青春，再次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她所挚爱的工作中，后来，母亲担任新世界出版社副总编辑，参与翻译和编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为文革后国家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复苏尽了一份力量。
1982年至 1983年，母亲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推荐，由美方出资，赴美各地采访，并写了一本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风土人情、社会、政治等内容的书。当时母亲已66岁，但她欣然接受了邀请，只身赴美一年，不顾年事已高，行程数万里，走遍美国南北东西，广泛接触美国社会，深入了解美国各个阶层的现状，收集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第一手材料。回国后母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以优美、流畅的文笔，将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写成了一本名为《美国万花筒》的著作。此书出版后受到广泛赞誉，国内许多知名报刊予以介绍。《北京晚报》连载刊登，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好评。母亲这本书后由我父亲段连城翻译成英文出版，同样得到了众多外国读者的好评。
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人品的高尚，她一生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除近年患病外，她一生没住过医院，有了小病就自己买点药吃，从不要求公家报销。她总说国家给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已经很多了。母亲晚年腿脚不好，但她尽量不向单位要车，最不愿意的是给单位添麻烦。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绝不许占公家便宜，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拿了她书桌上的几张公家稿纸写作文，她发现后严肃地批评教育了我，使我至今不忘。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也令我深深感动，她比父亲年龄大，但父亲长期体弱多病，母亲为治好父亲的病真是竭尽心力，而且从无怨言。母亲是个无私的人，她总是考虑别人多，却很少替自己打算。
母亲走了，但她对祖国的爱，对事业的爱，对亲人的爱永驻我心。
女儿段东平
2005年元月15日
（责编：宏磊 谭 震 供稿《对外大传播》杂志）
